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兵团援藏史之四:我们作出高原上第一块月饼

　　都市消费晨报记者 晏凤利 孙虹杰 王建隆 罗仰虎 胡静 刘煜夏

　　1966年5月6日前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援藏战士来到了易贡。住进了木板屋，吃第一顿饭是盐水的米饭。从此以后，他们就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

　　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士们为了增加生活情趣,摘过野菜，种过蔬菜，与狗熊搏斗过....

..援藏人员也为当地藏民带去了欢快的扭秧歌和精美的月饼。

　　40年后的今天，当援藏老战士再次回忆那段永生难忘的事件时，双眼流淌着滚烫的热泪。一直以来，援藏老战士在生命禁区唱响的那曲生命之歌，依旧震撼人心。

　　吃：最盼望到团部商店买罐头

　　进藏第一顿饭是盐水泡米饭

　　1966年5月7日上午,年仅29岁的贾德良与同事一起来到了位于易贡铁山下的农垦团4连驻地。驻地距团部北村还有22公里的路程，中间隔着易贡湖。团部在易贡湖南，连部在易贡湖北。

　　至今，提起当年进藏后的第一顿饭，贾德良还是历历在目。“当时，我们一来到驻地，将行李放在地上后，就做起了第一顿饭。”

　　当时，在西藏有一句谚语‘一块石头十两油，没有石头还吃啥’。讲的就是易贡的土壤全是沙土地，几乎没有能打成的土块。“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来三块大石头，将大锅支在石头上。在点火时，可是费了劲。先后使用了17根火柴，才将锅底下的杂草引燃。”贾德良回忆道。

　　“那时，驻地啥吃的也没有，一丁点蔬菜也没有。我们只好先烧米饭。”

　　就在烧米饭的同时，贾德良还派人到驻地外去找能吃的菜。但最终还是未能找到蔬菜。“这时，我想起来，还有一些盐巴，只好决定烧盐水。”贾德良说。“大约一小时后，香气四溢的米饭熟了。当我吃下掺有盐水的米饭时，感觉一点都不好吃。”

　　吃过中午饭后，贾德良与战友们兵分两路，一路找野菜，看啥野菜能吃，另一部分人打扫驻地的卫生。

　　吃了四年夹生饭依然很怀旧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援藏人员刚到西藏的时候，由于易贡当地副食品资源非常匮乏，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可吃，多的时间都是就着腊肉丁和黄豆煮的酱啃馒头，而这些黄豆和腊肉也是从四川和青海运到易贡的，偶尔可以吃到冻大肉打牙祭。这样的伙食一直吃到1967第二年春末。

　　在家住农八师石总场的韩中玉告诉记者，“我们在西藏，头两年是在食堂吃大锅饭。我们连里河南人多，他们不习惯吃米饭，而面条煮出来又很粘，连队的食堂多的时间都蒸馍馍。那个地方海拔高，煮的米饭夹生，即使是馍馍也蒸不熟，吃在嘴里粘糊糊的”。

　　“记得我有一次打饭，刚出锅的热馍馍粘到我手上，把皮都给烫掉一大块。但那时侯的大锅饭让人很怀念，大家吃一样的饭，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凑在一起边吃边说笑，很热闹，胃口也很好，不管吃什么没有人抱怨一句”。

　　农六师五家渠水管所的李协兴说：“1968年的时候，连队的食堂撤了，都是小家小户自己做饭。连队里按人头把米、面、油分给小家。1967年，有回老家的同志从老家带来菠菜、白菜、洋芋和小白菜种子，连队里成立了菜班种菜”。

　　“记得易贡那地方气候很好，冬天山顶落雪，到半山腰就化了。我们连的菜地里一年四季都能种东西，大蒜埋深点可以结出来两层蒜果，洋芋也能种两季，尤其是那菠菜长的好，冬天也是绿油油的，所以我们吃菠菜最多，到现在我还喜欢吃菠菜”。

　　据农八师石总场的陶燕玲回忆：“援藏人员吃的油是从四川运到易贡的，除了清油，我们还常吃大油，但最香的是桃仁油。”

　　“我们连队附近的山上有成片的毛桃林，闲的时候，我就跟藏族妇女上山拔毛桃，把野毛桃的桃肉捂烂，再砸开桃核，里面的桃仁榨油吃，那个油很清，吃起来不腻，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陶燕玲很怀念在易贡吃过的罐头。“我们援藏人员每个月给发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可是在连队里有钱也没地方花，只有等到上团部的时候在商店里才能买东西。我那时候最盼望到团部商店买罐头改善生活”。

