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校史杂忆:南洋公学究创始于何年

　　当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交通大学与交大同学会联合在新竹举行交大七十年校庆典礼中，被邀请致辞之台湾“交通布”沈君怕曾引经据典说，本届的校庆应是六十九年，而不是七十年。当时颇引起一般同学的疑惑。沈氏所引证的是轮船招商局创办初期的一些文献。招商局创办早于南洋公学十几年，南洋公学早年的经费一部分是招商局所分担，该局早期文献中对于创办南洋公学自有若干资料足以考证。可惜我后来一直未曾查得沈君当时所引证之资料，但自此以后，我就留心这个问题。

　　记得当我在宣统二年(一九一O)初考入南洋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学校的纪念刊物(似乎是附属小学十周年纪念刊)，载有一个学校大事年表，其中头一条便是说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氏创办南洋公学。宣统二年距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不过十几年，而且当时在校的师长尚有亲经开办过程的，该刊物的记载必有较确实的根据，因此母校创办于一八九六年一事久已深入校中师生的脑海。后来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建立第一所

　　南洋公学系盛宣怀氏奏准清廷所建立，其时盛氏系任督办铁路大臣(在上海)，兼管轮船招商局及电报局，可以专折向清廷奏事。盛氏的一部《愚斋存稿》中有不少有关南洋公学初期之事。这些文献白是南洋公学校史的第一手最有价值之资料。兹就盛氏几篇奏折中略举其有关创校及初期之事分析如后。是否确当，仍待贤达及老前辈之指正。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九月盛氏请设学堂奏折中一段如下“……臣上年在津海关道任内，筹款设立学堂，招选生徒，延订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票经直隶督臣王文韶奏明开办。本年春，又在上海捐购基地，凛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设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折中所谓上年即指一八九五年，所谓设立学堂即为天津北洋大学之前身。至南洋公学则所谓本年春间自系指一八九六年的三四月间，所谓在上海捐购基地自系公学所用之土地。在此奏折中，吾人宜着眼于“捐购，两字。盛氏为具有新学头脑之人，当其任津海关道时即在津沽设立学校。及南调上海，以上海地位更较天津为重要，而影响范围更大！盛氏又为江苏常州人，与上海久有渊源，当其在天津设立学堂之时学堂经费系由津海关解部库款内拨付，此是国库之款，划拨时或不免有如今日之手续问题(但经费中亦有小部分系轮、电两局担负)。到调职上海之后。仍兼领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此两局皆系官督商办性质，内有商股，却可用商捐方法筹集款项。在盛氏办学奏折中曾屡言“……南洋公学每年经费需银约十万两，请由臣所管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内捐集解济，以伸报效。……”其后在南洋公学内添设商学堂奏折中，又谓“……所有轮电两局报效银二万两，洋二万元，无论如何为难，仍令该两局捐输，拨归上海商学堂……夫以商人报效之资，为振兴商务之用，于理至顺。……”可见盛氏避免请拨国库。而利用轮电两局之系商办及其本人督办地位，用捐输名义，俾得较为方便诚盛氏办学之苦衷。因此联想盛氏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上奏之时，曾说“已在上海捐购基地”，盖以盛氏眼光远大，南洋又有桑梓关系，其对于在沪设校的设计甚为积极，观于南洋当时校地已购近五百亩，其规模尚在北洋大学之上，上海毗连法租界之土地五百亩所值不资，而校园内所建之上院及中院两座庞大校舍及其他建筑物亦非巨款不办。盛氏对于南洋每年十万两的经费屡见于奏章内，而购地及建筑之费不在少数。却在盛氏奏稿中查不出有所提及，此款可能也是盛氏设法募捐得来。清廷政治虽属专制，惟甲午以后已渐有维新之意，疆吏中如张之洞、刘坤一之辈，对于新政已颇能放手去做，盛氏以创办南洋公学之事早就凛明刘坤一(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二年二三月间即约盛氏到南京，面商新政)故敢早购校地。至教学一切细节，则仍在商订之中。自来关于所谓创立，例如一间学校或一间工厂，其创立之日也许是破土建筑之日。也许是开课或开工之日，而学校开课之日也常会在破土建筑之前。在台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之开学先系借用台湾大学教室，随后新竹校舍购地建筑，才迁往继续上课，即为一例。盛氏办事既甚积极，又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任，又有轮电两局经费之易于调拨，是则交通大学的校史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数起，似无庸置辩。

