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杰谈荣辱 观

　　【人物检索】沈杰，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心理变迁。

　　关桂峰：您认为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现状是怎样的？

　　沈杰：社会道德现状是极端复杂的，尤其不易从量化角度进行说明。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对社会整体道德状况只能进行质性的评价。现在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状况本身以及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标准这两者也都处在转型当中。

　　然而，一些新型道德在生长，某些原有道德已丧失，这两种情形同时存在。正因不同，人们观察道德的角度和评判道德的标准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学术界也出现了关于道德状况的“进步论”与“滑坡论”之争。

　　关桂峰：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道德意识在人们行为中表现出了哪些典型特征？沈杰：在价值观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取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取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取向转化。价值观念的变迁中，在传统取向与现代取向之间寻求综合，仍是一个重要特征。当许多表层观念较易发生更替的同时，一些深层观念仍保留着社会主导文化长期形成的重要影响。

　　在社会心态上，主要特征则呈现为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这些特征又形成了进一步的效应：开放化产生了宽容化，多样化导致了相对化，理性化引起了务实化。关桂峰：您的一篇文章《社会公德：必需品为何成了奢侈品》中提到了目前社会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现象，您认为，这带来了什么后果？

　　沈杰：新的价值观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基于此，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健全完善，因此，道德标准的某些不确定性必然会形成道德行为边界的模糊。于是，面对众多巨大的利益诱惑或机会诱惑，不论是非理性的一时冲动，还是理性算计的“失误”，都极有可能导致道德操守的丧失。而在弘扬和巩固道德方面进行有效奖惩的机制不力，都极易促发社会生活中非道德化的从众行为，从而造成对道德心理的侵蚀，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最终导致对社会凝聚力的冲击甚至瓦解。

　　关桂峰：您认为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有赖于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沈杰：社会风气的根本转好，需要从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工作机制、技术手段等层面上进行多重努力。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或者说进行多重努力的方向必须是高度一致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以保证所发挥作用的最大化。不论哪个层面的因素或努力都应着重塑造一种鲜明的奖惩机制，以激励和强化社会倡导的道德行为，同时惩罚和消除社会反对的不道德行为。应该着重建立完善这样一种社会责任体系：它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担当可能因社会缺乏公德所导致的每个人利益受损的风险。

　　关桂峰：那么，如何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德的基本观念和规则内化到心中？

　　沈杰：就人的道德素质发展进程而言，对行为从外在控制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内在控制为主，表现了道德素质发展进程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一种飞跃。在当前时期，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既不能轻视外在控制的作用，同时也要努力培养内在控制的能力。

　　第一，应该进一步优化宣传环境，通过各种传媒，营造强大的社会道德舆论氛围；第二，应该通过建立完善各种相关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一系列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公德建设的制度化努力；第三，应该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尤其是高科技手段对于社会公德建设的作用，使一些道德建设工作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根本上说，各种外在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会有助于一系列的社会公德观念、规范及其相应行为的形成，社会成员通过积极学习和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公德的有关观念、规则等从认知开始，逐渐加以接受，直至进入内化，最后达成服从，形成了行为习惯，那么，也就培养起了道德的内在控制这种自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