　　“当时的罐头瓶子矮胖矮胖的，很实在。有

　　采购粮油跑遍了西藏

　　今年69岁的邵良才，从石河子市粮食局莫索湾粮食分局办公室主任岗位退休，现在家住石河子市26小区。

　　老人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退休后，平时喜欢打打

　　邵良才原来是易贡团八连的一个排长，后来当了四连当会计，再后来又调到易贡团供销股当会计。

　　他说，供销股负责全团2000多号人的后勤供应，全团所有的食品、大米、面粉、清油，以及服装，都由供销股采购。“供销股里一般由股长和副股长坐镇。团里有一个汽车连，团里派车，三个采购员和我负责采购押运。”

　　因采购跑原因，遍整个西藏，每次要带3-5辆车。“当时西藏每100公里左右有一个兵站，每次都在兵站住宿，由于山高路险，晚上一般不跑车，白天最多跑两个兵站。

　　在西藏四年，邵良才去过拉萨、昌都、江孜、林芝、日喀则等大小城镇，最远的城市是江孜，“那次是到江孜城拉清油，即菜子油，用油桶装，一次拉七八吨，”

　　住：木板房 透风墙 在房子里看月亮

　　“当时，住宿是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件事。”时任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对记者说。

　　他说，刚到易贡农场时，农场已经有一些木板房和农工，房子全是用木板结构而成。由于缺少木工工具，木板很粗糟，木板与木板之间有缝

　　隙，所以木屋的四面全在漏风。

　　“对当年在易贡居住的房子，家住石河子的乔玉海老人记忆尤新，他说，当年援藏团到达易贡时，团部驻在原来的易贡农场的场部里。当时的场部很旧，有100多间木板房、一个能容纳几百名农场农工棚式的大礼堂，易贡农场让出一些木版房，团部把这些房子一部分分给了各部门做了办公室，一部分分团部工作人员做了住房。因当时人多房子少，团领导将给各营、连安排到离团部或远或近的地方修房居住，同时也在团部修建一间间木板房来解决住房困难。

　　原易贡农场的场部的房子，不仅简陋，而且很破旧。多半以上房子的四面是用砍刀砍出的一块块木板栽在地上叠连起来的，并用一根根铁丝捆绑固定；房子的顶部呈斜角，也是一块块木板叠连起来的；为了阻断地下的潮气，房子离地几十厘米铺了一层木版，人就这样的类似“吊角楼”一样的木板里工作与睡觉。

　　新修的房子也是按照这种结构建成的，这样的房子不漏雨，但漏风和不隔音，可以说到晚上睡觉时，六面进风，夫妻悄悄话相隔几间木板房也能听见。

　　1966年5月7日，家住奎屯市的朱秀士就按照农垦团的指示带领同志盖木板房。

　　“当时，在易贡湖边有一大片原始森林，有5、6种松树。我们试着各砍伐了1棵树，其中，发现有一种松树劈开后，有一溜一溜的槽，即可以盖房顶，也可以做流水槽。但是，我们用尽了所有工具，却没人能将树劈开。”朱秀士边说边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当时已是中午，为了尽快找到会劈树的人，朱秀士的战友贾德良不得不向当地藏民请教。一个小时后，贾德良才找到了一名略懂一点汉语的藏民姑娘。“她叫卓玛，才20岁。当我讲来意告诉她后，她立即找来了一位很强健的藏民。”朱秀士说。

　　之后，在这位被请来的藏族朋友的帮助下，贾德良顺利地将板子劈开。“当时，在驻地附近居住七、八名藏民都跑来观看，还一边朝我们喊‘金珠玛米！金珠玛米！(意思是解放军)’。”

　　当晚，贾德良所在连队部分战士就搬进了新盖好的木板房。半年以后，全部都住进了木板房。“住在木板房内，阳光从木板缝中直射进房子里，就是下雨天，屋内也不会漏进雨水。”贾德良说。

　　“经过两天的忙碌，盖好了十几间房子，除了各部门留一间做办公室，剩下的十来间就是大家的宿舍。”原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王隆说。