　　南洋何以称做“公学”

　　我尝怀疑盛氏在上海创办此校何以用“公学”字样?所谓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除中国公学等一二校之外，甚少见此称，以后即未见再用。直至看到盛氏奏折中对于南洋公学经费系由轮电两局捐助，才了解盛氏当时仍系出于官督商办之构想，以为校款可自商出，至教务乃是政府大政，应由官方主持，所以南洋当时名为公学，以示不是完全官办而含有些公开之意，且藉此打开了商办事业负担经费之门，以求建教合作。南洋公学初时的主持人称为总理(当时译名为Manager)而不称做监督或堂长校长，亦有些顾及商款之意。直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O三)清政府成立商部，轮电两局收回国营，航电与路政划归商部主管，于是此校遂改隶商部，名称亦改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后来依时局的变换又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总理改称监督或校长，而经费来源又加入国有铁路的收入，于是此校遂完全为一官立学校，而教学则遂注重于交通学术与事业。

　　南洋初办时之学科

　　盛氏创办北洋及南洋两校时，国内尚没有其他的大学(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派孙家鼐管理京师大学事务为北京大学之前身)。盛氏奏折中常有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之建议。所谓头等学堂乃指如今日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所谓二等学堂，当系指今之预科或中学。在南洋方面盛氏建议设上院、中院及外院三处。所谓上院在盛氏奏折中即指头等学堂，中院即指二等学堂，而外院则指所有当时所称之师范班特班与其他短期学校及小学等。在上海徐家汇校园中早就有两所庞大的建筑物，至今尚称一为上院、一为中院，为一般南洋及其后上海交大学生所习知。中院一直是附中教室，直至后来大学扩充，停办附中，原来中院亦成为大学一部分之课室及试验室。至于外院初只有此名称，因多系临时建置，故并无永久之院舍。其后各种临时班系(见后)结束，在两院对面隔一片大草地建附小校舍，亦并无外院或下院的名称。

　　盛氏创办北洋与南洋两校其初旨趣稍有不同。北洋系“……在津海关道任内筹款，设立学堂，招选生徒，延订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谙学……。”(见盛氏光绪二十二年九月请设学堂片)南洋虽在其同一奏片内称“……如津学之例而损益之。……惟收效旨在十年之后，且诸生选自童幼，……即学业有成亦难骤膺显耀。……相需方殷缓不济急，……拟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土，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期以三年，已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员悉取于两馆，候至外洋俾就学于名师，就试于大学，历练三年，归国之后，内而总署章京，外而各口关道，使署参赞，皆非是不得与。资望既著，即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之选也。……其设馆之地，京师由专司学政大臣酌定，上海附于南洋公学。……”其范围包罗之广与北洋不同。

　　上节所谓达成馆后来究竟有无开办，笔者未能查证。惟早年在校未尝闻有此名称。就上所说，我们可见盛氏当年创办南洋公学其目光甚为远到。以上海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意欲把南洋公学为培养各项及各级新政人材之大本营。为谋根本计，不得不从小学始。“诸生选自童幼，收效旨在十年以后。”但为师资计，又不能不先开师范班。又以“相需方殷，缓不济急”，不能不办“特科”。又想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上海设馆之地附于南洋公学。而同时附设在南洋公学者，尚有译书院(见盛氏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奏)。曾请严复氏译《原富》一书，伍光建氏译《英国商律全书》(俱见盛氏前奏)。又以日人在上海创设同文书馆，日议员曾来南洋公学参观。盛氏因又聘兼通中学之日本教习来华，在南洋公学内附设一东文学堂，以利翻译日文书籍。“责成译书院会同公学及东文学堂分别参订……”由此可见南洋公学创办之初，盛氏对于此校实有其一贯之远大计划，纵的由头至尾，横的包罗万象。后来交大成为一专业之大学自系由于路电轮三事收为国有改隶商部专管的缘故。

