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军司令:我有很多梦想

　　老枪/文

　　亚太市长锋会在渝举办期间，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能否不谈棒棒军和重庆美女？》的文章，在网络上激起口水 乱飞。

　　我的本意是想说，下苦力当棒棒，其实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的，我们应该尊重

每一个凭借“一根棒棒讨生活”的 农民兄弟，就像尊重你家那位老实勤快的小保姆、或者那些被迫爬上建筑工地的塔吊向黑心老板索要血汗钱的民工一样。我们 甚至可以在艺术作品中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进行“审美”——但是，如果我们硬要把这种“艺术关照”式的“审美”人为拔高成 一种可以替城市代言的精神气质，则纯属矫情。它不但掩盖了“棒棒”们求生不易的真实处境，更可怕的是，这种把弱势群体 的自救行为看作审美对象的“诗意心态”，将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难以意识到：改善他们的处境，让进城农民共享现代文 明的物质成果，“让城市的棒棒越来越少”，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偏离的路标。

　　虽然有学者认为，“棒棒”们不畏逆境、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感动，是很多城里人所缺乏的，有必要予以张扬、使之 成为新重庆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可惜，说这话的城里人在自我感动之余，是绝不会容忍他家考不上重点高中的孩子进入这个被 其称为“一道城市风景线”的“苦力”行当的。

　　至于所谓“在困顿中守卫心灵尊严的‘棒棒’精神”，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人都会以符合他身份的方式守卫自 己的尊严，但穷人的尊严要更难守卫。记得当年重庆有一个富婆过生日，花钱请了一大群“棒棒”抬着自己在解放碑招摇过市 ，还要求那几十个“棒棒”高举扁担，走一步齐声高喊一句“某老板生日快乐！”我不知道，这些为了10元钱而在大街上狂 喊“某老板生日快乐”的“棒棒”兄弟，是否守住了自己心灵的尊严——然而，又有谁有权责备他们没能守护住自己的尊严呢 ？

　　既然说到“棒棒”，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说说“重庆棒棒军司令”刘晓萧。

　　自从棒棒军公司成立那一天开始，笔者就一直在关注刘晓萧。

　　当初，刘晓萧，这个来自四川富顺的青年农民并不知道他有一天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当然也不可能预知自己会有 幸成为学者眼中“一道不可多得的城市风景线”。刘晓萧因为在家乡与人发生仇怨过结而逃离富顺。在进入“棒棒”行当之前 ，他做过菜贩，帮人守过小摊。那时候，他像乞丐一样，经常睡在背街陋巷的屋檐下，或者建筑工地的水泥管道中，头下枕一 把菜刀。在那些与绝望为伴的长夜中，刘晓萧眼神中露出的，与其说是“诗意”，还不如说是“困兽般的凶光”。他最终沦为 “棒棒”，实在是饥寒交迫的无奈之举，是因为他连每日几十元维持其菜贩生涯的流动资金都找不到了的下下之策。那时候， 他还是一个自命为“小小鸟”的文学青年，有一个笔名叫“旦子”，他用文学来对抗悲苦人生的“不能承受之重”。某一天， 电视剧《山城棒棒军》给了这个除了想象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青年人以商业灵感，他于是鼓惑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夏进的裁缝 和一个叫房天和的鞋匠筹资注册了“重庆棒棒军公司”，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刘晓萧的传奇，就是一个进城寻找幸福 的农民兄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沦落”为街头“棒棒”，再怎么样一步一步摆脱“棒棒”处境的传奇。在这个传奇中，促使刘 晓萧完成其人生蜕变的心理动因只有一个：我不要做“棒棒”！

　　可以肯定，这也是所有那些被我们视作“不可多得的城市风景线”的“棒棒”兄弟们共同的心声和愿景。

　　九年前，笔者与《山城棒棒军》的男主角庞祖荣一起，参加了重庆棒棒军公司成立的揭牌仪式。我迄今依然记得，那 个骄阳似火的正午，从石板坡，从棒棒军公司的所在地，从面临长江的那条弯曲而窄陡的石梯道上传来的《山城棒棒军》主题 歌——那是刘晓萧的“员工”，20多个手持棒棒的农民兄弟发自肺腑、希望改变穷困命运的呐喊。

　　事隔九年，如今的刘晓萧已经成了“刘总”，已经在涉足比“棒棒军公司”原有业务庞大得多的商业运作计划了。他 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的钱不多，但是梦很多。

　　从他身上，从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应该能感受到那些日复一日、守株待兔地伫立在车站码头，以焦灼的目光盯牢了来 往行人的“棒棒”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梦想。

　　那梦想，一定比做一个可能让城里人产生审美冲动的街头“棒棒”，要绚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