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聚”变

　　上海九成以上企业，手中没有一件专利；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上海同杰良公司，拥有近 10项专利，绝大部分是含金量很高的发明专利。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中，新材料及应用技术企业只占一成多；

　　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同杰良”，它自主研发的产品正是代表世界前沿方向的玉米塑料。目前全球生物质新材料异军突起，将成为下一场科技革命的突破口，不久的将来规模将十倍于信息产业。日本爱知世博会上已经出现用生物质新材料———玉米塑料做的餐具、光盘、甚至笔记本电脑外壳。

　　难怪还“烧着钱”的同杰良已经被好几家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看中，争着谈合作，出价都不低。可以期待的产业化前景也是投资者最看中的。

　　记者采访上海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志良、总经理任杰一上来就把用玉米塑料做的杯子、梳子、小碗、光盘摆在我们面前“感性认识”。原来玉米通过生物发酵可以变成纯净水般的“ L—乳酸”，再高温聚合就可以变成学名“聚乳酸”的白色塑料粒子。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塑料制品，都可以用这种可降解的玉米塑料来做。

　　走近同杰良，最初是出于对玉米塑料的好奇。随着采访深入，我们发现，在上海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的今天，同杰良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产学研成功结合的案例———让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走出了实验室。目前，同杰良已经完成百吨级中试生产，正着手向万吨级的产业化门槛跨越。这家企业的成功经验是：让来自不同领域的技术、利益、团队实现有机聚合。

　　技术之“聚”

　　钱志良和任杰，案例中的两个主人公，四年之前还不相识。在玉米塑料生产的两个核心领域各自耕耘，前者研究上游———玉米如何变“ L—乳酸”，后者研究下游———“ L—乳酸”如何变“聚乳酸”。他们的研发曾默默无闻，很小一个进步往往就要费时两三年。

　　他们互相寻觅的过程，也是两种核心技术聚合的过程。

　　任杰，同济大学教授，专业就是高分子材料。早在 1997年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玉米塑料的产业前景。一是能源价值大。同样是做塑料的原料，石油储量有限，用一点少一点，而玉米可以再生，用玉米部分替代石油，有助于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二是环保价值大。一样是塑料，石油做的塑料制品一百年都不会降解，而玉米做的塑料制品废弃了，一定条件下短则四五十天长则半年就能全部降解。三是农业价值。农产品变成工业原料，农业附加值势必大大提高。“一石三鸟”的愿景让任杰义无反顾扎进研究堆，一沉就是七年。但因为国内找不到高品质乳酸，国外进口乳酸成本又太高，研究进展一直比较缓慢。

　　钱志良， 2000年带着 31人的团队下海，创建上海新立工业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走时得到了母单位给予的 8个项目 15年使用权的支持，束之高阁了好多年的乳酸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2001年，国家“十五”攻关立项，新立公司拿着乳酸项目也去一试，在同台竞争的 12家单位中一举胜出。

　　但新立之路走得也不顺坦。崇明搞乳酸厂的失败记忆至今清晰。 2003年 3月雄心勃勃开始，一年半后却不得不关厂。钱志良现在回头看，失败或许是玉米“聚”变前的铺垫，毕竟经过他们努力，乳酸技术从“根酶法”提升到了“细菌法”。

　　下一步，乳酸技术要再提升，必须产学研结合向下游推进。钱志良苦苦寻觅致力于聚乳酸研究又有产业化志向的合作者。另一头，任杰苦苦寻觅能达到聚合级要求的高品质乳酸。

　　上海市科委高新技术产业化处副处长郭延生，是这段产学研姻缘的红娘。

　　2001年，当时还在市经委做副处长的郭延生第一次走进任杰实验室。他印象很深，因为乳酸里面有杂质，聚合反应时温度一高就成了“酱油汤”，出来的塑料粒子就像一块块“面疙瘩”。“我认识一家企业研究乳酸，是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可以给你们牵个线。”郭延生对任杰所说的企业就是新立公司。

　　2002年春季的一天，任杰带着他的助手来到了当时位于漕河泾的新立公司。回忆第一次见面的感觉，钱志良和任杰不约而同说“一见钟情”。当晚，他们就在新立附近一家小餐馆一起吃饭，席间击掌相庆，举杯畅饮。

　　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熟，上下游工艺互提改进意见，乳酸和聚乳酸工艺突飞猛进。但那时双方还只是搞些合作，真正的产学研结合是“科教兴市”的推动。

　　2003年上海提出科教兴市主战略，决定遴选一批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在市经委推荐下，钱志良和任杰的“生物可降解材料—聚乳酸的产业化开发”作为新材料项目上报。 2004年 7月，该项目成功跻身上海市首批 29个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之列。 2004年 11月，钱志良代表项目承担方与项目资金管理公司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推进部门市经委三方，正式签订了项目实施框架协议。 2005年 1月，致力于玉米塑料产业化的“同杰良”宣告诞生，新立的乳酸技术和同济的聚乳酸技术“聚”在了一起。

