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高校为何那么能宽容造假？

　　教授造假连续曝光，不仅令斯文扫地，还让国家巨额科研投入换来大量“垃圾论文”

　　今年3月下旬以来，有关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张成勇、清华大学教授刘辉造假的新闻，连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实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造假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部分高校学风浮躁和校园商

业化、教授官场化的趋势。

　　又是方舟子揭黑

　　新近曝出的两起造假事件，一名事主是原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另一名是原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张成勇(长期化名吴征)。

　　刘辉的造假行为最初由网友揭发，然后被“打假人”方舟子盯上。方舟子查询刘辉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官方主页上的简历后，即撰文《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教授如此伪造论文发表记录》，指斥其有伪造履历嫌疑；在学术成果方面，“大胆到把不过是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也拿来为我所用”。

　　如果说刘辉的造假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那么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张成勇的造假则几近赤裸。

　　2004年12月，石河子大学有师生反映张成勇在师德方面存在问题，校监察处介入调查此事时，意外查出张有编造学历嫌疑。在向中山大学和吉首大学函调后，石河子大学查明张成勇拥有的这两所高校学历证书均为伪造。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所持中山大学毕业证书，竟是他1988年在广州用5000元人民币从私人手中购得，其在中山大学75周年校庆中的捐款经历也纯属杜撰。

　　目前，两起造假事件当事人都已受到严厉处分：刘辉被清华大学撤销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医学院院长助理的职务聘任。石河子大学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给予张成勇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其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收缴其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撤销其副教授任职资格，解除专业技术职务聘约，收缴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书。

　　谁让教授的“斯文”扫地

　　纵观教授造假，不外乎履历和学术两大类。而这两项，正是教授在高校中地位所倚、利益所系。

　　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博士生说，当前，急功近利、浮躁的作风已在高校中影响至深，“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种违反学术规律的体制在高校中几成通则。

　　“学术研究中的官员主导制(或者由带着专家帽子的官员主导制)，造成了学术激励机制扭曲；学术资源分配不是按学术水平，而是按级别、论资排辈瓜分；学术研究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少数)课题申报完全是为了获得项目资金，有效的研究创新少之又少。例如一个社科类课题，实际需要经费可能不过10万元，而申报时却往往按几十万、上百万申报。当这种行为成为‘通常做法’时，学术造假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曾坦言，目前国内学术造假严重。国家每年花费巨额科学研究投入，结果却换来的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

　　这名博士生还说，某些高校对待造假的暧昧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歪风：怕担失察责任，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个别高校对学术造假现象太过宽容；有些造假即使被证实，个别高校也就给当事人一个不痛不痒的处分了事。”

　　石河子大学一名教授评价该校“副教授造假”事件时说，尽管从大环境来说，全社会诚信度不高、教育产业化和高校内部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给造假行为提供了外部诱因，但对高校教师个人而言，身为人之师表，这些诱因无论如何不该成为造假的理由。

　　净化象牙塔，“自治”还是“他治”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3月27日举行的2006年教育部发布会上说，教育部始终对各种学术腐败行为坚决反对，将成立专门的组织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净化学术空气还需要道德、制度、法制以及媒体的力量。

　　可喜的是，在社会声讨“教授造假”的同时，人们听到了来自学术界的声音：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等109名教授，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公开信，建议设立“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查证剽窃、造假和腐败行为。

　　这些教授建议，选聘品学兼优的学者组建“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制定相关规范，由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审查学术剽窃事件，裁定是否构成剽窃、造假，并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责成有关高校或研究单位给予当事人以相应纪律处分；高校应对违纪教师做出相应处罚，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督促所辖学校的校长处罚违纪教师，对拒不作为的校长给予行政处罚。

　　业内人士同时认为，从长远来看，建设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诚信的社会环境，对保证“象牙塔”内的纯净学术氛围必不可少。(记者 刘宏鹏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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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防范机制上看，正常的学术批判难以展开，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的蔓延，导致学术腐败行为甚嚣尘上。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中国目前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或体制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本身的道德责任可以因此得到宽宥和推卸。

　　在思考当代学术面临的种种困境时，很多人习惯从外部来谈论问题。一方面，人们把学术危机归咎于诸如“官本位”、“衙门化”、“量化评价体系”等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寻求解决之道时，又毫不遮掩内心假“权力”之手制止学术腐败的渴望，诸如“学术裁军”、制定“剽窃法”等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