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乔致庸与舒尔茨：跨时空的默契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每当你看见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是有人做出过勇敢的决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乔致庸，清朝咸丰年间晋商的代表人物。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乔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

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乔家如此成功，其中一个勇敢的决策就是乔致庸让伙计也顶一份身股，也就是开创性地实施了如今概念十分流行、舆论争论不休、实践有些混乱的“员工持股计划”。

　　触动乔致庸让伙计顶一份身股的原因，是因为复字号最能干的伙计马荀来向乔致庸要求辞号。乔致庸不解，马荀解释说这是惯例，徒弟满师后都要离开，因为别家给的薪金更高。乔致庸纳闷掌柜的为什么没人辞号，得到回答是掌柜的在生意里顶着一份身股（管理层持股），不但平日里拿薪金，到了4年账期还可以领一份红利。

　　乔致庸遂大刀阔斧地重修店规，破天荒决定给所有伙计也顶一份身股。身股使伙计变成了伙伴。伙计、伙伴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依靠伙伴，乔致庸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

　　无独有偶，100多年后的今天，远在美国西雅图，也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将自己的员工（咖啡店的店小二）称为合伙人，也让他们拥有公司的股票，他就是星巴克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舒尔茨。

　　舒尔茨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廉租公房里长大的。7岁时，父亲在工作时摔断了脚踝，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工伤赔偿。晚上响起电话铃声，母亲就让舒尔茨去接，对要账的说：“父母都不在家。”“我父亲从来没有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过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意义。”舒尔茨暗暗发誓，“倘若我有出头的一天，我一定不让别人沦落到这种地步。”

　　舒尔茨决心着手建立与雇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像家庭成员那样的忠诚。这种古老的关系对家庭作坊来说是天性，但在大工业时代显得十分另类。

　　众所周知，零售业和餐饮业的雇员收入低于其他行业，福利也很差。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压力下，企业压缩成本、解雇员工总是被华尔街叫好。舒尔茨决定违背常规———在尚未赢利的情况下不削减福利待遇，反而承担了飞涨的医疗保险开支，提供慷慨的一揽子福利待遇。1988年，星巴克是第一家为临时工提供完善医疗保健的私营企业；1991年，通过“咖啡豆股票”，星巴克把员工变成了拥有股票期权的合伙人。

　　“管理者大幅度地削减员工开支，通常可以获得暂时的股价飙升，但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是一种道德缺憾，也是对企业精神和改革创新的牺牲。”他说服董事会：一个全职雇员的全年福利只是1500美元，而培训一个新员工的费用一年则要3000美元。事实上，改革福利政策后员工流动率大幅下降，员工持股增加了公司资本，企业从根本上没有吃亏。“这是我们曾经作过的最好的决定。”舒尔茨总结道，“员工的激情和贡献是我们的第一竞争优势。”

　　如果舒尔茨见到乔致庸，他俩一定很谈得来。至少在员工持股上，他俩有着跨时空的默契。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每当你看见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是有人做出过勇敢的决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