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联合构建创新体系复旦张江 自主研发出19个新药

　　编者的话

　　■文/本报记者任荃实习生李哲

　　一种被称作“艾拉”的新药是怎样脱颖而出的？细读复旦张江的报道，人们发现，这正是产学研联盟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

　　产学研互相脱节，科研队伍游离于产业之外，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是长期来制约我国科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死结。解开这个死结，不但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研究开发任务，主持或参与重大科技攻关，还必须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鼓励和支持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规划纲要》反复强调的重要方针，也是我们推进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内容。只要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像复旦张江那样自觉追求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拓展创新成果、增加创新产出的前景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今秋，一种名叫“艾拉”的上海新药将在全国上市。其实，“艾拉”的化学成分“盐酸氨酮戊酸”曾是国外一个用于治疗光角化病的老药，此次“重新”上市，是因为它的适应症变成了尖锐湿疣，一种很难根治的性病。

　　从光角化病到尖锐湿疣，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赋予了“艾拉”第二次生命。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个二次创新，居然是公司研发部门从一次与临床医生的谈话中聊出来的。

　　原来，在复旦张江，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技术骨干，都有交朋友的习惯。从临床医生到大学教授，从研究员到药品销售，都是或公或私的好朋友。没事儿一起探讨一下技术，或是定期到实验室走走，时间一长，这样的交友习惯反倒成了一种独特的研发模式。

　　由于HIV病毒不断产生的耐药性，每隔四五年，科学家不得不为鸡尾酒疗法更换一次配方。为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疲于应对的尴尬，1997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裴钢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大为合作，开始在细胞模型上筛选抗艾新药。五年后，“CCR-5拮抗剂”从成百上千个化合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家著名学术杂志上一篇影响因子颇高的论文。

　　作为科研“国家队”，两个实验室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在药物作用机理的探索上，“CCR-5拮抗剂”就此在实验室里“存放”了一年。直到复旦张江的一次定期拜访，三方合作开发的意向才一拍即合。

　　那时，合成几毫克“CCR-5拮抗剂”需要20个步骤，这样的效率和规模根本无法做动物试验。为此，复旦张江与中科院专门成立上海靶点药物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对实验室里的合成方法进行重新优化，把合成步骤缩短到9步，将产量放大到公斤级。短短三年，“CCR-5拮抗剂”走完了所有临床前研究。出于其诱人的市场前景，美国一家公司有意高价受让这一具有国际专利的新药项目。

　　在复旦张江，来自科研一线的论文、发现正一点一滴地转化成公司持续创新的养料。创业十年，依靠到实验室的定期走访或是与一线专家的频繁交流，复旦张江一共“访”出了10余个新药，占公司19个新药研发项目的一半以上。

　　那年，公司欲开发光动力药物。研究人员在资料挖掘中，检索到著名光动力药物专家、第二军医大学教授许德余的若干研究成果，随即慕名而去。20多年来，许德余一直致力于光动力药物的研究，不仅经验丰富，手里还握有一堆有待开发的宝藏。一番深谈，复旦张江决定组建光动力研究所，对老教授手中的一组已发现药用价值的光敏剂进行二次开发。

　　六年攻关，复旦张江终于从许德余的宝藏中挖掘出两个一类新药——“海姆泊芬”和“多替泊芬”，前者能彻底根除鲜红斑痣，且不留疤痕，后者则能有的放矢地杀死肠癌、食道癌等腔道型肿瘤。

　　事实上，凭借灵敏的技术嗅觉和敏锐的市场眼光，复旦张江已经在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中，构筑起一条完整的新药开发链条。在新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每个环节，都有复旦张江与大学、研究所、医院的兴趣交集，甚至连一批尚在海外深造的留学生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它的研发体系，而公司也由此成为一个持续产出的创新系统。

　　按国际通行的说法，新药研发的成功率约为1/5000。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复旦张江成了新药研发领域中的“神枪手”。公司在研的19个新药，一大半已经成功进入临床或完成临床试验，研发效率和成功率得以大大提高。正因如此，复旦张江的不少项目，一立项就被股东提前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