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110年科技强国梦(组图)

交大毕业生徐新陆于1906年获得的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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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毕业生吴文俊的学生登记表

　　——“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精神文化巡礼”先睹

　　一所大学的魅力，究竟在哪？正如科学家竺可桢所说，大学是社会之光，大学犹海上之灯塔。

　　大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服务于世界。大学的精神，是一个

民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表现。从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载物”，到浙大“求是”、复旦“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中国大学的精神，各有所长。

　　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精神文化巡礼”本周即将开展之际，记者先睹一斑。岁月留痕，多少学子、多少故事，共同铸造起一个“科技强国”梦，求真务实，敢为人先，与日俱进的交大精神，贯穿于上海交大110年的光荣历史中……

　　一张最早的文凭

　　这竟是中国最早的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一张保存完好的1906年毕业证，上写：上院一班，学生徐新陆业经照章汇考实系中西皆通品亦端谨，合行刊印合璧文凭……

　　奇了，交通大学不是以理工见长么，为何毕业需要中西文皆合格？

　　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专家龚诞申手指一旁的《申报》广告。那是张招生广告，上书“现在开办示范学堂……学以中学成才兼西学西文为上……”龚诞申告诉：“1896年盛宣怀筹建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时，就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则广告就是按盛宣怀的要求所登，一连登了11天，当时全国轰动，报考者多达数千人。后来的考试更是长达50多天，经两轮，最后录取30人，其中就包括日后著名的陈懋志、吴稚晖等人。”

　　“国文敝则精神亡”，后来著名的国学家、交大校长唐文治就直把国文比作国民之精神，十分重视国学教育。

　　一块展板上，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盛赞母校重文之风：“这个学校注重工科，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

　　后来他回忆当时自己敬爱的国学先生朱叔子说：听朱叔子在讲解古文，他读一段，讲一段，读时用全副力气，低着头，提高嗓子，读到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一条显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公老爷，全身都颤动起来，即使是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

　　也正因为此，上海交通大学自从最初创立始，就已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代表。因此，有后人也将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共同称为“19世纪前后黑暗中国科学与进步的启明星”。

　　求真务实 学风严谨

　　浏览近百块的展板，看到数十交大历届校友对母校的回忆，一件件求学经历、校园轶事，读来颇有趣味，而几乎每个人也都提到，学校一贯的“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的好传统，看来不虚。

　　钱学森：自扣四分

　　1933年在校“水力学”考试时，钱学森试题都答对了，老师也准备给他100分。但是，判卷发下来后，钱学森却自己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在最后一题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便主动要求老师扣去4分，得到96分。这份试卷被老师珍藏了起来，后来捐给了母校。这个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大，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母校110周年诞辰之际，87岁高龄的吴先生特地撰文：“我对数学产生兴趣是在读大三时，当时武崇林教授给我们讲授《高等代数》等数学课程，武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他不仅追求本质，而且重于解答疑难，精彩极了……母校时刻关注着我们，我也时刻关注着母校。我很少回上海，但是，一旦回到了上海，我必然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回母校看看。”

　　刘建航：秉烛看书

　　一块展板上，上海地铁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建航回忆当时：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有“北有清华，南有交大”之说。1947年，我考入了交大土木工程系。那时候每星期都要上30多节课，要做很多作业。交通大学历来在教学中要求严格，班上同学都有一种好学、苦学的精神。不少同学在学校熄灯后点着蜡烛看书，大家学习得十分辛苦……交大的同学，都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学到真本事。谁要是有一点松懈，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招来别人瞧不起的目光，人人都憋足一股劲儿地学习，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而著名的戏剧家洪深则有这样的“趣闻”。当年在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学习时，竟因为迷恋看戏，常常晚上翻墙出去，结果在期末考试中多门功课不及格，按照校规只好退学，让他感到深深痛苦。

　　“汤老虎”和“霸王课”

　　这张展板上，讲的是考试。

　　校友田正平回忆：以物理课为例，开学后不久就贴出一张小考日程表，这周考理论，下周考计算题，周而复始，直至大考。交大的考题每次都是大容量，以化学考题最为典型，厚厚一本但明(Deming)化学，差不多每个角落都要考到；考试时就是比速度。

