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垄边救活候葬小阿敏

　　我市儿科专业权威、名医傅大钧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举行，前来吊唁的除亲友外，还有一大批他曾经救治过的患者。这批来吊唁的患者中，有50多岁的，有20来岁的，他们都是傅大钧在温州从医50多年来救下的。在一代名医的一生中，和患者结下的深厚感情是他在医学之外留给世人的另一笔财富。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傅大钧

　　（右）当年与市二医老院长郑求是切磋医术。傅大钧家人提供

　　候葬患儿起死回生

　　傅大钧生于1921年，浙江绍兴人。抗战期间，他高中辍学后即随父学医，曾在缙云、余杭等地卫生院供职。1946年8月应聘到温州白累德医院（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任助理医师，兼任过护士、助产高级职业学校药物教员。1954年4月，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设立小儿科，傅大钧是第一任儿科主任，他在浙南地区是颇有名望的儿科医师。

　　现家住市区筲箕涂的市民阿敏回忆起傅大钧直说“是傅老给了我生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傅大钧带领医疗队下乡，经过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筲箕涂时，发现一张草席裹着一个孩子放在田垄边等着下葬，一个妇女在旁边很哀伤地说：“孩子没用了，快死了。”

　　傅大钧对这名妇女说：“要不让我医医看吧，今天晚上先给他打一针试试。”打完针后，他吩咐千万别让苍蝇、蚊子咬到孩子，如果到夜里孩子能哭出声来，明天一大早就带孩子到第二人民医院找他。

　　第二天一大早，这名妇女抱着孩子冲进医院，高兴地对傅医生说：“医师，昨天晚上我的孩子哭起来了。”傅大钧带她来到了小儿科病房，对孩子进行抢救治疗。这条在鬼门关徘徊被傅大钧捡了回来的小生命就是阿敏。为了报答傅医师的救命之恩，阿敏的妈妈一定要他收阿敏做干儿子。

　　长大后的阿敏在家务农，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老实巴交的他不善言辞，可是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带着礼物来看干爹。现在，阿敏和傅家就像一家人，和傅大钧的儿子就如亲兄弟，“我们几个兄弟结婚他都会来喝喜酒的。现在，阿敏的儿子管我爸爸也叫爷爷的。”傅大钧的小儿子傅天祥说。

　　一笔一划写处方

　　郑锦荣现在在梧田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说自己是傅老师一手培养起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非常缺医少药，1977年，傅大钧带医疗队去梧田，准备培养一支农村医疗队伍。

　　获悉城里有名的儿科医师来了，很多农民都抱着孩子来找他。“他给我们上完课就要接待排成长龙的病人，看完病又要给我们上课，巴不得倾尽自己所有的知识，有时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才匆匆扒几口饭。”郑锦荣回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傅老师开的所有处方都是一笔一划写得端端正正，这在医学界是很少见的，他怕字写得潦草会抓错药。”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郑锦荣在农村碰到的疑难杂症很多，每次有不懂的地方他会做个记号，会一次性列出几百个问题让傅大钧帮他解决，傅大钧很认真地在纸上一个一个问题详细回答。“每次市面上出新药，傅老师都会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这种药对什么病有效果。这让我进步很快。”

　　郑锦荣回忆说，当时由于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农民根本没钱看病，为了不增加病人负担，傅大钧带医疗队下乡时，尽量用成本低、疗效好的中草药来代替西药，甚至还亲自上山采药给病人治病。

