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小笼包” 没几家是杭州人开的

　　嵊州制造：一项源于农村的创新，是这样“包围”城市的

　　核心提示

　　在北京最大的望京社区内，打着“杭州小笼包”招牌的店多达100家。他们以户为单位，采用独立租借门面或与不同品种小吃经营者合租门面的方式，制作、叫卖小笼包。

　　而北京城区四环以内的杭州小笼包子店已达1000家，其密度超过国内任何一个中等以上城市，几乎每条胡同内都挂起了“杭州小笼包”的招牌。

　　他们的经营者，几乎全都是嵊州人。

　　最近，有人做了个调查，嵊州人至少在北京开了3000多家杭州小笼包子店。而在全国各地，最保守的估计是5位数。

　　“要不是小笼包的生意火，我这做蒸笼的生意肯定好不了，我也不可能在市区买下这房子。”谈起小笼包，42岁的手艺人梁六仁这样描述，“沾了小笼包的光了，我现在跟老婆孩子一起过着好日子。”

　　在嵊州剡湖街道禹溪村，像梁六仁这样的蒸笼师傅共有5人，他们一年的蒸笼产量是1.8万个。这些蒸笼的去向，是遍布全国各地、烙着嵊州制造的“杭州小笼包”店。

　　“禹溪村，总人口911人，劳动力590人。九成以上的劳动力，都做过小笼包的生意，现在还有六成人在外地做小笼包。”村支书屠兴招说，2005年村民人均收入超1.5万元，是嵊州富裕村之一，对这，“小笼包”该记头功。

　　一个被小笼包改变的村庄

　　禹溪村，东靠曹峨江，南邻嵊州市区，以“大禹治水，工毕了溪”而得名。村边有座小山，山上都是像小笼包一般大小的石头。传说，这些石头是大禹治水时一个送饭姑娘篮子里的包子变的。

　　传说与禹溪村的现状结合在一起，多少有点意味深长———走进这个104国道旁的小村，一排排都是气派的小洋房，村里的篮球场边上还画着小笼包的壁画；村里的露天广场上，“剡湖街道新农村建设农民技能比武”的大红横幅依旧高挂着———2006年元月16日，剡湖街道的11个村代表队33名选手就是在这里比拼谁家“小笼包”做得好吃，张灯结彩的，比过年看大戏还热闹。

　　这一切都在表明，“小笼包”改变的，并不仅仅是村民们钱包的厚度。

　　小笼包走到哪火到哪

　　随着禹溪村做“小笼包”出名，近几年，嵊州其他地方的人也都动了这个心思。

　　“以禹溪村为中心，画一个圈来确定有村民在外靠做小笼包子为生的区域的话，能把整个嵊州都圈进去。”嵊州剡湖街道宣传委员金黎霞说，具体的数目很难考证。

　　而他们踏足的地方，南到云南，西到新疆，北到北京，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几乎找不到没有他们足迹的角落。

　　让他们能够立住脚的原因，在今年“小笼包”大比武的第二名———走南闯北做了10多年小笼包子的王林夫看来，一个是工艺上的差异，“我们的小笼包子和别的小笼包子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皮子都是先经过发酵的，这让我们的包子吃起来不会觉得油腻。”另一个原因是，无论走到哪里，嵊州“小笼包”都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改良———“像我们在四川做的时候，就会在馅里加上辣椒粉。”

　　如此庞大的队伍，让小小的小笼包生发出巨大的产值。“在外面做小笼包子的，一家两口子一年纯收入5万元已经是最差的了，好一点的十万、二十万不成问题。”屠兴招说。

　　以此计算，光在北京，嵊州人每年靠做“小笼包”，就可以创造1.5个亿以上的纯产值。

　　想做出兰州拉面那样的名气

　　一个村庄靠“小笼包”致富了，而且在全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发展，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

　　作为村里的当家人，老书记屠兴招认为：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引导嵊州制造的“小笼包”进入品牌化、产业化的道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2005年，在一份由他主导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了“发挥现有在全国一定的知名度，成立禹溪小笼包子协会，创建自己的小笼包品牌，做大做强，成为像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知名小吃”的目标。

