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斗殴学生出庭为同学做证

　　这其实是一宗混乱的校园群殴案，当事人都说不清楚看见了什么，打伤了谁，受害者除了肖林静之外，还有王照国，他因这宗案子背负起了刑事责任，而与之有关的其他人，有的外出打工挣钱，有的考上大学。

　　一次存在悬疑的判决，彻底改变了一个人——

　　信报记者庞凡/文张毅/图

　　早春三月的阳光很好，也洒向了重庆市涪陵监狱。在这里服刑1年多的王照国，身上还穿着蓝白色横条的囚服。他抬头看天，不禁翘起嘴角笑了笑，早前已经传来消息，因为老父亲和律师的努力，酉阳县法院将对他的案子立案再审，3月15日就是重新开庭审理的日子。

　　老同学前来当证人

　　3月14日，也就是开庭前一天，王照国的父亲、两个姐姐和姐夫、两名代理律师带着一个人到了涪陵监狱。

　　此人穿着黑色条纹西服，深色领带，金边眼镜，皮鞋光亮，样子十分斯文，骨子里透着书卷气，他就是何海洋——王照国高中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

　　2002年11月28日，何海洋与王照国一起在酉阳中学的操场上遭遇简晶等10多人报复，双方发生殴斗，其中一名叫肖林静的人头部受伤。2004年6月1日，酉阳警方以涉嫌故意伤人罪将王照国刑事拘留，2004年11月28日，刚好在王照国参与群殴事件后两年，这个年轻人不得不为肖林静的伤负责，他被判入狱服刑5年。

　　自从王照国被捕入狱服刑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而何海洋也在这次事件后顺利考上了师范学院，如今是一名大学生。

　　两人是在监狱食堂见面的，一个穿着囚服，一个穿着西服。

　　王照国被狱警带到食堂，就站在门口，有些木讷，对面的何海洋此时迎了上来，想给老朋友一个拥抱，他张开了双臂。可当他走到王照国面前时，却被伸出的一只手给挡住了。

　　“你好，海洋，感谢你来看我。”王照国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就像是在做报告或是回答问题那样，他伸出右手做出握手的姿势。

　　何海洋看着老同学伸出的右手，迟疑了一会握了上去，这正式的、礼貌性的、陌生的见面方式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他这次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他没想到再见王照国时已经失去了当日亲密无间的感觉。“原审开庭时，没有要求我出庭，这次律师认为我是关键证人，而我也愿意把我知道的，见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希望能帮到他。”

　　等待新的判决

　　3月15日早上9点，原定在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庭审因为王照国不能被提出监区，而将庭审现场移到了涪陵监狱的一间会议室里。

　　法官来自酉阳县人民法院，公诉人为酉阳县检察院的两名公诉员，王照国和他的两名代理律师出庭。因为是公开审理，小小的会议室里竟挤了近20个人。

　　记者看到会议室里外有不少学生模样的男女，何海洋说，这些人都是王照国以前的同学，共有9人。

　　但是当王照国被狱警带进会议室时，他一直不抬头看同学。

　　何海洋一直在门外站着等着，作为再审出庭的唯一证人，他不能旁听。事实上，整个案子中，何海洋是关键人物，如果肖林静的伤确实不是王照国所伤，那么何海洋就很有可能是被怀疑的对象。2002年11月28日中午，何海洋在酉阳一中食堂外碰到拿着钢管的王照国，他把钢管拿在手上看了看，那是一根黑灰色的管子，是学校椅子下的横梁，只有拇指粗，20多厘米长。在操场遭遇简晶等10多人围攻后，何海洋抢过对方手里的木棒一阵乱舞。

　　“我不认识他们，即便是他们现在在场我也认不出来，他们围着我，我挥着棒一阵乱打，打着谁没有我也不清楚。”何海洋在被传唤出庭时说，“我从地上爬起来，看见我身后一个人躺着，头上流着血，我上去踢了一下，就走开去帮王照国了。”头部流血的那人就是肖林静，当时他离何海洋2米远，距离王照国10多米远。

　　因此，律师特意向何海洋发问：“你是否肯定你没有打伤肖林静？”

　　“不能肯定。”何海洋说。

　　4小时的庭审之后，何海洋从背后拥抱王照国，王照国含着眼泪，笑了。

　　他们还需要等待新的判决。

　　-专家说法

　　在枉与纵之间，法律必须有所选择

　　信报记者庞凡/文

　　比照杨超案和王照国案，两案具有共同特点：其一是证据不足够充分；其二是犯罪嫌疑人在经过多次提审后作出有罪供述；其三，他们都是在校学生。

　　最后，这两起案件都被推向了“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的争论中。

　　信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刑法学专家赵长青。

　　时代信报：学界一直呼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但在佘祥林案中，办案人员认为轻易宣判无罪会给被害人带来伤害，因此实行了疑罪从轻。为什么在实践层面，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不易推行？

　　赵长青：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民众的法治意识问题。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办案既讲尽力，又讲合法取证，而不能单纯追求破案率。民众对此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疑案存在两种可能，可能是犯罪，也可能是无辜。而且，当证据证明到相当的程度，会出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但法官在定案时，必须要求所有的证据都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应视为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疑罪从无，也就是无罪推定的要求。

　　时代信报：这和传统思维似乎有冲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长青：这就涉及刑事政策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是宁可冤枉好人而不放纵坏人，还是宁可放纵坏人也不冤枉好人。我认为，好人是绝对不能冤枉的，不枉不纵是一种理想和追求，但处理案件时可能难以两全，因此有时候就只能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疑罪从无有放纵坏人的风险，但疑罪从轻就有可能冤枉好人。哪怕是九一开，还有10%的可能是冤枉好人。所以我认为，疑罪从无，宁可放纵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就是刑事政策选择的表现。这就要求国家提高破案能力，科技强警，尽量用文明做法，破案更加及时，证据更加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