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下移”闯新路

　　“重心下移”闯新路

　　——二谈“基层基础年”和“城市管理年”

　　本报评论员苗凡卒

　　目前，“基层基础年”活动和“城市管理年”活动正在全市渐次展开。在这个规模空前的“双年行动”中，能否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形成科学高效的基层工作运作机制，既是“双年行动”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否把战役性的成果变成制度性成果的关键。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实现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对深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深圳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化配套改革尚未完成，城市边缘区积聚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根据一项针对拉美地区中心城市的研究表明，在这个阶段，面向基层、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关乎城市的“生与死”。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口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和低廉的服务业价格。所以，它是城市发展的向心力量。同时，外来人口的大量积聚，导致环境、治安等状况的恶化，让城市管理难度加大。所以，它也是城市发展的离心力量。作为城市管理，不是要简单地让流动人口留下，而是要通过有效的管理，强化向心力，弱化离心力，并不断优化人口结构，推动城市建设。要防止离心力恶性放大，以至影响到城市的生命力。所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实现重心下移，对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来讲，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从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基层管理也是欠账多，问题多，亟待整治、理顺和强化。首先，我们的基层管理组织的设置既存在错位，又存在缺位。比如说，有些大型工业区早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社区，但是，社区管理仍由开发商承担。有的村子已经改制为居委会，事实上仍然由股份公司在管理。有些早期建成的小区，连起码的物业管理也没有。这种状况必须加以理顺。其次，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整体上呈现倒金字塔形，从市、区、到街道、社区，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越来越弱，管理与执法的权限越来越小。这就导致“想管的人看不见，看得见的人管不了”的现象。因为基层管不了，经常是小事拖成了大事，易事拖成难事。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中国109个城市管理效率指数》的调查，发现香港的指数远远高于内地城市，其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城市管理人员主要集中在一线，并且获得了充分授权，导致执法很顺畅，解决问题很及时。

　　当然，体制的完善不是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既需要攻坚的勇气，又需要创新的智慧。现在，市委市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但是，把一个纲领变成一个能在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中纲举目张的管理体制，仍然有大量的创造性工作要做。它既是一场攻坚的战役，又是一个百年大计的探索和创新。这场改革，它不仅关系到深圳一城一地，几乎中国所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都面临着基层管理体制如何面对外来人口膨胀的问题，如果深圳能够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意味着特区的改革又一次走在了前面，意味着深圳挖掘无形资源又获得了重大进展，意味着体制的创新将对建设和谐社会、改善投资环境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