　　但是时至今日，这个设想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停留在纸面。

　　“我们曾经构想过搞冷冻小笼包，但是首先我们这不是大麦、小麦的产地，其次，我们调研发现国内冷冻食品的市场已经基本成熟，我们进入的风险评估并不乐观。”金黎霞说，搞冷冻食品的构思最终被否决。

　　街道现在的想法是把小笼包结合农家乐一起做，或者搞个以小笼包子为主的小吃一条街。说这话时，金黎霞一脸的犹豫。

　　让她犹豫的原因是，如果可以把禹溪村的小笼包当做一个特色产业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产业的现状相当无序，决策者在试图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盘清家底———“现在做小笼包的，都在外面漂。做得不好，立刻就背起家伙，换一个地方再来，或转行，或干脆回家。”屠兴招说，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行业，进出都没什么门槛。只要花个几天的工夫学一下技术，就能开店，而一旦做得不好，随时可以放弃。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产业具体有多少人在做，做得如何，成为一个非常难统计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嵊州人不做小笼包了

　　另外，一个让决策者担心的趋向也正在蔓延。

　　走南闯北做了近10年的小笼包子后，村民徐秋江回到禹溪村，买了几台挖掘机做起老板。“做小笼包太累了，每天凌晨2点就要睁眼，脸都顾不上洗就要开始忙，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能睡下。”而现在，他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前两年最多的时候，整个村子大概有90％以上的人在外面做小笼，而现在，60％都不到。”屠兴招说，在完成了第一桶金的挖掘后，越来越多的禹溪人选择了离开这个“做得太累”的小笼包，带着“第一桶金”投入了其他产业。

　　说到底，做小笼包还是个苦行当，如果不能改变这个局面，再不进行产业定型，类似的自主转移或许会让嵊州小笼包在根基上动摇。

　　“目前我们针对外出做小笼包子这个人群，主要是帮他们把子女就学，老人养老安排好，让他们在外创业没有后顾之忧。”至于其他的，在屠兴招看来，还是得慢慢策划。

　　嵊州造的“杭州小笼包”如何发展，这让人伤透了脑筋。而这个时候真正的杭州小笼包也在考虑如何与之一争高低了：目前，杭州新丰小吃正在申请注册商标，他们很有信心打造好自己的品牌，并且不排除将来在省外开分店。

　　■起源

　　嵊州人开的店为啥叫“杭州小笼包”？

　　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

　　1987年，禹溪村村中心一幢三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在一片低矮的土房中，显得鹤立鸡群。

　　这幢房子的主人，正是昔日的穷小子———屠福元。

　　“福元在外面干什么了，这么赚钱？”一时间，这成了村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1980年开始养蜂，3年下来，没赚一分钱，反而赔了4000元本钱———这是村民们知道的屠福元。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1984年养蜂失败的屠福元在外打工时，在贵州碰到了一个老乡。这老乡开了一家小笼包子店，月收入600元，而这时的屠福元，每个月的收入是200元。

　　200元和600元的差距，让屠福元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回到家里，他辞了工作，带着老婆徐林玉到了贵州。

　　跟着师傅学了几天的手艺，屠福元的小笼包子店，在贵州通仁市一个角落里开张了。

　　做过销售的屠福元知道，要想产品卖得好，一个响亮的牌子少不了。

　　“当时师傅的店名叫绍兴小笼包，他也建议我们打同样的牌子，”徐林玉回忆道，“但是福元觉得不够响亮，那个年代，很多人不知道绍兴在哪，但是大家都知道浙江有个杭州，杭州有个西湖，所以我们就做了个招牌，就叫‘杭州西湖小笼包’。”

　　“贵州那边人做包子，都做得很大，而且要往里面加大白菜什么的，而我们做的是纯肉谄的，个头又小，挺稀奇的。”开张第一天，刚学会怎么包小笼包子，心里还没什么底的徐林玉就被排着队来买“杭州西湖小笼包”的人吓了一跳。

　　两年下来，屠福元还了养蜂时欠的债务，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乡里震动。

　　“先是亲朋好友，然后是左邻右舍，再后来，认识不认识的村里人都来了。”1987年回到贵州的徐林玉发现，一夜之间，她的小笼包子店俨然成了一个培训基地，“前前后后在我这里学出去的，肯定超过100人。”

　　这些乡邻学好了手艺，就相继离去，同时带走的，还有“杭州小笼包”这个名字。

　　随后，“杭州小笼包”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记者李欣阳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