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 秦皇岛市角膜捐献第一人

　　病房里，移植角膜受益者韩振江一会躺下，一会坐起。这个25岁的小伙子，已经五六年没有如此清楚地看到身旁的世界。

　　4月9日，眼角膜移植手术第二天，韩振江的左眼视力从0.04恢复至0.4。病床之上，他说，出院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到“恩人”家中致谢。

　　为他捐献眼角膜的人已然谢世。享年68岁的吴昌荣，4月3日下午病故。这位曾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的老人，也是这个城市中第一个眼角膜捐献者。

　　有价值器官捐献助他人

　　无价值部分火化当肥料

　　3月3日上午10时许，卧病在床的吴昌荣在妻子的搀扶下撑起身躯，拿起笔，在秦皇岛市红十字会的眼角膜志愿捐献书上签下了名字。他由此成了秦皇岛市第一位捐献眼角膜者。

　　一位现场采访的记者回顾，虽然手在颤抖，但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表情是坚决的。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刘翠介绍，曾与之联系想要捐献器官的人很多，但由于须经家属同意并签字，多数人受到阻力而没能完成。

　　妻子钱早珍最早知道这个想法是在2004年。她回忆，吴昌荣第一次向她谈起此事时，她很难接受，故意把话题岔开。可一个星期后，吴昌荣再次向她谈起了此事。

　　“他说话的眼神，像个孩子似的求你。我知道他是认定要做这事的。”钱早珍最终同意了。

　　从1999年开始，吴昌荣被咳嗽、多痰等症状缠绕。

　　2001年，他被诊断患有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所谓特发性就是不明原因。”家人对此的推测是，这与他年轻时从事地质、化探工作有关。

　　2004年初夏，医院又一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吴昌荣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死后把遗体捐给医院，让他们解剖开，看看肺里到底有啥东西这么难治！”

　　去年12月26日，他在北大医院写下《郑重声明》：“我辞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的眼角膜、肝、肾、心脏全部捐赠；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制标本供教学用，无价值部分火化后撒向农田做肥料。为人民服务是永恒的主题，我愿带头做好。”

　　最后遗言：别哭，坚强！

　　为了保证遗愿的实现，吴昌荣还给市政协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捐遗体，必须睁着眼办。我若合上了眼睛，谁能替我办公证、履行法律手续？”

　　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冯国华收到信后，感慨良久。作为多年的同事，冯建议吴昌荣缓一缓。“但他非要坚持，说万一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不就留下终生遗憾了吗？”

　　从北京回到秦皇岛，吴昌荣又住进了市三院。3月23日，病情急剧恶化，钱早珍在病房里大哭起来，吴昌荣吼了一声：“别哭，坚强。”这也成了他留给妻子的最后遗言。

　　“实干派”教授

　　时光倒推25年，1981年，吴昌荣被调至秦皇岛冶金职工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前身）任教。因教学中的实干精神，吴昌荣很快被提拔为教研室主任和教务处处长。

　　吴昌荣认为，国家的经济不算富裕，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主张采用多渠道办学的方法，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增长才干。

　　他多次为地质毕业班找来生产实习的任务，为学校增加经济来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收入。

　　1986年，在同事的介绍下，吴昌荣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92年成为秦皇岛市民盟主委。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流通的加速，运输需求与运力紧张之间的矛盾凸显，而个体运输业又在政策上受“歧视”。为了探索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矛盾，1992年，吴昌荣号召盟员集资5万元，购进一辆18座面包车，在北戴河到山海关之间运营。他亲自担任售票员。

　　三个月内，运营收回17900元，同时总结了许多有关市场经济秩序的经验和理论，这为盟员参政议政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老同事张宗祥说，1993年，市委按照省委的要求，选拔一位党外的同志担任副市长。市委常委会认为，吴昌荣在民盟中工作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抓经济工作的思想和作风，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这是其他候选人所没有的。

　　1993年4月23日，在秦皇岛市九届人大会议上，到会代表320多人，吴昌荣以280票当选副市长。

　　请客只花50元

　　1994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吴昌荣与一位记者做了一次长谈。他坦承，在政府工作一年来最头疼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送礼问题；二是应酬问题。

　　吴昌荣说，自他到政府工作后，送礼的人越来越多。

　　一种是老同志、老朋友，想联络一下感情；一种是下属部门或个人。特别是一些想托人办事的人，总要提来好烟好酒送给他。

　　尽管他把送来的钱、物基本都退回去，特别是现钱一分也没有留，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觉得这样太伤感情了！”

　　他苦恼的第二个问题是应酬太多。他说，现代社会是开放的，一点不陪不吃不送是做不到的，但问题是，陪的太多了，吃的太多了，送的太多了。既浪费公家的钱财，又浪费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凌济树是吴昌荣的大学同学。他回忆起一件令他有点“耿耿于怀”的事：当上副市长后，朋友们让吴昌荣请客，他把大家领到了一个大排档，吃的是黄瓜、萝卜、骨头汤，一桌饭才花了不到50元。

