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疆兵团援藏史:两千将士翻越唐古拉

　　都市消费晨报北疆新闻中心记者 晏凤利 江涛 刘煜夏 王建隆 胡静 罗仰虎 孙虹杰

　　从1966年4月5日开始，两千多名援藏将士分三批奔赴西藏易贡。

　　第一批援藏人员是4月5日从奎屯出发的，由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带队，其中有90位干部，470名工人。他们在乌鲁木齐乘火车到达西宁，然后沿着青藏线进入西藏，4月30日踏

上西藏圣洁的土地拉萨。

　　同年9月，原农七师副师长王隆带领第二批援藏将士沿着青藏线进入西藏。一周后，来自农二师的第三批援藏将士进入西藏。

　　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的2000多公里路上，援藏将士乘坐的是火车；在青藏公路21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间，将士们在卡车的摇摇晃晃中闯过了昆仑山口、五道梁、唐古拉山。恶劣的天气，难走的山路，剧烈的高原反应，考验着他们的信念和斗志。

　　雪域高原用自然赋予的残酷条件一次次考验着将士们的耐力，在绿草、鲜花铺就的山路上，雨雪风霜总会突然降临，在险象环生的天路上，将士们一次次顺利闯关。

　　闷罐车中

　　“歌子唱起来，气氛就活跃了”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火车开得很慢，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从兰州到西宁，一路之上，带队领导不能不考虑援藏将士的吃饭问题。停火车就是开饭的信号，大家就下车吃饭，顺便上厕所，时间就在火车的停停走走间慢慢逝去。

　　原西藏易贡农垦团4连的班长王云是这拨人马中的一位。现在，老人退休前在下野地检察院上班，目前住在石河子市25小区。

　　王云说，他们乘坐的火车像极了闷罐车，车内光线不好，从兰州到西宁的途中，战士们的情绪有些低落，带队领导让识谱的他教大家唱歌，“歌子一唱起来，气氛就活跃了，我们一路上都唱着歌。”

　　“到了！到了！我们到兰州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满载第一批援藏将士的列车徐徐驶进兰州站，这是在1966年月4月7日。不过，没有人下车，几分钟后，火车又朝西南方向开去。

　　又在车厢闷了一天多，首批援藏的新疆兵团人终于在4月8日下午到达青海西宁。

　　援藏队伍还没下火车就听到一阵阵敲锣打鼓声，站内一幅幅标语更让大伙儿激动，现住在农七师123团5连(原易贡农垦团9连工人)的程木林记得标语是“欢迎战友们到西藏参加建设”、“祝战友们平安”，“一路顺风”……

　　那天，大家吃完晚饭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脸，洗了一次脚。夜色将最后一丝晚霞挤走后，瓦蓝的天空被繁星所替代。对新环境的好奇感并没有胜过旅途的劳顿，大家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西宁休整了五天，一是为进藏做准备，二是等车。”七十岁的白莲塘老人梳理着记忆。

　　当时，白莲塘30岁，他的妻子刁玉荣27岁，夫妻俩进藏时带着两个孩子。刁玉荣17岁的妹妹刁玉枝也吵着跟着姐姐、姐夫去了西藏，后来和王世武在那里成了。

　　现在，白莲塘老人住在石河子总场北泉花园，他退休前是石河子总场一分场教导员。

　 初上天路

　　藏羚羊、牦牛让人新奇至极

　　从青海西宁出发是在1966年4月13日中午，当天的空气格外清新，天空刚泛出鱼肚白，四十多辆载着援藏队伍的卡车出发了，每辆车上都有20多个人，第一个目的地是格尔木。

　　4月18日，车到了格尔木。白天赶路，晚上住兵站，坐了几天卡车，每个人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土，个个灰头土脸，好在沿途看到的藏羚羊，牦牛，骆驼，狼等让大家感到新奇至极，暂时忘却了途中的辛劳。

　　到了格尔木，也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进藏起点。海拔2800米的格尔木，对没有到过高原的人看来，是个天高云淡，风轻水绿的好地方。

　　“格尔木那时候还算不上是城市，没几个路灯。”援藏战士衡宗凤回忆说。

　　要过昆仑山的那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兵站里响起了哨子声，汽车声，女家属喊叫孩子的声音。车队又浩浩荡荡出发了，没走出多远，有人提醒大家看雪山。事实上，援藏队伍已经到世界屋脊的边缘了，海拔在三千米以上，

