南都周刊：天堂路上的少年教养所

　　老鹰抓小鸡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游戏中孩子们可以任意挑选扮演老鹰或小鸡，而鸡妈妈的角色永远属于柴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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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国红检查孩子们的指甲是否干净。《四小天鹅舞》是柴国红为他们编排的节目。

解教出去的孩子总是要给柴国红留下些礼物，有他们自己做的工艺品、叠的纸鹤或幸运星、自己设计的卡片等。

聊起烹调课上发生的事情，柴国红与小宝都开心地笑了。面对柴国红，孩子们都没有戒心。

　　当脱下写着“少教所”的衣服走入人群中时，他们和普通的小孩并无区别：单纯，未经世故。

　　他们大多身世堪怜，缺乏关爱，因此一切皆无所谓，甚至是杀人。

　　他们曾经有罪，但依然是个孩子。

　　当他们重新踏入复杂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2006年3月，记者走进北京市少年教养所，记录下他们生活的片断。

　　旁边的女孩骂骂咧咧，小宝突然伸出手，掐住她的脖子。女孩连挣扎的时间都没有，慢慢倒在地上。

　　小宝背起书包，继续走在上学的路上，心里很平静。

　　村口开来了警车，许多警察下车带走了小宝。那是2004年的11月，小宝从此离开了家，离开了村子，因为猥亵杀人而被送进北京市少年教养所，收容教养三年。

　　那年，小宝13岁，正在念初一，那个女孩8岁。

　　一个狠心的少年，一个凄惨的故事。在北京市少年教养所中，小宝不是唯一这样令人可恨的一个。

　　他们抢劫、放火、杀人，脸色不变。可当他们玩起游戏，叠起纸鹤时，眼中分明还闪现着童真和稚气。只是，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有着普通少年不多见的沧桑。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曾经有罪，但依然是个孩子。在北京一条叫做“天堂”的小路上，一道紧闭的收缩铁门、高高的钢丝网和砖砌的高墙，把他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

　　小宝的孤独

　　小宝掐死女孩的事情发生得很平淡，村里没有闻到血腥味。小宝走了，女孩没了。生活还像以前一样。

　　不过，村里的人都说，“谁也看不出这孩子会杀人，100个孩子轮着排，也排不到他。”

　　他们都是北京大兴郊区人，一个村里长大。小宝是个内向的孩子，平时不爱说话，从不骂人，也很少和村里的野孩子玩耍。

　　小宝的父母天不亮就去卖菜，家中有一个哥哥，他们更偏爱这个长子。本该受到亲人爱护的小宝，沉默地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洗衣服，打扫卫生，炒菜、炖肉、烙饼……放学回来以后，弱小的小宝在灶台上忙来忙去，而他还不到一米五。

　　小宝没有什么朋友，来往最密切的是初中同学小勇。一个寡言少语，一个多嘴多舌。小勇很喜欢去小宝家玩，一到他家，就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见到好吃的吃，好玩的拿。小宝说：“你不要这样。”小勇破口大骂，“你妈逼……”总是这样。仇恨蓄积在小宝心口。

　　被掐死的女孩是小勇的妹妹，凶蛮比起哥哥有过之而无不及。三个孩子一起玩时，小勇和妹妹轮番辱骂小宝。小宝没有还嘴。表面上，他们仍然是不错的小伙伴。

　　那一天，小宝去上学，走到村口，经过小勇家，女孩在门口，一见到小宝，起了劲似地骂。他们一边走，耳边全是女孩刺激神经的叫骂声。“真讨厌！”小宝心想。路过小树林，周边有一处小房子。四周无人。小宝不要再听了，他逼近女孩。她瘫倒在房子边。

　　整个过程小宝一直很平静，只有当警察来带走他时，才感到有点紧张。

　　3月28日，瘦小的小宝细言慢语、笑嘻嘻地说着，似乎在讲一件与他无关的普通小事。他脸上疙疙瘩瘩的，分辨不出是痘痘还是疤痕。

　　“当时女孩骂了你什么？”

　　“就是脏话。”

　　“你什么反应？”

　　“生气。”

　　“你很容易生气吗？”

　　“以前生气老憋着。”

　　“把人掐死了，你怎么想的？没有感觉？”

　　“嗯。然后我就上学去了。”

　　“你性格挺内向的。到少教所以后，有什么变化？”

　　“现在开朗多了。交了很多朋友。差不多都是我的好朋友。”

　　“在这里，对学习有兴趣吗？”

　　“挺有兴趣的。”