　　“身为副市长，签字报销的权力总有一些。”凌济树说，有时同学聚会，虽然谈的多为工作，但吴老从不跟单位要车，还得让同学找车拉上他。

　　退休后，吴昌荣被秦皇岛市几位欲办民办大学的人聘为顾问。

　　“要说顾问，指点一下完全可以了，可他却一个个单位地跑，宁可屈副市长之尊，向一些科长去汇报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冯国华说，像他这样放得下架子的人实在很少见。

　　“不会当官”

　　吴昌荣主抓旅游和科技工作，其间，有一件事耐人寻味，被记载在他的工作笔记中。1993年10月，吴昌荣一行考察了山海关旅游景点后，召开了一个会议。他明确指出，山海关的经济主要发展方向应该是旅游，并举例说明：“当初你们投入2000多万元扩建老龙头景区，两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假如你们把这2000多万用于办工厂，五年也不一定能够收回投资，甚至还有可能赔进去。”

　　当年陪同检查的一位官员回忆，台下有几个干部相视而笑，令吴昌荣很纳闷。原来，在三天前，一位市委领导视察时明确提出，山海关的工业要振兴，要大力投入资金发展工业。

　　在吴昌荣的传记《一生何求》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

　　1993年，吴昌荣来到市科委进行调研。一些中层干部普遍反映，现任的科委主任缺乏感召力，造成队伍不团结，许多会议无法正常召开。

　　吴昌荣向市委反映了情况，建议更换科委领导班子，并提出了科委主任应具备名牌大学毕业、有高级职称等三项条件。

　　市委领导听取意见后，让组织部拿出几个科委主任的人选来。对组织部拿出的三个人选，吴昌荣认为，没有一个符合他提出的“三条”。于是，他又找到市委领导，并提出自己认为的合适人选。

　　市委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此事被一些老同志认为是“吴昌荣不会当官，手伸得太长”。

　　1995年，根据决定，吴昌荣不再担任副市长。这在他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老同事宋世同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太书生气，不适合从政。”

　　“老爷子”的美丽生活

　　吴昌荣这一辈子结了三次婚。1955年初中刚毕业，他17岁，家里给包办了一个。

　　1962年，吴昌荣认识了第二任妻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37年。

　　在他给自己制作的生平光盘中，吴评价自己的前两次婚姻是“无果而终”。1998年，吴昌荣60岁，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年龄相差28岁。

　　在家里，吴昌荣亲昵地称呼妻子为“大宝贝”。但吴昌荣从未给他疼爱的妻子买过一件贵重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只在亚泰批发市场买，那里便宜，三五十元一件。”妻子钱早珍说：“他的睡衣穿到起球，还不让换。直到卧床不起，钱早珍瞒着他去大商场买了两套睡衣，回来解释说，正好赶上打折，两套才80元。”

　　6岁的女儿吴小盼被吴昌荣称为“小宝贝”。在家里的墙上，贴着她一周必做的事情。周一，勿忘戴红领巾……周五，勿忘给老爷子打电话。

　　2006年4月8日，周六，放学归来的吴小盼埋怨母亲忘了去学校接她。吴昌荣的遗像高高挂在墙壁上。对父亲的离去，她似乎还未能理解。

　　4月10日，吴昌荣去世一周的日子。因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当天一大早，亲人们来到北戴河海滩，鲜花和水果被撒向大海。生前，他特意嘱托亲人，不要烧纸钱，以免污染环境。

　　13年前，身为副市长的吴昌荣在这里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些游客在海滩上扔垃圾，他当场责成相关单位，把海滩的沙子全部筛一遍，以去除沙子里面的垃圾。

　　这一天，海滩上，细沙平展，洁净无垠。

　　一次无声的死亡观教育

　　魏青

　　中国的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开展得很不充分，国人普遍缺乏对于死以及器官移植的人文性理解，对死亡的理解还停留在片面和很狭隘的层次上，没有豁达的死亡态度和认识，不知道“成全他人，延续自己”的做法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这些都阻碍了普通公众参与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的积极性，所以秦皇岛市原副市长、68岁的吴昌荣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对社会具有示范的破冰意义。

　　吴昌荣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在公众看来，这并不仅仅代表老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更多地蕴涵了政府的行为美，对其他政府官员和老百姓是一次无声的死亡观教育。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让副市长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得到了升华，让副市长所代表的政府文明形象繁衍开来，这就是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所蕴涵的积极社会意义所在。

　　据介绍，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2000个左右，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或只能依靠天价的透析等治疗来维持生命；在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人中，有400万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1000多个角膜供体，而美国却有98个眼库，每年可做4万个角膜移植；在我国，几乎每周都有1—2名病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供体而离开了人世。粗略统计，我国大约有4/5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在等待供体过程中死亡；我国大概每8—10名医学院的学生才能解剖1具尸体。而在欧美等国家的医学院校，学生们却能够在学习期间一人或几人解剖几具甚至十几具人体标本，长此下去，我国医学水平的提高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对我国遗体捐献存在的严峻态势，迫切需要像副市长这样的官员和公众人物起到捐献遗体的带头作用，因此，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意味深长。

　　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成全他人，延续自己”就是终善的高境界，死了还不忘记帮助别人，为社会作贡献，这应该是每个官员和公民必须树立的人文死亡观。自己死了，却把光明留给别人；自己走了，却把希望留给别人。(吴学军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