　　一双布鞋寄托恩情

　　今年53岁的廖苏秦出生时才1250克，这在当时的医学界来说，算超低体重婴儿，存活率非常低。廖苏秦的母亲回忆，“那时候早产加难产，怀孕7个月就分娩了，苏秦出生时在保育箱里待了一个星期，连奶都不会吃，只好靠鼻管进食。我有个好朋友在温州也是很有名望的医生，他跟我说，‘孩子这么小，我实在下不了手，有些药开太重了怕孩子身体受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去吧’。”同病房的产妇也对她说，反正孩子也救不活了，这些冤枉钱就别花了。之后，廖苏秦的母亲找到了傅大钧医师。“不管刮风下雨晒日头，只要我家苏秦身体出状况，他就会跑到我家看孩子。那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我们根本拿不出一点谢礼给傅医师。我老是跟苏秦讲一定要记住傅医师的大恩大德。”此后每遇节假日，廖苏秦和母亲都会来看望老医生。

　　前几天，廖苏秦在报纸上看到傅大钧去世的消息，就马上跑到灵堂吊唁，因为有段时间他没能来看望傅医师，为此他感到很内疚。事后，他对母亲说，“傅医师对我这么好，这笔恩情我是一辈子不能忘的。”

　　今年74岁的骆修平与傅大钧相识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因为治疗而结缘。

　　当时，温州的医院还没进行科室细分，儿科还归在大内科，傅大钧主要以看内科为主。骆修平的父亲因胃病找傅大钧看，因为不懂护理，骆修平的父亲经常胃穿孔，老是在医院进进出出，而傅大钧也竭尽所能帮助他，没想到这样一治就治了好多年，两家也因此成了好朋友。那段时期，傅大钧穿的布鞋还是骆修平母亲亲手做的，“他一直说我母亲做的鞋穿着真舒服”。

　　邻居“抱怨”睡不安稳

　　至于救治过的人数，他的大儿子傅天恩说“实在没法记得清”，但他记得爸爸做医生期间，经常半夜会有人来找他看病，当院长之后，一个星期没有几个晚上能睡得好的。以至于邻居抱怨，说他们每天晚上都睡不安稳，经常刚睡下去就听见有人叫“傅医师，有急诊！”

　　傅天祥回忆起这样一幕场景，“文化大革命”时，傅大钧也遭到了批斗，造反派让傅大钧穿着麻袋背心在市区百里坊扫地，让傅大钧感动的是，很多曾经被他救治过的病人家属自发组织起来帮他一起扫，其中有一位群众夺过傅大钧手上的扫帚，对他说，你站着，我来帮你扫。

　　“爸爸对病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有需要，他二话不说，都对病人马上进行抢救。有时候碰到实在没钱买药的病人，他都会自己掏钱垫付。”傅大钧曾这样说过：“只要病人需要我，我会尽量赶到他们面前。”

　　治疗技术独到

　　上世纪70年代末，温州的医疗队伍迅速壮大，温州卫校毕业输送到各家医院的医疗人才已经满足不了需求，在这时，经上级批准，市二医于1979年12月附设护士学校，次年秋季纳入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学生50名，傅大钧于1980年至1988年7月兼任副校长。

　　第一批护校的学员毕业，需要去省里拿文凭，由于当时温州的交通条件非常差，傅大钧去杭州拿到毕业文凭后，他没有休息，连夜坐车赶回了温州。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次颠簸，他得了脑血栓。“起先爸爸还不知道，直到学校拍毕业照时，摄影师发现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傅大钧的小儿子傅天祥回忆。

　　温州解放后，傅大钧在医院担任过院工会秘书，第二至第五届工会主席。1959年9月后任二医副院长（主持工作）、顾问等职务直至1985年5月退休，今年4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85岁。傅大钧医师对二医儿科的创建、发展有突出的贡献，在上世纪50年代，他自制的“恒温保育箱”，快速检出菌痢仪、电灼断脐等医疗仪器及自制氧驱蛔虫法，为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有利条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百日咳、麻疹、脑炎等儿科常见传染性疾病还未找到有效控制与治疗方法，温州多数儿科医师仍沿袭西医治疗手段时，傅大钧潜心研学西医治疗百日咳、麻疹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中医理论融入儿科诊疗技术中，并在多年成功诊治百日咳、麻疹患儿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独到治疗技术，在生与死的边缘，挽回了一条条脆弱的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