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国务院纠风办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今年教育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不允许出台新的收费项目，也不允许收取国家已明令禁止的各种费用，以有效治理目前存在的教育乱收费问题，继续保持高校收费政策的总体稳定(4月4日《新京报》)。
公众热切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公开大学培养成本，非常想知道高校培养一个大学生到底需要多少钱——这种呼声隐含的民意是：当下的教育收费太高，高得让一般家庭不堪重负，3个强壮劳力难供一个大学生，西部地区农民35年的收入才能供一个本科生四年的学费；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很清楚，公众呼吁核定大学成本，是寄望以此遏制日益攀升的教育高收费。
如果核定大学培养成本仅是为了治理乱收费，我认为是一种功能错位。公布成本能不能治乱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能，可有几所高校是以“培养成本过高”的理由乱收费的呢？很清楚，“培养成本过高”不是乱收费的借口，而是高收费的借口，大学校长们为本校高学费辩护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培养成本如何如何”。校长常喊成本高，可到底哪些算高教成本呢？校长的出国旅游费算不算，处长的洗脚费算不算，没有清晰、科学、权威的标准，高收费难以遏止。以核定大学培养成本遏制高收费，这才是一种和谐、对症的价值指向。
核定大学培养成本是为了治理乱收费还是治理高收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设定问题，而是涉及到“基于什么、如何核定成本”。如果设定核定成本是为治理乱收费，那么核定的逻辑就是“无罪推定”：假定既有的收费都合理，“核定成本”只是把这些收费以法定的形式确立下来，以区分法定之外的收费就属乱收费。而如果设定核定成本是为遏制高收费，那核定的逻辑就是“有罪推定”：假定既有的很多收费都不合理，通过计算重新核定成本，还高等教育一个明白账，并以新的成本为依据设置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数目。显然，后者才是核定大学培养成本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