　　他们所说的雪山其实是常年积雪不化、绵延千里的昆仑山。

　　卡车在高高低低的石子路上颠簸着，援藏战士第一次感到了高原紫外线的强烈，海拔越来越高，出现高原反应的人开始增多。

　　太阳火辣辣

　　白嫩的川妹子变成了黑张飞

　　唐玉坤是个地道的川妹子，随着首批援藏队伍进藏那会儿长得很水灵，大眼睛，皮肤又白又嫩，虽然现在六十岁了，但皮肤依然白净，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娃娃脸。

　　进藏的时候，唐玉坤还不到20岁，一米五的她才重35公斤。而第一拨援藏的人员中，女兵特别少，唐玉坤坐的那辆卡车上只有三四名女兵。

　　每天早晨，车队一出发，男兵们用不同地方的方言唱歌、聊天、讲故事，有说有笑。

　　一路上，火辣辣的太阳硬是将唐玉坤变成了“黑张飞”，“我那时候被晒得太难看了，脸上长了好多红疙瘩，脸上还脱皮，又疼又痒。因为身体不好，她的高原反应比别人厉害，一路上得到不少关心和照顾。

　　中午的时候，白花花的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车上的人根本不敢抬头，大都眯着眼，默不作声。

　　原农七师123团民兵连(现居住在波密县)的柳华标说，青海的天蓝得让人发晕，远远的天空中盘旋的鹰都能瞧得见，走一上午也见不到天上飘过来一疙瘩云，海拔越高，紫外线越厉害，照得脸上生疼。“过了两三天，脸就开始脱皮了，刚露出嫩红的皮肤又被晒伤了，晚上到兵站用热水敷脸，疼得受不了，用冷水激，晒伤的皮肤上就起小疙瘩，还连成了片。”

　　援藏人员穿着深灰色的军装，身上一个劲儿地出汗，但也只能捂着，身上长了小疙瘩，也只能忍着，尤其是女兵，身上再痒也不敢乱动，因为车上男兵太多。

　　就这样整日被风吹，被日晒，瘦小的唐玉坤撑不住了，嘴巴干裂了，掉皮了，没几天，她的嘴就肿了。男兵劝她多喝点儿水，但她一想到上厕所得跑很远，车也得停下来，每次就抿一小口。

　　一位大姐心疼不已，让唐玉坤趴在她腿上，替她遮太阳。

　　男兵们也很慷慨，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唐玉坤顶在头上，即便这样，她脸上的皮肤还是被晒伤了。

　　回忆这些趣事，唐玉坤笑出了声，“刚开始，两个男同志还开玩笑叫我白菜，后来改叫红脸幺妹，再到后来背地叫我是黑张飞，还有叫我黑包公的。不过，我不生气，当时大家的脸谁也不比谁白多少。”

　　其实，所有进藏将士都有相似的感受，到西藏后，无论男女老少，脸色都是黑里透紫。

　　那天，援藏车队夜宿即将进入昆仑山区的青办食宿站。

　　昆仑山口

　　寒风骤起气温降，心头堵得慌

　　4月21日，援藏车队到达昆仑山口。

　　“昆仑路，难又难，飞鸟绝迹，走兽无踪，一天四季轮流转，不死也过鬼门关”，这是对昆仑山道路的最好写照。

　　昆仑山由西北到东南，横贯新疆、西藏和青海，延伸至四川境内。援藏队伍经过的昆仑山口海拔4786米，四面开阔，地上尽是砂石，还有星星点点紧贴地皮的小草。周围山峰常年是积雪，茫茫峰顶傲然屹立于蓝天下，山谷中到处挂着冰舌，犬牙交错，延伸到雪线以下。

　　原易贡团4连连长贾德良说，高原气候多变，有时候突然间寒风骤起，风愈大，气温愈低，氧气愈少，呼吸越来越困难，胸口感到堵得慌，卡车如同负重的老牛艰难前行；有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援藏队伍过昆仑山口时，才真正领略到天路的艰难”。

　　昆仑山口的路曲折而艰险，刚刚还是阳光四射的晴天，转眼间就是倾盆大雨，大家正感到炎热难当，不一会儿就成了落汤鸡，被冻得牙齿打颤。路险且滑，车队缓慢地移动着，像蠕动的蜗牛。

　　贾德良是和老伴一起进藏的，他29岁，妻子当时25岁，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女儿贾双玉三岁，儿子贾双剑两岁。与他们同在4连的朱太林夫妇当时也带了一个四岁的孩子。

　　在去昆仑山口的几十公里山路上，进藏战士是在晴天与雨天中熬过的。车到山顶的时候，几团乌云压了下来，车队走得更慢了，刹那间，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炸雷、闪电过后，瓢泼大雨挟着刺骨的山风，横扫援藏车队。

