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谈“319案”背后：我的角色只是鉴识物证

　　美国著名电视频道Discovery所属亚洲电视网2005年12月25日起开始播出《台湾人物志》，首批入选了对台湾发展有杰出贡献的6位民间人士。图为被誉为“现代福尔摩斯”的入选者李昌钰12月15日在台北出席首播仪式。作者：宗金柱

　　中新网4月1日电美国第一位华裔首席刑侦鉴识专家李昌钰31日晚在做客CCTV-4《今日关注》栏目时，再次就台湾“319枪击案”谈及了自己的看法。

　　谈及自己在“319枪击案”中所处角色时，李昌钰表示，我的角色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鉴识人员，一个刑案通常我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现场处理。第二物证鉴识，第三刑事侦查，第四是动机起诉。“所以我的角色只是鉴识物证，跟刑事侦查抓人动机没有关系”。

　　鉴识报告从未说陈义雄有罪无罪

　　李昌钰说，我大概收了2万多件以上的信件，90%都是很满意，同意的。我们的鉴识报告是对事实负责，是只讲物证，我们的鉴识报告没有提到陈义雄三个字，很多人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硬要给拉进到陈义雄，我的鉴识报告从来没有说过陈义雄有罪没有罪，这是很重要的司法程序，我们只看物证，一个人有没有罪，一定是法律的程序以后才能够决定。

　　此外，李昌钰也指出，鉴定报告和最后关于嫌犯陈义雄是否有罪无直接关系，这是因为鉴识报告主要是看两颗子弹、两个弹壳，以弹追枪，然后再以枪追人，这是一个新的侦查基本常识。而鉴识科学就是要让物证讲话，有多少物证讲多少话。

　　质疑声音一：伤口高度

　　对于前不久台湾有民间人士质疑李的报告中没有给出陈水扁和吕秀莲伤口高度，李昌钰表示，当时到了台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陈水扁的伤口，而最重要的，他的伤口在哪里，同时他裤子穿到什么程度，他伤口距离裤带有多远，然后高度是多少，然后我们看他的伤口虽然缝起来，长度是多少，然后看一下伤口是不是那边质疑说美工刀划的，镭射刀划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根据医院提供给我的照片。

　　李昌钰说，我处理过很多枪伤，假如子弹直接打进去，就是90度进去，是一个圆孔，假如子弹斜着进去，它就是椭圆形的。假如子弹平着擦过去，就是擦伤，但是子弹的威力不够，打到身上的时候就是打伤，并没有打进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情形。

　　陈水扁这个是擦伤并不是子弹打进去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不是枪伤。至于高度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当天他穿什么鞋子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去的那一天他的高度并不影响到太大，除非陈水扁像姚明那么高，或者是小侏儒，小侏儒的时候枪伤就不会插到肚子上了，就插到头上了。假如姚明那么高，枪就插到脚，不会插到肚子，真正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只是豆腐里面找到渣谈一谈，其实高度已经量过了。很多人都量过了，原来在警察队也量过了，我们后来量的高度并不代表当天他的高度。

　　质疑声音二：子弹从车外还是车内打入

　　在被问到有质疑说子弹是在车里面打，而不是在报告中所说的从车外打进去的时，李昌钰表示，这个子弹我们计算了是车外面打进去的，假如在车里面就是近距离的射击，近距离的射击身上就有火药燃余物，因为一个弹壳里面有很多火药，火药打到局部点的时候，火药立即燃烧，因为里面的压力就出去了。但是很多火药并没有完全燃烧，所以这个火药也跟着出去，假如近距离在伤口上，在衣服上我们就能够找到燃余物。所以并不是一个近距离射击。

　　质疑声音三：陈水扁口袋里的硬物

　　对于有人质疑李的报道说排除陈水扁自导自演的可能是因为案发时发现陈水扁在车里，他的口袋里面有疑似手枪的硬物。李昌钰说：“我当时不在现场，假如我当时在现场这个案子早就破了。假如现场指挥官立即封锁现场就没有后遗症了”。

　　李昌钰表示，现场是最重要的，现场有什么证物我没有看清楚，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并且也没有看到陈水扁有没有硬物，穿衣服照片是平面的，身体是立体的，至于有没有硬物我不能答复他。“这个是从哪里来，有没有直接的证据，假如有硬物没有硬物我怎么答复，科学不是完全黑，也不是白，在我没有答案之前我不可能给答案。有人说有硬物，有人说没有硬物，哪个有真实的证据说有硬物，还是没有硬物”。

　　质疑声音四：铜弹还是铅弹

　　主持人提问指出：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有的人置疑说，因为两颗子弹，一颗是铅弹，一颗是铜弹，发现铜弹上面有绿色的锈斑，如此证明说这个子弹可能不是3？19那天的子弹，可能是一个老子弹。

　　李昌钰表示，那个可能也是完全错误的，我检查了，一个铅弹，一个铜弹。因为照相有的时候反光，所以很多人只是看照片，没有看到真正的物证，假如看到真正的物证并没有锈斑，假如要伪造，为什么不做两个子弹一模一样？假如说硬物，为什么要自己把钱放在口袋，不叫侍卫人员把钱放在口袋，所以很多的问题当然是可以质疑，但是鉴识报告是我们对事实负责，所以鉴识报告只谈物证，好像很多人质疑说这个弹壳没有损伤，在我照的照片可以显示说弹壳有一点的损伤，并不是新的，在地上有滚翻。

　　李昌钰表示，这个案子让很多美国鉴识专家学到很多东西，工具很重要。因为子弹上没有F线，假如有F线，我们就一定能查到枪支，在没有F线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但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有工具痕，枪管上留了工具痕，这两颗子弹的细微的工具痕是一样的，当时我们的结论并不像报告有一点断章取义了，说是一定是两把枪，并不一定，一种情形可能是一把枪，另外一种假如是两把枪，枪管是一起做的。

　　动机与鉴识科学无关

　　在谈到办此案有无压力时，李昌钰表示，我在美国很多案件现在有800多件案件，有要教书，又要负责很多行政工作。再加上这个案件，我一共只有三天时间，所以在体力上、心理上压力很大。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给一个答案，不管在大陆、台湾、美国的中国人，大家都期望我能找到一个答案，但是鉴识科学有它的界限，我只能说这是什么子弹，是哪一种工具做的，什么枪，怎么样设计的，但是并不代表哪个人开的枪，但是大家都希望我能说是谁开的枪，同时希望我能告诉他动机是什么。并且“我的结论已经得出来了，但是他们不了解鉴识科学的结论就是物证”。“并不是动机，跟我的鉴识科学没有关系”。

　　李昌钰也指出，对于在“319枪击案”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任务来讲“绝对问心无愧”，他说：“我也可以在这里讲，鉴识人员、刑侦人员很用心，非常公正，但是受到很多指责，因为做鉴识工作，做刑侦工作不可能讨好每一方的，就好像我们破一个普通案件，抓一个犯人，当然大众会讲非常好，破了这个案，但是嫌犯的家属会喜欢你吗？绝对不会讲你好坏”。

　　在专访的最后，李昌钰简短地以一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幸运我是一个中国人。”概括地为自己下了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