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来源不明VS确有悔罪表现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复核终结成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高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高勇被核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新安晚报》4月6日报道）

　　又一个巨贪被判死缓，该不会是“官官相护”的结果吧？

　　 法院的依据是“确有悔罪表现”。高勇到底有啥“悔罪表现”呢？法院称，高勇到案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量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且积极协助司法机关追回全部赃款。然而，法院同时又说，高勇在任职期间，索要、收受多家单位的款物折合人民币955万多元，另有666万多元的财产差额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合计1600多万元的赃款，只交代出约3/5的犯罪事实，能算“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量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吗？法院认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终判缓刑的依据“确有悔罪表现”，是相当的矛盾。

　　最新一期《南风窗》提供数据显示：据广西检察机关的有关调查统计，2001年至2005年，广西各级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为3102件3630人，其中，缓刑判决1765人，占总被告人的48.6%；免刑判决293人，占总被告人的8.1%。也就是说缓免刑占总被告人的56.7%，一半以上职务犯罪分子被适用了缓刑或免刑。高勇个案与共性统计昭示：缓刑已成贪官污吏的“避风港”。

　　“死缓几乎不死，有缓（有期徒刑）等于没有。”普适于官员的缓刑，其表征是司法弹性太大，其本质是“官官相护”，其后果必然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降低了反腐工作者的积极性，对官员的职务犯罪变相放纵。引进“成本”的概念来说明，职务犯罪过多适用缓刑，降低了犯罪的风险和代价，犯罪效益却畸高不下，低成本犯罪使得罪责不相称，也就对职务犯罪产生了“鼓励”作用。

　　要解决职务犯罪多用缓刑的格局，需要在司法独立上着力，割裂“法官”与“政官”之间的联系，消除“官官相护、荣辱与共”的潜规则；同时，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审判机制（如采取陪审团审判等），引进专业监督、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审判变得透明、刚性、公正，从而让司法天平归于平衡，使社会正义归于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