　　南洋早期的总理与监督

　　南洋公学为盛宣怀氏所创办，并身兼公学督办，以言公学早期师长，自应稍述盛氏之一生。盛氏生于前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为江苏常州人。其父与李鸿章氏有旧，当李鸿章氏由湖北督师人陕，防剿回乱，即招盛人幕。未几李氏复任盛氏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深所倚重。盛氏虽中了秀才，但几次乡试都不第，而独留心于经世之学。当李氏执北洋之牛耳，盛氏即向其建议先办　铁路与电报，以谋富强，于是集商股，设电报总局，盛氏任督办，又兼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盛氏对于创办新政深知储才为要务，于应沼陈言时已屡向清廷有所陈述。当其任津海关道时，即筹款在津沾设立学堂，为后来北洋大学之前身。旋建议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曾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氏详拟南洋公学章程，在上海捐购地亩，于光绪二十二年开办，自兼督办。盛氏于是年被派为铁路督办大臣，在上海办公，在此后六七年间，对于公学事亲为设计领导，延揽人才。盛氏后在宣统末年任邮传大臣，以执行国有铁路政策，操之过激，致川民反抗，导致武昌起义，清廷遂覆。盛氏虽为政治上一牺牲者，然对南洋公学则为一首创之功臣。

　　盛氏创办南洋公学时，系延请何嗣混先生为第一任总理(英文译称Manager)，美籍福开森先生(JohnC.Ferguson)任监院(英文译作President)。依英文的译名，监院的地位乃甚高，所有校舍的规划、课程的安排、教师的延聘，除中文部分外，皆由监院主之。福开森先生不但于南洋极有关系，亦系清末民初对于中国政治外交文化等极有关系之人，笔者稍后当另有记述。

　　何嗣焜先生字梅生，江苏常州人。同治初年以诸生从淮军与太平天国军转战苏常间，其后历官南北，叙三品衔，以知府用。光绪二十二年由盛宣怀奏调任南洋公学总理。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何氏在公学任内为两江总督草拟有关新政计划，“方拟案属稿，掷笔遽逝”。是年十月，刘坤一与盛宣怀会奏清廷，请将何氏学行宣付史馆立传。其会奏文中有云：“……光绪二十一年与臣坤一互相讨论奏设南洋公学，以参佐擘划，必须明体达用之才，经奏派该员兼充南洋公学总理(按光绪二十一年即有设立南洋公学之奏，可见翌年开始设校不为无据)。数年以来，公学之规模考查，钩稽权衡，靡不中于事理。而公学之营造法式，教育章程，尤为该员心力之所专……。”可见何氏当年创校时缔造经营，不遗余力。

　　继何氏任总理者为沈曾植氏。惟在沈以前，曾一度由张元济氏摄任。闻之秦师景阳(汾，当时为预科生)。何梅生先生以脑充血逝世后，张元济先生曾在公学发出通告说：“梅生先生总理公学有年，一朝遽逝，悲痛良深。经督办面嘱敝人暂摄其事……。”张氏其时谅已在校任教，张字菊生，浙江海宁人，与唐前校长蔚芝同时考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章京，戊戌(光绪甘四年一八九八)政变，张氏竟因上疏言事革职，张氏在公学时间不到一年，其后久任商务印书馆之事。盛宣怀氏于光绪二十七年奏派沈曾植氏继任南洋公学总理。沈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一八八O)进土，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盛氏奏请派委奏折中称其“……品学粹然，平日讲求经济，于各国公法条约阅历甚深……”。沈氏亦为唐前校长之业师，唐师的自订年谱中称沈氏“博雅闳通，举世殆无其匹”。沈氏在校时间亦不长，未几奉外务部奏调回京，由盛宣怀氏于光绪甘八年九月又奏保翰林编修汪凤藻氏继任总理。奏中称：“素稔汪员学术宏正，兼贯中西，足为多土矜式……。拟请将其留于上海，总办南洋公学事宜……。”又在同一奏折中附陈：“该学总提调一员有督率生徒稽察课程之责，甚关紧要。查有候选知府伍光建志坚行卓，尤邃西学，堪以派充……。”汪氏任公学总理多久，未得其详。其后有张美朔氏，字让三，宁波人，似亦曾任总理。当笔者继任南洋校长时，曾与之一面。惟其在校年月不详。此外尚有王清穆先生，字丹揆，祟明人。光绪十六年进土，与唐蔚师共事清廷，过从至密，似亦曾任公学总理。‘笔者任校长时曾偶然得其来信，且曾寄我玉照一帧，至今尚存。