　　读工科，实践和实验必然是吃重的必修课。校友郑际睿回忆，当时实验报告难写：一次实验下来，必须写一份完整的实验报告，要求找一些参考书，阐述这项实验的目的，一般的原理、方法和步骤，以及所需的实验设备和仪器等，对实验结果做些分析和做出正确的结论；否则不予通过。

　　此外，学校注重加强以数理化为主的基础理论课程体系：物理课不断更新内容，提高程度，延长授课时间，物理课因此被学生称为“霸王课”，周铭、裘维裕等著名教授亲自上讲台。上世纪40年代数学系汤彦颐教授开微分方程课，学生背后都叫他“汤老虎”，其严格可见。

　　蒋梦麟：心情总是很愉快

　　但这并不是说学校的死板和缺乏活力，相反，交大校园风气一直是健康向上的。北大任期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曾回忆当时：南洋公学对体育很重视，“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很感兴趣”。在这种风气下，生来体弱的蒋梦麟积极锻炼身体，几年坚持下来，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身体体质，“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在这样的氛围下，交大一直是生机勃勃的。黄炎培曾回忆说：“那时候，学校布满着爱好学习的氛围……每到夕阳西下，徐家汇周围大道旁，师生三三两两地漫谈散步，一种相亲相爱精神，简直描写不尽。”

　　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展览中，“饮水思源”四个字，不断出现在记者的眼帘。

　　这正是交大的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饮水不忘掘井人，学习不忘祖国，这正是交大人一贯的坚持。龚诞申说，这一校训的来历，是在1936年交大校庆时，1926年师范院的毕业生校友回校，当时学校没有自来水，学生用水不便，他们便捐赠在学校中打了口井，并在井边竖起一块木刻碑，“饮水思源”，以勉励学弟学妹，在学习时候，毋忘母校，毋忘祖国，由此被历代校友铭记。

　　引人注目的，还有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手书“强国强种”。

　　龚诞申介绍，孙中山先生曾两次到交大演讲，表达了他对交大的极大重视和殷切期盼。

　　1912年12月，去职大总统已半年的孙中山，在当时上院文治堂发表演说，足足两个小时，全场学生大受鼓舞。曾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中国铁路先驱者”的凌鸿勋，后来回忆说：“由于听了国父演讲，我毕业后长期从事铁路工作，未尝不是受了这一伟大启示。”

　　不仅孙中山，还有梁启超、陈独秀……都将自己的足迹印刻在上海交大的历史上。

　　黄炎培每每回忆当年在南洋公学特班生活时，满怀深情：“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携革命者，吾师。”

　　这个“吾师”，正是当时任特班班主任的蔡元培。蔡元培把传统与现代“爱国”思想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告诫学生：要注重演讲，因为“你们将来出校，除办学校之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民智。这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很少，如能用语言，效果更广。”在演讲题目上，第一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世界进化，道德随之增进乎？》，学生依次登台，或侃侃而谈，或旁征博引，或激烈辩论，莘莘学子振兴古老国度的激情被一点点激发起来。

　　交大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如当时的校歌里所唱：同学们，同学们！振兴中华，振兴中华。宏图在胸，重任在肩。迎向那真理之光，扬起青春的风帆。

　　求学不忘爱国

　　龚诞申说：综观中国近代的所有大学，上海交大或许是唯一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每次革命斗争中都冲锋在前，都有学生为革命牺牲的学校了。

　　从辛亥革命时期黄花岗烈士唐榕炳、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五卅运动中牺牲的交大附中学生陈虞钦，上海“4·12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侯绍裘，

　　“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展览中有一张照片，是交大1927年毕业生、我国杰出的飞机设计人员黄志千，在他主持研制的歼教—1型飞机试飞成功后与研制人员的合影。

　　龚诞申告诉记者：抗战中，更有一个胡声求，见日本人的飞机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轰炸，立志要用自己亲手制造的飞机把敌机打下来。于是，他以诚意打动了当时的校长黎照寰，只身赴美，进入当时美国最好的航空学校，终于成为一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他设计的飞机，在抗战结束前果真派上了用场，“其爱国之心可见”。

　　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中国第一台内燃机，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中国第一枚

　　正如交大校长谢绳武所言：“110年上海交大的历史，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发展历史。这种精神文化是交大的宝贵财富，也是交大在新世纪保持生机和活力，创造卓越，走向辉煌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