　　“受条件限制，大家合住在一起。夫妻虽然住一间房，可从来不敢说悄悄话，你这边一说，十几间房里的人全部可以听到。”王隆说到此处，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此后，在援藏战士的嘴中就流传出来一句顺口溜：“木板房，透风墙，睡在床上看月亮。”

　　情 ：高原上制造出第一块月饼

　　中秋之夜，地球上的华人，在家的合家团聚，共庆花好月圆；离乡远游的，一边吃月饼，一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饼已成为国饼，成为团圆、美满、友情、亲情的象征。苏东坡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是最早描述月饼的诗句。

　　“西藏的第一块月饼就出自易贡农垦团的食品厂。”在采访中，家住125团5连的刘兰庭对记者说。

　　“当年到易贡时，我们团领导班子就决定在当地建设一个食品厂。”原农七师副师长王隆说。当时，王隆任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当时，是从七一食品厂抽调的技术人员来组建的。厂长叫孙友德。设备全是从内地新购进来的，花了不少钱。具体数目记不清了。”

　　当时在易贡农垦团担任计财股副股长的朱秀士对月饼的制作过程略知一二。

　　他说，先是要将已搓好的月饼皮，按斤两规格分好每个月饼的饼皮。其次，把要制作月饼品种的馅料按量分别称好，要熟悉各种馅料配方和做法。如五仁类馅料要捏实、捏圆滑，但馅料不能捏得过久，否则会渗油、离壳。每一种馅料要在转换过程中标明品种，由于包好饼皮的饼坯，辨认不出其馅料容易造成混乱.

　　在包馅时，要把饼皮分别包裹已称量好的饼坯，包时饼皮要压得平正，合口处要圆滑均匀。最后，将把包好的饼坯放进木模中轻轻用手压

　　实，压平、压实，力度要均衡，使饼的棱角分明，花纹清晰。再把饼拿到案板边上将饼坯拍出，脱模时，还要注意饼型的平整，不应歪斜。之后，送进烤炉里烤制。

　　“当时，烤制的时间为14分钟左右，盘里的饼烘至饼皮呈微有金黄色时才可以抽出，在饼面上涂刷蛋浆，再放回炉内烘至熟透。”朱秀士说。“我记得当时，做的最多的月饼品钟是五仁，月饼馅内有很多的青丝玫瑰。”

　　196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易贡农垦团食品厂将制作的月饼送到了拉萨。拉萨人民第一次吃到了地产月饼，西藏军区生产部的首长在品尝会上赞赏月饼的口味纯正。

　　乐：草原上演 山顶上演......

　　我教藏族孩子学文化

　　从下野地检察院退休、今年68岁的王云给记者讲述了他在易贡教书的故事。他说，这段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1967年7月，王云由当时的易贡农垦团四连调到藏工四队学校教书。

　　“当时，有40多名藏汉学生，但教师只有三名。我们用的课本都是内地出版的，刚开始，因为我不懂藏语，还闹出了一些笑话。”王云说。

　　有一次，王云教完汉语后问学生是否能听懂时，他只见学生们都在一边摇头，一边说：“哈玛沟(意思是不懂)。”

　　王云就感到沟通很困难，于是，他就拜一名叫叫德桑卓拉的大学生为师，突击学起藏语来。

　　在一个月后，王云掌握了一些基本藏语。“也就从此以后，我每节课都用两种语言教学，”他说，“我们教了一年多，挺有意思，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教学就中断了”。

　　至今，他还记得一些藏族男女学生的名字：多杰措、玛姆、尼玛、洛桑登珠等，都十一二岁。

　　他说，1969年底，9岁左右的洛桑登珠随姐姐一家到了新疆，在石河子总场。“他的姐姐找了6连的一个汉族职工，所以跟着回到了新疆。

　　后来他姐姐调回西藏，他也跟着回去了。”

　　王云说，洛桑登珠现在可能快50岁了吧。“要能见见面，多好！”

　　波密的"热巴"好热闹

　　3月30日，记者在兵团农七师125团采访了当年援藏老人之一的刘兰庭。他已经70岁。由于，当年在易贡时，他主要负责文化教育，接触最多的就是藏族传统文化。至今他仍能记起曾观看的一次波密热巴的表演。

　　“热巴”特指藏族民间舞——铃鼓舞，是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藏族古老高难度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距今已有近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是在1966年10月的一天，在波密县城的一块空地上，来自多吉乡的扩拉、帕雄、木江三个村各自组建的民间热巴队在表演。”刘兰庭说。