　　查盛宣怀氏在上海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系自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起至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汁约有十年之久。由光绪二十二年兼任南洋公学督办，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O三)清廷设立商部，将南洋公学改隶商部后，盛氏不再管理公学之事。后来的总理或监督人选当非盛氏之所奏保。

　　商部成立后，接管南洋公学，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所有初时之师范班特科译书院等，早已停办。商部聘请杨士琦氏为实业学堂监督。杨字杏城，安徽人，亦清末一新政人物。其时正在新成立之商部任右参议之职。复继盛宣怀氏兼任招商及电报两局总办，留沪办事。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唐师蔚芝正任职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以丁大夫人忧开缺。是年清廷设邮传部，辖船电路邮四政，高等实业学堂亦改隶邮传部。翌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邮传部尚书陈壁奏派唐师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十月唐监督到沪任职。其自订年谱有云：“……前任监督久不到校，颇形废弛，爱力加整顿……。”所谓前任监督是否即杨士琦，抑杨后唐前另有一监督，则尚待查考。计自光绪二十二年建校至三十三年的十一二年间，此校总理或监督已六七次易人。唐监督莅任以后，始专任其事，迁住校中，一直连任十有三年之久，为交通大学有史以来任职最久之一位监督及校长。校中基础才告稳定，而进入发展的时期。

　　南洋早期的师生

　　南洋开办之初，先设师范班与小学，招收师范生二十名，使之半教半读，其中不乏中年饱学之士。以笔者所忆，则吴稚晖、钮永建、章太炎诸元老皆为当时之师范生或预科之教员。中国国民党史编纂会所出版之《吴敬恒先生传记》说：稚老于戊戌年到南洋公学任学长，月薪四十两。先生提倡群智会，行学生在教堂轮讲制，学生中有章宗祥、胡敦复、曾镕甫、李福基等。稚老自后时参加南洋同学会之集会。钮惕老则曾任南洋体操教员。此外十几名的师范生中尚有不少知名之士，揆其年当在九十至百岁左右。 现在台任中华工程公司董事长吾师秦景阳先生(汾)为余言，南洋的确于一八九六年开设师范班，翌年其兄(沉)即考入该班。其时中院房屋已先建造，师范生中多在前清已有功名者，秦师记忆所及，当时师范生中尚有王培孙(其后创办南洋中学)、章宗祥(后任驻日公使)、林康侯(名祖璿，曾在校任职员，其后有声于金融界，数年前才在港逝世)。秦师系庚子年(一九OO)考入预科，与胡敦复先生(其后创办大同大学，现侨寓美国西雅图，为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胡新南之尊人。)同为十五岁，而班次胡高于秦。庚子年北方发生拳乱，天津北洋停课，吴稚老原在北洋任教，至是则返洋任教。

