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追问细菌战真相30年——不了解历史也是罪

　　近藤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日本新闻工作者。2006年3月23日，他来到山东寻找侵华日军细菌1644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

　　30年追踪说谎者

　　3月22日，近藤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放映了他编导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

大屠杀》。

　　他说，30多年前，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731部队。战后，日本医科大学曾成立学生联合会，抗议学校老师对待病人的野蛮态度——想给人截肢就截肢，想开刀就在病人身上拉一刀，根本不把病人当人。近藤从中发现了线索：当时日本医学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731部队的旧军人。

　　受到学生批判的人中，包括近藤好友所在大学的校长吉村寿人。“你是不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班长？”

　　“有这样的事吗？虽然同名同姓，但我不是。”

　　这是近藤对吉村寿人的第一次采访。10多年后，近藤证实了这个人就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的班长，他们将人脱光鞋子露出手，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直到手和脚敲击时发出“梆、梆”的响声为止。

　　不久前，近藤在前苏联克格勃档案里发现了30年前他打电话要找的人——伯力审判的供述者——731部队将泡过伤寒菌的饼分给战俘吃的“分饼人”。此人还活着，在日本无声无息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1971年，石川太刀雄丸这么回答近藤。当时他只是日本京泽大学的医学系主任，后来出任该大学的校长。近藤曾用30多年的耐心和韧劲盯着说谎者，他正是731部队人体解剖班的班长，知道731部队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活人解剖的秘密。

　　第一个开口的人

　　找到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是在近藤开展细菌战调查十年之后。这个人叫石桥直芳，731部队少年班成员，他成为第一个讲出真相的人。他曾在731部队看管秘密监狱，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前苏联妇女被强奸以实验梅毒菌的传播和危害。

　　为了让更多的人“冒出来”，近藤怂恿他们开一个战友会。隐在日常生活深处的人就这样一个个出现了。近藤参加了这个战友会。“我和他们整夜地喝酒，喝得烂醉，你不能显露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只能是中立的，你只是一个记录者。如果你批评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说了。”

　　1990年初，近藤来中国哈尔滨731部队原址拍摄，在哈尔滨他见到了一个叫敬兰之的中国妇女，她告诉近藤，她的前夫叫朱盈之，被抓到731部队，再也没有回来。“我再一次找到了证实伯力审判真实性的证据，在那本书上朱盈之是一律被称作‘原木’的实验材料中的仅有的几个留下姓名的人。”

　　在哈尔滨，近藤还拍摄到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731部队战犯的证词、亲笔签名。近藤拿着这些签名到日本去找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木神原秀夫，“木神原秀夫见了我就跑，拼命地逃，就是不开口说话。”

　　少年班成员田村良雄回国结婚后改姓女方娘家姓，叫莜冢良雄，当近藤拿着签名找到他的时候，他点头承认，并毫无保留地说出了真相，从此他成为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出版，英国、美国的媒体开始揭露731部队。1991年，中国中央档案馆出版了档案资料集《细菌战与毒气战》，此档案集成为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查找线索，日本学者将它翻译成日文出版。

　　“当年，前苏联在伯力提审了12个被捕的关东军俘虏。日军担心俘虏泄露细菌战的军事秘密，曾派人混入关东军俘虏中，反复强调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绝对不能讲。一年半中，谁也没有吐露半个字。后来一个作医生的俘虏承受不了心理的负担，讲出了真相。从此，前苏联才撬开了这些战俘的嘴巴。当时中国大使曾向美提出要求，对细菌战进行再审判，但美国以‘这个东西不准确’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作为记者，我知道它是真的还不够，我得找出活证据证明它是真的，我做到了。”近藤说。

　　重创

　　就在黑幕如破竹般地剥开时，一件事使揭幕行动受到重创。一张被《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首先使用，BBC、NHK等媒体普遍采用的证明日军731部队活人解剖的图片被指证是假的。

　　森村诚一被拖进了一场官司，名誉受到重创。“一张图片用错了，他们就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近藤拿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指出那些图片是出自这本书——《明治43年南满洲鼠疫防治写真帖》，1901年到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这和731部队没关系。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嫂子将这张照片上的重要标识涂去，充作731部队的照片，高价卖给了一位来访者，此人又转卖给森村诚一。

　　近藤因为找到了图片所出的书，避免了这次重创，但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出现了：怎么才能分出细菌武器攻击造成的鼠疫流行与自然发生的鼠疫？而与这联系的731部队编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近藤确信日军曾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但相关的证据找不到。近藤想把731部队的编制情况搞清楚，进而搞清日军在华所有细菌部队的设置，然后搞清楚这些部队在中国的作战情况。为此，近藤曾和日本厚生省交涉，要求公开731部队的资料，但得到的回答是：“731部队番号早已改成了659，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是细菌研究。”“当时，拿出一份资料，只给我看一下封面，说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不便于公开。”在反复交涉下，公开了一小部分资料，但许多人名的条目下都用黑墨抹去。

　　尖叫

　　一次，近藤查到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档案，发现了一份731部队90名主要干部复员名单。接着近藤查到了一份美国占领日本时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的要“659”部队资料的命令，其中就有那份90人的名单。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近藤摸到了731部队的内核。

　　“非常幸运的是我认识了王选，并和她一起开始了中国细菌战受害情况的调查。”近藤说。近藤和王选找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细菌学主任叶天星，他曾是战时国民政府的防疫专家。老人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找到他时，他思维清晰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出了他亲眼所见的情景：日军飞机撒下小纸包，里面包着跳蚤，咬了人就发病。

　　“有了叶天星的镜头，我悬着的心放下了。除了档案文字资料，我有了活的证人，细菌研究、人体实验、细菌攻击一环环都连了起来。”

　　近藤拼出了731部队的编制情况，使这个一直沉在黑暗水底的魔怪浮出了水面。“当我盯着看我制作出来的731部队编制图时，我感到恐怖，脊梁僵硬冰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蒙克的画《尖叫》，扭曲而怪诞的星空下，一张大嘴在疯狂地尖叫”。

　　“你满耳朵都是尖叫，但没有一点声音，你知道所有的恐怖，但不知道恐怖在那里。”

　　“我觉得那是所有被731部队细菌杀害的人的灵魂的尖叫。”近藤说。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