　　在正式演出前，几名女性热巴演员出场，她们缓慢击鼓，以优美的歌声吟诵“六字真言”，用鼓声来表示演出即将开始，以此吸引观众。

　　之后，由几名男性老热巴艺人朗诵史诗，介绍热巴艺术的由来及其作用，朗诵祝福词，男女人数要基本相等。

　　“卡夏”是藏语的，意为相声，是跳热巴时不可缺少的穿插节目。“这是为了舞蹈演员表演舞蹈高潮迭起几次后能得到休息，同时，也让观众能欣赏多种艺术形式。”刘兰庭说。“我记得当时，表演的内容主要是讲述我们援藏人员的辛勤劳动。这是个需当场发挥的节目，全赁演员平时的观察力、逻辑思维能力和高超的口才技巧。”

　　“之后，还有类似于现代的小品的“仔那”表演。当一名身穿小鹿造型的演员一上台，就引起围观者的掌声。”刘兰庭说。“热巴舞戏结束后，男的拉起二胡，女的挥舞采袖，男女演员围成圆圈，边唱边跳，共同跳起“热协”集体舞，这标志着“热巴”演出接近尾声。”

　　藏民看着扭秧歌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西藏，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援藏团每年还要向西藏人民进行多场的文艺演出。“当时，从一个演出点到另一个演出点完全靠徒步行走。看演出的观众多的时候有几百、上千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也得完完整整地演一场，按我们当时的话说，这一片地区只要有一个点没有演到，他们都得去，不管这个点的海拔有多高。演出时不用搭建舞台，他们可以在草地上演，可以在山顶上演，可以在荒芜的高原戈壁上演。”时任易贡农垦团计财股副股长的朱秀士回忆道。

　　“西藏是个可爱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西藏的人民、西藏的老百姓他们对人很善良。1967年的一天，我带演员到波密的一个乡演出，半夜时分，我起来方便时，发现我门口坐着一个老百姓，我以为是坏人想怎么着呢，最后我才知道，他说‘我怕坏人，我给你站了一夜的岗’。当时，我很感动地一把就将他抱住了，我谢他，他说没事，他觉得这是应该做的。”朱秀士说。

　　还是这年的10月1日，朱秀士带演员到拉萨演出。“当欢快的鼓点一响起来，吸引了无数藏民的眼球。看着大头娃娃、孙悟空、猪八戒等憨态可鞠的样子，藏民全笑了。也就在这时，有的藏民也加入了演出队伍当中，不一会，本来30人的演出队伍就变成了500人。场面很是热烈。”朱秀士说。

　　就这一次演出取得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一直在拉萨演出了一个月。许多藏民都拉着我的手说‘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的节目’。”朱秀士笑了。

　　猎: 最惊险记忆莫过于打猎

　　好不容易打中一只猴

　　说起在西藏的故事，家住农六师五家渠市的杨六合立刻兴奋起来，他的声音也因为情绪激动有些颤抖。他回忆说，在西藏的日子里，他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打猎，打猎是人与动物的斗智斗勇，是改善伙食的方式之一,每次打猎后都能饱餐一顿肉。

　　最惊险的记忆也莫过于打猎,尤其是在个别时候，为了求生的本能，人与动物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生死搏斗，在发挥体能极限的同时，造就出英勇的事迹，有人身体上还被动物留下了斗争的痕迹。

　　杨六合回忆说，援藏人员刚刚到西藏的时候，很难吃到鸡肉、鱼肉和大肉，大部分都靠罐头打牙祭。后来，大家发现在易贡有非常丰富的动物资源，当时没有级保护动物的概念，除了人，他们什么都打。

　　在杨六合打过的猎物当中，有獐子、有野羊、还有猴子和熊。

　　“老实说，我打猎的水平不是很好，所以一般都和连里的同志或者藏民一起组队打猎。在我印象里，最有意思的就是打猴子了”。杨六合一说到猴子就皱起了眉头。

　　“西藏的猴子太多了，胆子也特别大，满山乱跳。我们连里种了包谷，还没有熟，那些淘气的猴子趁人不注意就成群的跑下来搞破坏，大片的包谷被猴子把青棒子掰下来，扔的满地都是，我那时侯特别痛恨猴子，见它们就打，但很少得手”。