　　在上昆仑山口之前，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有人开始头疼，大家也知道这是高山反应，一直忍到海拔达4786米的昆仑山口。

　　上到山顶的那会儿，雨还没停，天上就开始飘雪，对在新疆生活过的人来说，下雪并不稀奇，但那雪花中还有蚕豆大的冰雹，一两粒冰雹砸在人身上不感觉太疼，时间长了，人就吃不消了，头顶都麻了，身体也麻了。

　　“好在半个多小时后，车队顺利到达山底，人也活跃起来。”现住在昌吉市的田晓元老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翻过昆仑山口的当晚，队伍住在七十道班兵站，大家都不想吃饭，不是不饿，而是吃不下，都想睡觉。这时，援藏队伍离开格尔木已经五天了。

　　那一夜，高原兵站寂静得像死了一样，天上的星星却异常耀眼。

　　有人计算过，人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行走相当于负重20公斤，到了3000米相当于负重50公斤，到4000米的地方负重达100公斤。也就是说，援藏人员就是坐在车上不动，在昆仑山口也相当于负重100公斤以上，缺氧是必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觉眼睛往外鼓，口渴，手脚无力，嘴唇发紫。

　　硬闯五道梁

　　有的人眼睛肿了，嘴唇紫了

　　4月26日一大早，队伍又出发了，他们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翻越青藏路上海拔较高的五道梁，这里的海拔有5100多米。

　　走过五道梁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五道梁其实是由五道看上去不起眼的山梁组成的，地势相对青藏线大多数地方来说，起伏较大，那里没有树，没有鸟，常常是六月雪、七月雹、八月封山、九月冻，一年四季刮大风。

　　过五道梁时，一些战士高原反应厉害，甚至昏迷了。

　　邵良才亲眼目睹了这一切，69岁的他目前住在石河子市26小区，他是原易贡团供销股会计。

　　“我坐的那辆车上基本上都是转业军人，在路上很少要求停车解手，我虽然背着个大军用水壶，却也很少喝。”年轻的邵良才身体很结实，精力旺盛，坐在行李上和伙伴说说笑笑。

　　虽然对高山反应都有心理准备，可事实情况好像还是超过了预想。

　　卡车一爬山，车上的人呼吸就粗重起来，像刚跑完步似的，有的大张着嘴想多吸点氧气，有的人头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有的眼睛肿了，嘴唇紫紫的，邵良才是他所在的车上高原反应最轻的。

　　卡车下山的时候，战士们的高原反应缓解了一些。

　　翻过五道梁后，援藏车队已经筋疲力尽了，当天下午，他们在八十道班宿营，队伍中有一小半的人生病了，晚饭做好了，可大家一看到饭菜就想吐。

　　曾在1965年被周总理接见过的上海知青亓毓纯说，他这个强壮的小伙子都被折腾的够呛，更何况是那些身体比较弱的援藏同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滋味”。

　　翻越唐古拉

　　善良的谎言帮忙顺利闯关

　　队伍在温泉兵站休整一天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接着，他们要向最后一道关口――唐古拉山口进发，这个山口是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也是最后一道隘口，海拔是5150米，这里是眺望唐古拉山的最佳地点。到达唐古拉山的那天是4月28日。

　　唐古拉山顶部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冰川纵横奔泻，正所谓“近看是山，远望成川”，此处天气变化莫测，经常是雨雪交加。翻过了唐古拉山口，就进入了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公路两旁雪山连绵，蓝天草原相映。

　　已经翻越了昆仑山口、五道梁两处“鬼门关”的援藏队伍，在唐古拉山口前同样没有怯步。

　　68岁的陶燕玲老人说，车队过昆仑山口和五道梁时开得很慢，援藏队员对雪域高原的风光赞叹不已，但在翻越唐古拉山时，大家对雪山已经不稀奇了。

　　同样，卡车在连绵起伏的唐古拉山上坡或下坡的过程中，援藏队伍再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折磨，而在五道梁没多大高原反应的邵良才也在这里饱受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

　　现住在农六师106团(原易贡农垦团一营三连卫生员)的杨六合说，“他先是觉得呼吸困难，头晕，眼球都快涨出来了，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车里有的人在呻吟，有的还吐了，我也迷迷糊糊的，像是被扔在沙滩上的鱼，只剩喘气的劲儿了。”

　　有一个反应强烈的战士跌倒在战友的身上，他的脸变成了酱紫色。

　　这段经历即便已过去四十年了，这位战士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卡车似乎也出现了高原反应，行进的速度更慢了。时不时地，车上的人听到车内传来“咕咚”的响动。原来是有人晕倒了，车上的卫生员赶快拿过氧气袋让昏迷的人吸几口，晕倒的人脸色才渐渐恢复正常。

