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昌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曾经是不恋权位、卸官从教的正面典型，如今则变成干了坏事后想往后闪，终究难逃法网的反面教材。李达昌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走上什途之后，李达昌与母校西南财经大学始终保持联系。1987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2002年下半年又增加了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很多设计，安静地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回到教师的队伍，专心致志地辅导几名研究生等。
“当官一时荣，文章千古事”，李达昌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表白自己。他的学养、他的书卷气、他的谦和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焦建国博士就李达昌案说：在西方国家，对公共领域的人采取的是“经济人假设说”，认为在公共领域，人都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并会在一定条件下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国家都在制度上对公共领域的人，尤其是对公务人员有了很好的制衡措施，他们很少有恣意而为的空隙。而在我国则是“公仆假设说”，假设公务员就比普通人道德高尚，没有从制度上加以有效的制衡。“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保护干部，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