　　“记得有一次，我和机械连的一位同志上山，在桃林里看见一大群猴子，在树上乱蹿，有的还在地上跳。考虑到平日里那位同志的枪法比我准，我让他开枪，可他有些犹豫，听藏民们说打猴子要先打猴王，不然有可能会激怒猴群,遭到它们攻击的”。

　　“在暗地里观察了半天，我们也没有看出来猴王是哪个，我有些沉不住气了，端起枪扣响扳机“砰”的一声，照一只体形较大的猴子放了一枪。那只猴子都没来得及叫就倒在地上，惊得猴群四面逃散，我居然打中了”。杨六合讲到这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杨六合说他和机械连的那位同志又连放几枪，可惜再没有命中。他上前去捡那只倒在地上的猴子，走近了才看见它四肢抽搐，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并发出吱吱吱的微弱呻吟。

　　回到连队里，同志们都很惊奇，夸奖杨六合连行动灵活的猴子都能打到，枪法真了不起，这让他心里美滋滋的。后来，那只猴子被剥了皮，炖了整整一脸盆的肉，可惜的是尽管同志们放了很多的辣椒和大蒜进去，那肉还是很腥。有人提议吃猴脑，据说是大补的，由于不知道怎么吃，大家只好咂着舌头作罢。

　　农八师石总场的闫海水和藏民一起打到过一只獐子。他说：“那獐子有些象鹿，看上去很漂亮。藏民们很注重猎物的分配，打到的猎物参与的人都有分，哪怕是路过的人也能分到一块肉，我也理所应当的分了一块肉，那只獐子的蹄子和头分给了打中獐子的藏民”。

　　“虽然听说过獐子身体里有麝香，是名贵的药材，但我不知道怎么取麝香，拿到分给我的肉，我就很满意的回连队了”。

　　笨笨狗熊倒下去

　　在李协兴到西藏的第二年，他的战友魏连长和熊发生了一场殊死搏斗。农八师石总场的张万傲也遭遇过一头狗熊。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站完岗把冲锋枪交给了二连负责农业的魏连长,魏连长的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好象他长得很结实魁梧。后来我和同志们听到了冲锋枪开枪的声音就赶忙跑出来找魏连长，他已经受伤被救走了”。李协兴难过的说。

　　事情的全部经过是李协兴事后从魏连长和其他人口中得知的。

　　李协兴回忆：“魏连长说他从我手里接过冲锋枪，目送我的背影消失后，他扛着冲锋枪准备穿过树林，正走着，树林里突然冲出一只大狗熊，张牙舞爪的向他扑过来。他一闪身躲开了，还没有来得及拉开冲锋枪的保险，那狗熊又一次反扑过来，他一惊又闪身躲过”。

　　“冲锋枪刚刚拉开保险，就被熊掌打飞了，走火的冲锋枪给连队的同志们报了信，也激怒了狗熊，它咆哮着，更加凶猛的扑向魏连长，恨不得立刻咬断他的脖子。他跟狗熊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魏连长一只手死死掐住狗熊的脖子，以免被狗熊咬到，另一只手死死抓住狗熊的一只熊掌。但狗熊挥舞着另一只熊掌将他的脸和腿抓得血肉模糊。他用他惊人的力量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赢得生命，路过的藏民和连队的同志打死了狗熊。

　　一位藏民跟连队里的翻译说魏连长获救经过时李协兴也在场，他听那位藏民说魏连长当时脸上鲜血直流，脖子和衣服都是殷红一片，腿上的半截裤管也被撕烂，半挂在脚踝处，他立刻冲上去用随身携带的藏刀刺狗熊，受痛的狗熊停止了对魏连长的攻击，猛转过头想要咬他。他躲开了狗熊，可魏连长却又要伸手抓住狗熊。

　　后来赶到的战士对李协兴说，他那天也正好穿过树林，远远看见两个人和熊搏斗，其中一人满脸是血正要抓狗熊的耳朵。他连忙用抢击毙了狗熊。狗熊笨重的身体轰然倒地上后他才认出来满脸是血的人是魏连长，魏连长扑向地上的狗熊举起拳头，对着熊头狠狠打了十几下，也晕倒在地上。

