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何时才能“破茧”？——走近“彩虹小组”和济南的男同性恋者

　　他们，以弱势群体自称，在传统婚姻制度与现代性取向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他们，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和生活，却与我们一起沐浴阳光；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属于一个被我们称为“男同性恋”的群体……

　　甚至有人说，他们与我们，其实只是“左撇子”与“右撇子”的差别。

　　3月29日，本报的报道《“泉城彩虹”照亮“断臂山”》引起市民关注。目前，我市从事男同性恋者预防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工作人员仅有3人。3月30日，记者再次来到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但出乎预料的是，记者最终并没有得到什么“奇闻轶事”，而是深深感到这个群体在面对父母、婚姻、事业、朋友时的痛苦与无助，他们从心底真切地发出“我们何时才能平静地公开面对社会，何时才能‘破茧而出’？”

　　“彩虹问世”缘于偶然

　　2004年11月，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又发现了一名HIV感染者。

　　“让我们惊讶的是，他是一名男性同性恋者。”杨慧是我市最早从事男同性恋防艾工作的大夫，她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这是我市发现的第一个因同性性接触的HIV感染者，而且“他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据调查，我市30%的男同性恋者在发生性行为时，不使用安全套，而且大部分的男同性恋者的性伴并不固定。这种状况大大增加了他们感染HIV病毒的危险性。

　　针对这一群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能忽视，而分散的工作并不能取得显著效果，研究所所长阮师漫提出，需要在我市加大对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力度，通过选择志愿者进行同伴教育的方式扩大覆盖面。接着，“彩虹小组”开始酝酿。当时，山东省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开展这项工作，济南先行了一步。

　　今年3月18日，在市疾控中心的协助下，这个由30多个男同性恋者自发组成的民间艾滋病防治组织——“济南彩虹小组”成立了。小组成员全是20岁左右的男孩，他们积极乐观地参与其中，小组以“预防艾滋病，关爱‘同志’人群”为目标，为“同志”人群在健康保护、安全行为、人权利益方面做出努力。

　　个人手机成了咨询热线

　　由于涉及隐私，对这一群体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非常难，怎样才能走进这个群体的生活圈子呢？

　　研究所首先从这位在校大学生“入手”，由于他自身文化程度高，充满社会责任感，加上对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信任，很快便自愿成为疾控中心第一个MSM(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人群的志愿者。

　　于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杨慧和疾控中心的一位同事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咨询室、网站、免费监测等一系列配套工作随即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

　　“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尊重”，在与男同性恋者的接触中，杨慧严格遵循着自己的原则，即知情同意、自愿、保密、尊重、提供信息。

　　杨慧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任何一位来咨询的男同性恋者，随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因为不便在白天工作的时间谈这方面的事，很多男同性恋者便选择了晚上。

　　“杨大姐，最近我感冒发烧，有点头晕，是不是感染艾滋了？”杨慧经常在睡梦中被手机短信铃声惊醒，但是无论在什么时间接到咨询电话，她都会认真地回复每一个问题。

　　几天后，杨慧收到这样的短信：“杨大姐，我感冒好了，这一关我闯过了。”“每次收到这样的回复，我从心里为他们高兴，因为，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杨慧深有感触地说。

　　只是“左撇子”跟“右撇子”的区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同性恋现象属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它与异性恋者的区别就类似于“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区别，但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轻易将之“妖魔化”，使同性恋者不得不选择一种“躲在角落”的生活。

　　同性恋者的圈子非常隐秘，对男同性恋者来说，同性恋酒吧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据点，也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一个空间。

　　为此，2005年11月，阮师漫和杨慧晚上11点结伴来到“同志酒吧”，开展干预工作。在酒吧里，两人向男同性恋者发放免费的安全套、联系卡和男同性恋者必读的知识小册子。

　　在接触中，一位30岁左右的男同性恋者告诉杨慧，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后找到一个投缘的同伴，领养一个孩子，好好地过日子。

　　“他们跟我们一样，孝敬父母，渴望朋友，希望寻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纯真情感，和自己相爱的人一起生活，组建家庭。”杨慧告诉记者，她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群中，多数人很善良，知识水平高，工作优秀，有大学生、医生、网络技术人员、商人等等。

　　年近40岁的KK(化名)是一名男同性恋者，拥有令旁人羡慕的工作、和睦的家庭。2006年年初，当他告诉妻子实情并表示想要离婚时，妻子对他说，孩子离不开他，如果离婚后她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对自己好的老公。KK流泪了，从此再也没提离婚的事。他说，他需要对父母、妻子和孩子负责。

　　最渴望被公正地对待

　　“希望社会能认可、接受这一群体，异样的眼光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在采访中，杨慧反复强调这句话。

　　2005年年底，年轻的男同性恋者LL(化名)在被告知HIV检测呈阳性后，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罪人，他明确地对杨慧说，以后肯定会更封闭自己，绝对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他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父母，以后都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我希望他能与我联系。”至今，杨慧也没有LL的消息。杨慧伤心地告诉记者，最让她感到无助的就是LL，因为她想告诉LL，疾控中心可以定期为他提供一系列的免费咨询和检测服务，如果达到用药标准，还可以为他提供免费药物，因为生命很脆弱，需要珍惜。

　　今年年初，疾控中心迎来一位特殊的男同性恋者志愿者，他就是28岁的NN(化名)。几年前，NN毫无戒心地承认了自己男同性恋者的身份。但没想到，一夜间，他成了众矢之的，上司、同事把他当成了怪物，处处排挤他、嘲笑他。NN想到了死，在喝下安眠药的一刻，他懂得了珍惜生命。幸好，他被抢救了过来，但从此也更小心翼翼地生活了，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公开自己的隐私，除非等到社会真正接纳他们这个群体的时候。

　　记者在采访时，正好遇到阮师漫通过电话在与“彩虹小组”组长XX(化名)讨论工作。在经过XX同意后，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接过话筒前，记者担心与XX交流会有困难，但听到话筒那端传来一个充满活力的声音后，记者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

　　XX对记者说，其实，他们都是一群很普通的人。成立“彩虹小组”主要是想通过男同性恋者自身对同伴进行防艾宣传，倡导健康的性，安全的性，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对社会负责。

　　采访过程中，XX一直不断重复“弱势群体”这个词。他说，希望这个弱势群体通过“彩虹小组”的努力，能逐渐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社会不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或许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见习记者 范俐鑫 实习生 赵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