　　秦师又言“特班”之设系为年事较长而已考取拔贡或举人者，其时年龄多在三十岁左右。其中有王世微(闽人，举人)、项骧(举人，其后出洋游学，习法科，宣统元年留学生考试授翰林院编修)、贝寿同(苏人，习建筑)。其时学员皆未习英文，进特班才授以英文，或在中院补习。又言光绪—八年那年(一九O二)校中发生一件所谓“墨水瓶”风潮。当时有位中文教员郭某，大约有点老学究的风度。以授课之预科乙班学生(秦师在预甲班)给他一次捉弄，把一瓶红墨水偷偷放在这位郭老师的坐位上。郭老师坐上后，立即染得衣服一片红色。当时郭老师质问是何人所做之事。大家都不敢做声。结果有一位姓杨的同学把放墨水瓶的同学指出来，郭老师要求把这位学生开除。这本来是一件顽皮学生所闹之事，大约因学校当局要把这个学生开除，于是轩然大波以起，发生全体学生退学之事。

　　据《蔡元培自述》一书所载：“我三十五岁(按为民前十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及中学之学生。因沈子培监督(曾植)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宜君，浙江王星恒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学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原注今名力子)、洪允样、王世微、胡仁源、殷祖同、谢澄(原注今名无量)、李淑同、黄炎培、项骏、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蔡氏自述中又有下列之一段：“……民前十年(一九O二)学生全体退学，……我亦离开公学。……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已倾向于民权与女权的提倡……亦公言革命。”其时公学退学之学生一部分白组爱国学社，蔡氏亦为学社教员。蔡氏原系清末科举出身，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嗣长中央研究院多年，其事迹为世人所习知。胡仁源字以珊，在民初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及教育总长，为南洋学生入阁最早之一人。蔡氏所谓高材生皆各有千秋。南洋因一墨水瓶之小事而惹起爱国运动与革命思想，其后五四运动时，蔡氏适任北大校长，他的所谓学生运动已是第二次了。

　　早期派生出洋留学

　　南洋公学何时起派生出洋留学，早期又有何人自费或公费派赴国外深造?追忆起来颇不容易。上节所述，学生因墨水瓶案而退学之后，胡君敦复于考取江苏省官费赴美，秦师景阳则转入北洋，由北洋派赴英留学，胡君仁源、张君铸亦同时赴英留学，习造船。南洋早年办过一期商科，何年毕业不复记忆，其中有杨锦森、杨德森、林则蒸(鞠惟)、胡鸿猷(徵若)、赵景建(君简)、徐经郛(守五)等几人，皆曾赴美留学。唐蔚老的自订年谱中，述及到沪长校之年即派送商科毕业生杨锦森(原书作生)等六人赴美深造，是否即上述六人容有出入。杨氏昆季中，德森先生回国后于宣统三年，应清廷留学生考试及格，授商科进士。锦森先生亦参加留学毕业试，得商科进士，于宣统二三年间在母校教授英文，笔者也是他学生之一。林君则蒸回国后不久在京沪铁路会计处任副处长。胡君鸿猷回国后任交通部科长，兼任北平铁路管理学校校长。赵君景建亦曾在北平交通部任职科长。徐君经郛久在沪校任英文教员，兼附属中学主任。以上诸君除二杨外，其他皆曾与笔者共过事。

　　早年老同学中赴日本留学者想不乏人，但查考颇难。房君兆楹氏所辑《清末民初洋学堂学生题名录》中，查有章君宗祥字仲和，于光绪什四年(一八九八)底由“南洋官费”派赴日本帝国大学习法科；章氏其后任驻日公使。其兄宗元字伯初，亦系南洋老学生，后任唐山校长多年。又房氏题名录中注明“南洋官费”赴日留学者尚有唐君在礼，字执夫，光绪廿四年底赴日本人炮兵学校。其弟在贤亦南洋学生，宣统三年回国，应工科考试，授职翰林院庶吉土。房著又有游寿宸等二十人，光绪廿八年以“南洋官费”派赴日本成城学校。张邦华等十九人，光绪甘八年三月以“南洋官费”派赴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肄业。此两批共三十九名之多，其中并无知名者，其事亦从未闻及，而房著想必有所本。此外早年以自费赴日留学者在房著中尚有陆规亮与陆梦熊二人，均廿八年赴日。前者松江人，回国后曾在沪校任事多年。笔者初入沪校时，陆氏正任斋务长。后者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应清廷留学毕业生考试，得商科进土，授职翰林院检讨。其后供职于北平交通部，任该部首席参事多年，一度任次长，亦曾兼任北平邮电学校校长。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起，先后向法比等国借款兴筑平汉、正太、陇海等铁路，需要各级熟谙法文人员。除办一法文学堂为培养普通员司外，并曾选派一批工程学生赴法比两国留学。其中由南洋公学选派者，有王君寿棋(字稼成，历任平汉铁路工务处长)，张君葆熙(字淑滋，亦任平汉铁路工务处长)，程君文勋(字韦度，留比，曾任萍乡矿务局科长、平绥铁路处长)，程君文熙(字侯度，曾任铁路机务处长)，钮君孝贤(字志伊，曾任铁路机务处长、交通部路政司帮办)。此外容尚有几人，不尽忆及矣。