　　“平时看书吗？”

　　“看。小说，科幻，传奇。”

　　与记者的对话，小宝都只用三言两语作为回答。脸上看不出他心里的任何想法。

　　冷漠少年

　　柴国红说，刚进少教所时的小宝，歪着脑袋，眼神迷茫，充满了敌意。

　　扎着马尾辫的柴国红是少教所一大队唯一的女副队长，48岁，两年前从女子劳教所调到少教所，这是当年北京市劳教局的一项人性化改革。

　　而在少教所，多的是像小宝这样的少年。

　　小郁是柴国红管教下的一个孩子，不久前刚解教出所。2002年轰动一时的某网吧纵火案，他是纵火者之一。

　　小郁的父母离异，他跟着奶奶过，不上学，成天泡在网吧里。那年的6月16日凌晨，13岁的小郁和另外三名少年，用汽油点燃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某网吧。原因是那么的简单：因为网吧老板不让他进门，小郁一怒之下，决定报复。火灾导致了多人死亡，但小郁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

　　刘强长得十分文静，可谁会想到他用斧头砍死了一个70岁的老汉？

　　“刘强的爸爸是酒鬼，(今年)元旦刚喝死了。”刘强的父母离异，平时喜欢上网。有一天没钱上网，正好邻村的老头到村里串门。晚上，刘强和另一个少年跟在老头后面，一人拿一斧头，当场砍死了老头。只从身上翻出三十多元钱。

　　案子当时没有破。有一天，刘强和几个小兄弟喝酒吹牛，吹谁做的坏事多。刘强说：“你们牛什么，我把人杀死了，你有我牛吗？”这桩血案就被他自己稀松平常地抖落出来。

　　少教所一队的50多名少年，性格各异，但多数都来自冷漠、贫困和充满暴力的家庭。有一个孩子，父母没事就打架，父亲揍母亲，他跪在地上都拦不住。为了寻找刺激，他就出去打别人，往死里打。

　　他们被家庭和社会遗弃，从仇恨到麻木，对自己身上的血债毫无恐惧和内疚。

　　“六七岁的孩子，没了爹妈，扒火车，流浪，在垃圾堆里捡着吃，在大桥洞底下睡觉，但凡有点帮助，不至于到这种地步。跪在地上求人，爷爷奶奶给点吃的吧。饿了三天，眼花缭乱，腿打软，怎么办？干脆和小哥们一起干吧。”柴国红苦笑着，“他们真是可恨，也真是可怜。”

　　虽然长年和劳教人员打交道，在柴国红的内心深处，却有一处非常柔软的角落。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孩子，生病的孩子也是孩子，犯了错和罪的孩子同样是孩子；这些特殊的孩子需要重新再来的机会，一方面是自己去争取，同时也是要社会和大家不放弃他们。

　　触动和改变

　　柴国红有许多礼物，都是解教出去的孩子离开前送给她的工艺品、叠的纸鹤或幸运星、自己设计的卡片等。

　　小郁也不例外。走之前，他给柴国红留了一段话，附了一首小诗：“您的笑容像春日的阳光/您用阳光般的温暖/呵护着我们这些小草/您是我心中的妈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对少教所的男警员，孩子们都称呼队长或所长，只有柴国红，他们叫阿姨或在心里喊她妈妈。柴国红的同事刘队长说，柴国红更多的是在生活上照顾孩子，情感上关心他们，那种母爱的温暖是男干警无法给予的。

　　在少教所里，这些天真未泯的少年们，或多或少寻回了一些家的感觉。尽管，少教所依然与世隔离。

　　从繁华的北京市区去少教所，车子得拐许多道弯，人烟渐渐稀少，才终于开到狭窄的天堂路上。天堂路上只有三处机构：天堂公墓、戒毒所和少年教养所。

　　少年教养所的外表却和普通中学没有太多的差别。楼的外表涂成了温暖的黄褐色，左边是教学区，右边是孩子们的宿舍和管干警的办公室。

　　大楼的门前是一片开阔的院子，种了柳树。春天的柳树刚刚发芽，细嫩的树枝在大风中摇摆。紫色的室外健身场所，也和普通的居民小区一样。门口有一些休息用的石桌石凳，周围还装饰上了石制的大蘑菇，童趣可鉴。