　　卡车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后，大家突然看到路边有牲口了，就问带队的干部啥时过唐古拉山，领导说已经过了唐古拉山。事后，大家才明白，“上面”这样做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谁也没有介意这善意的谎言，但很多人记住了这次“欺骗”。

　　顺利进藏

　　见到草原和牛羊，大家有食欲

　　4月30日，援藏队伍到达西藏。5月1日，第一批援藏队伍在西藏拉萨受到了西藏党政军民的热烈迎接，当晚，西藏军区还邀请才旦卓玛等艺术家为援藏队伍举行了欢迎晚会。

　　抵达拉萨后的第三天，援藏队伍再次踏上征程，在5月4日到达目的地――离拉萨300多公里的波密县易贡湖畔。

　　66岁的乔玉海(原易贡农垦团劳资助理员)老人说，援藏队伍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西宁、格尔木、拉萨、林芝、易贡河谷，一路行程4600多公里，到西藏后，将士们看到草原、牛羊以后，心情也好了许多，也有了食欲。

　　特别镜头

　连长撑不住了！

　　今年70岁的贾德良当年是易贡农垦团4连连长，那时他30岁。

　　他和老伴赵瑞芳都是第一批从青藏线进藏的。贾德良带队，全连125人，共5辆车，他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

　　“我是连长，一路上不断给大家鼓劲：翻唐古拉山了，要挺住，要坚持吃饭才有劲！”贾德良说，没想到，带头给大家鼓劲的他却撑不住了。“到了海拔4000米以后，我就开始头疼、干呕、恶心，吃不下东西。到五道梁兵站时，还输了一次氧，唉！”

　　贾德良的老伴赵瑞芳说，在青藏路上，她感觉上气不接下气，但她的两个孩子却在车厢里打打闹闹。

　　班长冒死背病号

　　从农八师检察院下野地检察分院退休的王云今年68岁，回想起当年翻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的唐古拉山时，老人记忆犹新：“我是4连班长，冒着生命危险背了班里的一个女同志到卫生所，他叫邓秀英。”

　　记者有幸找到了邓秀英印证当年王云的“英勇事迹”，她说：“途经一个兵站时，我的头开始疼，呼吸困难，不想吃喝。带队的班长王云让我趴到他肩上，将我背到了兵站的卫生所吸氧，我吸上氧后，才感觉头不痛心，不闷了。”

　　王云说，当年兵站卫生所的医生是这样责备他的：“你胆子大呀，人家走路都不敢快走，你还敢背人呀！”当晚，王云的头也疼了一夜。

　　时任易贡农垦团计财股副股长的朱秀士在他写的回忆录《从边疆到边疆》中，对援藏将士行走天路的情形有着这样的描述：

  到了五道梁，片野真荒凉；

　　到了五道梁，人人心里慌；

　　到了五道梁，个个头上像戴了紧箍咒，真想横冲直闯。

　　到了五道梁，军垦战士吃饭如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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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号艰难翻山

　　今年67岁、从原石河子汽修厂党委书记岗位退休的刘丰家住石河子市14小区，他也是我们找寻的对象：老人当年是易贡农垦团八连的机务副连长。

　　老人向我们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我到唐古拉山五道梁兵站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被送回格尔木的

　　“我被送回医院后，医生检查说是胸膜炎，给我吃雷米封药，打了黄连素，没想到口服的雷米封药量大了，当时我就昏了过去，七天七夜没有醒。医生对我的病束手无策，觉得无法治了，就报了病危，通知了新疆和西藏方面。那时我妻子翟富珍和还不到1岁的孩子在新疆石河子148团，得到消息后，想带上孩子来看我。

　　可能是命好吧，兰州军区两个医术高明的医生看了我的病情后，说我是吃雷米封药过量了，对我进行治疗。第二天我就醒了。和我一样，其他的36个病号也得到了治疗，一个个也康复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坐了一辆西藏军区派的收容病号的汽车继续前进，但我们感觉高原反应更大了，尤其是到了五道梁兵站时，我们不得不下车休息一晚。

　　“当晚吃压面条，12名兵站战士在食堂轮流摇压面机，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他们一个个累得直喘气，那难受的样子，让我终生难忘。

　　“五道梁兵站的下一站是温泉兵站，温泉兵站一带也是使人感到高原反应大的地方，一路上我们都感觉头上像戴着紧箍咒……在大部队翻山一个月后，我们才最终翻越了唐古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