　　那只熊被战士们扛回连队，足有160多斤重。同志们对着熊的尸体恨得咬牙切齿。而送到医院的魏连长经过抢救转危为按了，战士们把熊肉顿得熟烂，给他送了去。

　　“魏连长和熊搏斗的事迹被那位藏民传开，他成为藏民眼里的大力士和英雄，十几位藏民慕名探望魏连长，给他送来了一些酥油、糌粑和藏药等慰问品。直到回了新疆，我还见过一次魏连长，他的眼睛周围和脸颊还有当年被狗熊抓伤的痕迹，估计腿上也有”。李协兴眯起眼睛说着，神情里充满了敬佩和怀念。

　　亲自遭遇狗熊的事情让张万傲至今讲起来都很兴奋，“我也打过一次熊，那次是为了求生不得不打死狗熊，记得那是1968年的秋天，我路过树林听到有藏民大声呼叫走开，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只熊摇晃着向我扑过来，我扣响扳机连发几颗子弹，熊倒了，我出了一身冷汗”。

　　张万傲打死了熊才知道，他路过树林的时候，那几位藏民正巧在打猎。别看狗熊体态笨重，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藏民用臭肉引诱出狗熊，再用猎枪杀死。不巧的是他跟闻到臭肉味道的狗熊撞个了正着。

　　张万傲那天分到了熊头熊掌，还分了一大块肉。他不好意思分那么多肉，一再推辞，藏民们坚持要他接受猎物分配，并且不住的说“雄博达”(藏语肉好吃)。

　　悲惨事件之一:拉月塌方吞十战士

　　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时部队的着装有别于现在的军衔制，是“红色的帽徽红领章”。为了保卫祖国边疆，总后勤部某部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同志奉命带领十一连和十二连车队执行战备运输任务，由东向西，飞驰在千里川藏运输线上。

　　3月24日，原农七师副师长(时任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王隆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历史，他说具体的情况发生还是从当时的有关会议上获悉的。

　　他说，这年的8月29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帕隆拉月大塌方事件。

　　“当时，总后勤部某部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同志奉命带领十一连和十二连车队执行战备运输任务，险区中心烟雾沉沉，响声隆隆，巨石纷纷飞向公路，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

　　8月29日下午13时23分，山崩塌方加剧，险情扩大。山上飞下的巨石掉入东久河中。为了进一步摸清险区情况，李显文、杨星春、陈洪光、程德凤、谭仁贵、曲月伦、杨庆忠、李荣昌、陈昌元和李兴富等10人一起冲进了塌方区。正当李显文、杨星春等十同志分别从东西两端向险区

　　中心汇聚时，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特大山崩爆发了。 十位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无一幸免。后据有关研究人员估计，拉月山体崩塌土方量达2000万立方米。”

　　拉月大崩塌轰动全国。为表彰十烈士的先进思想和英雄事迹，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某汽车部队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等十烈士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光荣称号，并于1969年2月2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命名大会。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李显文、杨星春等十烈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光荣称号的命令，”王隆回忆道。“含泪继承英雄志，誓将遗愿化宏图，这是我们当时学习这类先进典型时说过的最多的话”。

　　当时距离塌方现场最近的是易贡农垦团，只有四五十公里。拉月大塌方后，易贡农垦团立即组织人员抢险。

　　王隆说：“那时侯，时任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命令四连和五连的同志们坐车到通麦大桥，背着行李，翻山越岭，在刚刚形成的易贡湖边扎上帐篷，伐树、修路、开山放炮。”

　　之后，记者采访现居住在兵团农七师125团刘兰庭，当时他在五连任文教。

　　今年已是70岁的他，对发生在39年前的事还记忆犹新。他对记者说：“当时，我们都在吃午饭，一接到命令，就放下饭碗，拿起工具出发。”

　　据刘兰庭回忆，当时，只要不是病号，都来到了抢险现场。身体有病的人则在家做后勤工作。在抢险中，应当是4连的两名职工在锯桦树时，因没有经验，一棵20多米高的桦树从半空中腰断，掉在地上又弹起来，将一名职工当场砸死。

　　“在那次抢险中，还有人也牺牲了。” 刘兰庭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抢修，川藏公路终于通车了。

　　4月1日晚，记者电话采访仍居住在西藏自治区波密县的柳华标时，他告诉记者，如今，英雄的纪念碑本底已被漆成红色，岁月的流逝已使色彩淡化，有些泛白。在碑的背面，上面竖刻着烈士的英雄事迹。不管大自然如何侵蚀着这块纪念碑，他们的名字仍可轻易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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