　　聚合之后一年多，玉米迅速“聚”变。中试示范生产线在同杰良成立短短 9个月后宣告建成。同杰良项目中期评估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认为：比常规至少省了一半时间。

　　利益之“聚”

　　利益的合理聚合，是自主创新成果成功走出实验室的重要推动力。

　　同杰良最初的 700万元注册资金，分别来自政府确定的资金管理公司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杨浦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新立公司、同济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以任杰为主的 5个自然人，其中自然人持股超过 10%。

　　玉米塑料两大核心技术的拥有方分别是新立公司和同济大学。因此，这两者股份比例首先对等。新立公司中，人人有股份，作为同杰良发起设立者之一，新立成员自然都能享受到同杰良发展带来的好处。但聚乳酸项目的具体承担者又是同济以任杰为首的纳米与生物高分子材料研究所。高校所属的研究所不能独立出资。于是，同杰良在产权关系中设计了以任杰为主的自然人出资，把学校这方核心技术领衔者的利益聚合好了。

　　最近同杰良正在落实技术股入股问题，总共 175万，其中新立 75万，同济 100万。同济的技术股除部分属同济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外，其余由任杰等 10位老师持有。这将进一步锁定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同步关系。

　　调查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政府资金对产学研各方利益聚合的重要作用。在同杰良的产权关系中，有政府导向的资金所占比例不高，不到 30%，但也不算低，是第一大股东。这其实是政府精心设计的利益聚合模式———太多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削弱企业的积极性；太少又会使没多少钱的钱志良和任杰难以结合。

　　按照钱志良与上海创投和市经委三方签订的上海市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实施框架协议，创投投入的专项资金总共是 1800万元，按初期、中期、后期 3:4:3比例投入。项目启动时，除了注入 200万元资本金，还通过委托贷款形式给予 400万元。剩余的钱不是盲目投入，只有在承诺的阶段目标达到时才会下拨。待项目完成产业化目标后，创投资金将原价退出，“政府资金不是为了赚大钱，主要是为产学研利益聚合做铺垫”。

　　考虑到不同阶段的利益聚合目标不同，政府对像同杰良这类科教兴市产业攻关项目资金扶持计划的设计相当灵活。现在，同杰良完成中期评估后决定跳过项目实施框架协议定下的千吨级总体目标，直接上具有产业化规模的万吨级生产线。这样一来，同杰良需要的资金更多。“对此，创投将根据同杰良中期评估报告对具体支持方案进行调整，或提前下拨资金，或整体扩大项目投资总盘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徐子瑛告诉我们。

　　团队之“聚”

　　产学研要真正开花结果，还必须解决从“两张皮”到“一张皮”的问题。同杰良的成功之处是：出身背景不同、价值驱动力不同的“两张皮”———新立团队和同济团队，磨合得很好。

　　郭延生说，两个不同团队结合，磕磕碰碰难免，有时需要点妥协。

　　在这个问题上，钱志良和任杰体现了领军人物的影响力。

　　公司名称就是团队磨合的生动体现。钱志良是董事长，任杰是总经理，但“同杰良”三个字中，“杰”在前“良”在后。双方都不在乎这种表面的得与失。

　　钱志良，能够让几乎全部工微所技术骨干跟他创业，因为生物发酵技术与原来母单位的产业链关联度不大，工微所面临大规模的人员精简，当时负责下岗裁员的钱志良不甘心生物技术就这样萎缩，毅然“自裁”。章健、孙建荣，都是当初跟着钱志良一起下海的，“钱总当时年薪有 10万元，他都决定放弃，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任杰，在共事的老师眼里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具有战略眼光，跟着他干感觉有方向。马广华记得，同杰良成立之初，一些老师曾对技术股比例不高有些想法。任杰在写字板上画了个大大的圆：蛋糕做大了，比例再小也能分块大的，不然错失机会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简单一个比喻就把大家说得心悦诚服。

　　虽然共事只有短短一年多，但劳含章、马广华……无论来自新立团队还是同济团队，员工们的配合自然而默契。虽然几乎人人身兼数职，虽然每天忙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干得带劲。

　　王秦峰、张乃文、周新宇，同济研究生刚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同杰良中试示范生产线的设计安装，几乎没有休息日。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王健，曾面对去外企还是留下来创业的选择，他舍弃了前者。他们感觉：创业中的同杰良能给他们更多施展才能的舞台。

　　同杰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而从现在到明年底这段时间，可能是同杰良最难熬的产业化前夜，从百吨级的中试到万吨级的规模化，单单资金投入就要上亿元。同杰良准备如何跨过这道产业化门槛？请看调查报告下篇《玉米巨变》。

　　工作人员展示用玉米塑料制作的餐具和日用品。

　　·本报记者 张海峰摄·

　　本报记者 郑红 陆绮雯 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