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农民工居住的现实与梦想

　　“家里最好有个藤椅，累了坐上去解解乏”

　　采访人物：朱师傅，河南信阳人，40岁居住地点：北京朝阳区北香河园

　　我们一家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在工人体育馆附近卖鸡蛋灌饼。女儿初中毕业没考上学就跟我一起过来了。我们以前租的是2楼的一间房，月租600元。为了便宜点我换了现在的

这一小间，才10来平方米，月租450元。

　　别看房租便宜，其实这房子是称不上“房子”的。它不是砖瓦砌的，四面墙用木板钉起来，房顶是石棉瓦铺成的，没有一点安全感。床也称不上“床”，我们夫妻睡的这个是老乡开的歌舞厅里的废旧舞台板凑成的。女儿睡的床就更简陋了，六个装鸡蛋的大筐并在一起就算床了。箱子、落地扇都是从拾破烂的老乡那里买的。被子也是从废品收购站买的，5块钱一套。一台小收音机是从家里带来的。再加上卖饼的推车，我们全部的家当就这些了。

　　简陋点挤点我们不在乎，打工哪能要求那么多！但这儿不安全，小偷一捅门就能戳个窟窿。电线横七竖八，好多电线外皮都脱落了。这房子低又是板子围的，一到夏天就特别闷，喘不过气，蚊虫苍蝇特别多。冬天也不好过，窗户透风，用报纸糊也没用，板子“垒”的“房子”根本不保暖，屋子里跟冰窖似的。

　　对未来我们也不敢想，就权当是梦想吧。女儿说想有个独立点的空间。孩子她妈希望能用水方便点，现在洗衣服洗菜要走好远。我就希望能少交点房租住上结实点的房子，最好能大一点、高一点、亮一点，电、水、煤气不说多方便起码要用着安全啊！家里最好有个藤椅，累了坐上去解解乏，再买个书桌给女儿看书。街道上也不要污水、垃圾遍地都是。

　　唉！也就说说，我们打工的还能奢求什么呢？

　　【采访手记】北香河园是北京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在这里蜗居着的多是像朱师傅一家的外来打工者。他们住着低矮破旧并存在不少安全隐患的房子，巷道脏乱黑臭。

　　采访中，朱师傅懒懒地斜靠在床头边翻着报纸，女儿在杂乱的犄角旮旯里翻找着东西，老朱的老婆蹲在地上切菜。当我问老朱师傅假如有一天住上专门给农民工配备的公寓，那里有公用厨房、厕所和洗澡间，接通了天然气和闭路电视时，他眼中闪出一道惊奇兴奋的光，但转而这份期待便一闪而过，忧愁和无奈又爬上了眼角。朱师傅说他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在他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

　　“有张床，有个电视，能容得下身就足够了”

　　采访人物：梁卫东，哈尔滨人，27岁居住地点：北京市崇文区前门附近一个无名旅馆

　　我来北京一个多月了，想找一份拉牛肉面的活儿，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白天在劳务市场里碰运气，晚上就住在这里。

　　刚来北京的那几天不太熟悉，不知道哪里有便宜点儿的住处，睡过地下通道。后来有人告诉我这里有便宜旅馆，才来的。确实挺便宜，每晚只需要4块钱，要是能够帮老板介绍来新客人的话，还可以优惠，每拉来一个人就优惠一块钱。那天我领来4个人，老板就让我白住一晚上，还给我铺了一张新床单。

　　这么便宜的价钱，什么条件也可想而知了。说得难听点儿：这和猪窝有什么区别啊！十几个床铺连在一起，有时候一个床上能挤两个人，要翻个身都得两个人一起转。这床板都是用砖头支起来的，离地面太近，特别潮，床单基本上就没有干过。这儿往来的人比较多，没人在意卫生，床底下什么都有：烟头、破鞋、臭袜子、用过的卫生纸。春天了，天慢慢热了，那个味儿啊！

　　我在老家谈的女朋友前几天打电话，说要来北京看我。我骗她说我挺好的，叫她千万别来。其实我特想她，可是她来了住哪儿啊？挂电话的时候她哭着说我对她不好了，可是我一个打工仔，能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天，我到郊区的一家餐馆找工作，回来的时候很晚了。我坐在公交车上从天安门广场绕过来，远远地看到那些高楼上的灯光，想象着自己住在那样的楼房里的感觉：一个卧室一个客厅，客厅里摆上一对单人沙发，中间放一个玻璃茶几，上面养一盆我最喜爱的菊花。卧室里放一张大床，就摆在窗户旁边……

　　这些也就做梦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不奢望能在北京安家，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工作以后，老板能给安排一间干净点的房间，有张床，有个电视，能容得下身就足够了。

　　【采访手记】见到梁卫东的时候是晚上8点，前面小胡同里白天拆迁房子的铲车还没有开走，散落在路上的青砖上面还隐隐地罩着尚未散去的灰尘。屋子的拐角支着一台破电视，有一声没一声地发出嘈杂的声音。屋里的人们懒洋洋地靠在铺盖卷儿上打盹。此时的京城，华灯初上，可是那千千万万盏灯火有哪一盏是为他们而亮？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或许就能让他们更加安心地工作。

　　“真希望房子里充满阳光”

　　采访人物：王威，河南周口人，29岁居住地点：安德路附近一胡同

　　1998年至今，我来北京打工已经8年了。北京太大，住在哪里与在哪工作必须一同考虑。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郊区大兴修摩托车，那时与几个老乡挤在一间小屋里。郊区的房子虽然比较便宜，但是就业机会少。两年后，我住到了六铺炕附近的小平房里，便开始在附近的小区修自行车。现在住的地方离我修车的小摊比较近，那里有很多简易的小平房、四合院。

　　我们那间屋子大概只有10平方米，月租400元。一张双人床，已经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鞋、衣服还有一些杂物只能堆在床底下，做饭就在屋子外面架一个小火炉，平常洗了衣服都没地方晾。屋子门朝东，四周围又被高楼挡着，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一有空，我就让妻子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到外面去晒太阳，老呆在那里头，大人都受不了，小孩不得病才怪！

　　租住的房子虽然条件很差，冬天也没有暖气，但毕竟是我们落脚的家。听说北京很多像这样的平房都要拆，真害怕哪天那个大大的“拆”字也上了我们家的墙。北京房子贵，好多有好工作的人都喊着买不起房子，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更别奢望了。只是，有时候对老人不太好交代。老家的人都以为我在北京赚大钱，可是上次我岳父来北京看外孙，我连他落脚的地方都准备不下，心里那滋味可难受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北京租住得起条件好一些的楼房，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房子不需要太大，二三十平方米就行。有厨房，有卫生间，如果儿子能有单独的一间，摆下一张写字台，就像城里的小孩一样，我们全家就都满足了。如果再好一些，屋子里每天都能看到阳光，孩子他妈喜欢花，窗台上再养些花……

　　太理想化了，呵呵……

　　【采访手记】采访时，王威不时地抬头看看远处的高楼。那或许就是他的梦吧！

　　大城市为王威带来梦想，同时也成为某种不可言语的隐痛。不可否认，大城市需要他们，但却正在以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儿子是王威的希望，而城市为第二代移民又能提供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确实是需要各个方面认真考虑，妥善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