　　南洋初期亦有学生赴英国留学，如秦景阳师(汾)系转北洋后由北洋派遣者，胡君以珊(仁源)、卫师心蔽(国垣)、张君剑心(铸)差不多同时在英，其费别不得其详。宣统元年(一九O九)沪校第一次有铁路科毕业，为中国有史以来铁路工程专科毕业之最早者。是届毕业生只五名，其中派赴英国深造者计有吴君思远，回国后一直在铁路上任工程师数十年，笔者任粤汉铁路工程局长时延为总段长，为我前辈，后来成了忘年之交。高君恒儒事迹不详，胡士熙先生(春台)后来曾在沪校任教授多年，笔者为其门生之一。潘君善闻(禹言)后来改人银行界，为北平中孚银行经理。此外第一届毕业者惟郑君家斌未赴英，亦在铁路任工程师数十年。宣统二年(一九一O)铁路科第二届毕业生中有王君绳善，亦于毕业后赴英留学，曾任湘鄂段机务处长及母校机械科长。

　　早期南洋学生的行业

　　早期南洋既办有师范班、特班、译书院、商务科、东文班、商船科等各种不同的科目，且办有附中与附小，附中与附小毕业后又不一定人上院或选修工程科，一部分系转向其他行业活动，故在民前之十几年及民初几年中南洋所出之人才各行俱有，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外交界中，汪荣宝、章宗祥、唐在贤、曾宗鉴、徐谟、叶公超诸君是其例之著者。曾君宗鉴为南洋附中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后任外交部次长及铁路部次长。徐谟君与笔者于清末为附中同班同学。附中毕业后，改入北洋大学习法律。旋以外交官考试第一名进入外交部，递升至上海特派员、外交部次长，出使土耳其国大使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叶君公超于民国元、二年间在南洋附小肄业，其学名为祟智。嗣以家中北迁，遂改人南开，人外交部后，久任部长与大使，蜚声国际。南洋学生改习军事者大约不多；笔者忆及除上述留日学生唐君在礼外，尚有温君应星系南洋公学时期学生，离校后赴美，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历任军警职务，位至中将，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在美逝世，葬于西点军校墓园。南洋早年固办有商科，早年同学中如徐元、吴荣鬯(震修)、徐新六(民甘七由港乘机赴渝为日机所袭击遇难)、林祖璿(康侯)，为银行界知名之士。至工科学生中改业银行者，如潘善闻(首届铁路科)、钟锷(电机科)，皆在银行界有显赫之声誉。后来上海及北平两校皆添办管理科，则在工商、经济、金融各界露头角者更多，自无足异。至于在教育界及工程界则人才自应更多。

　　中国家族观念较重，每有父兄进入一校，而其子若弟亦往往以进入同一学校为荣。南洋办理较早，而同一时期第一流学校又少，所以此种现象颇为显著。笔者手中并无于此之统计资料。就记忆所及，则以徐氏几昆季最为突出。徐名材(化工)、名植(机械)、名标(土木)、

　　凌鸿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