　　一大队里有十间宿舍，每间宿舍约十平方米，全部朝南，窗户很大，阳光完全照射进来，室内明亮整洁，窗台上摆着几盆鲜花和绿色植物，梦想照进了现实。

　　一间宿舍有六张床，六张连着的小桌子。床上没有床单，一层薄薄的绿色垫被。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天花板上是两个小吊扇。桌子下面的格子里，放着少量的书，有《孤岛访谈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罗马的兴衰》和《川菜家常菜》。

　　走廊里贴着马克思、康德、谢觉哉的名人格言。大厅里有一台四十多英寸的大电视。

　　北京市劳教局每年对少教所的投入至少几十万。

　　这些犯了错的少年，在这里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不似家，却胜似家。

　　少教所自编教材，为孩子们开了爱国主义、法律、心理等七门必修课，辅助课程和普通中学必修课一样，有英语、语文、电脑、美术、音乐等。

　　为了让孩子们回归社会后有一技之长，少教所增加了厨艺课。一个星期上一次。孩子们特别喜欢学厨，但只有表现好的，才有机会去跟食堂的孙大师傅学习炒菜。干警说，少教所里已经创造出了几道特色菜，蒜焖排骨，入嘴即化，回味无穷；糖醋鱼块，外焦里嫩，酸甜适中。

　　在孙师傅的手把手调教下，孩子们出去后，至少可以多一条生路。

　　操场边有一块菜地，孩子们学会了种菜。收获的季节，他们脸上会浮现出普通孩子的天真和快乐。

　　孩子们每天6点起床，洗漱完毕，六点半出操。7点吃早饭，早饭里有鸡蛋。八点半上课。12点吃中饭。然后午睡1小时。下午或者出操，或者学习。吃完晚饭后，集中看新闻联播，看完后干警要提问。晚10点准时熄灯。散漫惯了的孩子，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柴国红说，少教所里每周可以打一次亲情电话。每个月准许家人探视一次。节假日加餐。过年包饺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

　　老鹰抓小鸡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他们可以任意挑选扮演老鹰或小鸡，而“鸡妈妈”永远属于柴国红。

　　柴国红有几本黑色的硬皮本，每一个孩子走出少教所之前，都会在上面给她写下感激的话。

　　“马上我就要离开这个大家庭了，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要真有您这么好的妈妈，我一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我叫您一声妈妈。我真的有好长好长时间没有发自内心地叫一声妈妈了。”

　　“在我来到这以前，我所想象的劳教所和地狱一样。在这里没有感情，只有冰冷的目光，讥讽的语言，野蛮的动作。但是到了这里，见到善良的队长，和谒(记者注：应为“蔼”)可亲的柴阿姨，我感动了。”

　　“妈妈，我又多了一个在我心里最美丽最漂亮的好妈妈，可以说我从小就缺少母爱，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个很孤单的人。”

　　孩子们的落款都是“永远爱您的儿子”。

　　生日

　　3月28日这天，刘强和另外一个孩子过生日。柴国红买来了蛋糕和饮料，十几个孩子聚在一间宿舍里，为他们庆祝。蛋糕上的奶油过于新鲜，柴国红怎么切也切不成块。

　　在记者的目光下，孩子们有些拘谨，没有人唱生日歌。队长一个个点名，让他们对寿星说些祝福的话。他们说的最多的是：“祝你出去后，找份好工作。”“找份工作，孝顺父母。”

　　小宝在十几个孩子中显得特别小。他一直躲在旁边，非常腼腆，只说了句很简单的祝福的话。

　　分完蛋糕后，孩子们没怎么吃，把蛋糕抹在别人的脸上，也抹在柴国红的脸上，花花绿绿的。

　　他们以前很少过生日，有泪光在眼里闪动。

　　他们也笑，但笑容有些僵硬。又长大了一岁，走出少教所后，他们又会重新坠入到不可知的生活里，未来的路在哪里？

　　已经离开少教所的小郁当然赶不上小伙伴的生日。少教所的少年在离开后，经常会给他们的“柴妈妈”发短信，小郁却音信全无。柴国红心里一直记挂着他。

　　“父母把下一代全耽误了。小郁对生活总是没有信心，挺黑暗的。有了这个案底，没地方上学，也找不到工作。奶奶没工作，家里到现在赔偿受害者的钱还没赔完。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她说。

　　这些命运悲惨却又作恶的少年，离开少教所后也许又将流离失所。因为家庭还是那个家庭，社会的拒绝可能更加残酷。

　　有的人出所后，更加无力地飘浮在世上，像断了线的风筝，自生自灭。

　　他们曾经有罪。从小就没根没底，长大后会走向何方？记者 陈黎 北京报道 郭铁流 摄(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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