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契约铸就新型产学研体系

　　谁是主要决策者？资源如何配置？利益怎么分配？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套完整制度的保证，大学和科研院所积累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如何转化，始终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但近年来，以企业为主体、权责利关系明晰的新型产学研契约机制在中关村逐步形成，从机制上破解了企业、大学以及科研院所间孤军奋战的难题。

　　合作难题

　　“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汇聚是中关村自主创新无穷的动力。”中关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卫表示，园区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约40万人；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13家，其中国家工程中心41个，重点实验室4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而这些优势是国内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

　　虽然优势明显，但是长期以来，大学和科研院所积累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如何产业化，始终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难题。

　　北京畅讯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导龄至今还记得，2003年，公司曾尝试着和科研院所合作搞开发，但后来拿到结果后发现，科研院所研发的成果都太理论化，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产业化实现起来很难。而在合作时面临的更多问题就是利益的分配，一旦双方无法协调好，最终的结果便是前功尽弃。

　　契约魅力

　　事实上，这些合作难题的根源就是在以往大量的产学研合作中，大学和研究机构占据着“话语权”，企业没有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没有成为产品开发的导向。这虽是中关村技术市场化的必经阶段，但随着企业实力增加、市场经验不断丰富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

　　戴卫说，如今的中关村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种以企业为主体、权责利关系明晰的新型产学研契约机制，解决了利益相关主体之间谁是主要决策者、谁出钱、资源如何配置、利益怎么分配等关键问题，从机制上保证了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的市场化运作。

　　2005年，北京安泰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研发战略联盟，决定共同完成一个863项目。在合作之初，双方把所有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写在合同里。可是由于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目前无法预知，双方对于销售收入的提成比例出现了争议，但最后还是通过契约解除了这个后顾之忧。

　　最佳结合

　　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王宏家说，通过订立契约，大学、企业、科研人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逐步明确，企业更为注重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的风险共担机制，使得院校和企业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2002年，中关村首个产业联盟——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之后，闪联、手机产业联盟、长风软件联盟、中关村SOC促进中心、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相继诞生；数码大方公司与清华、华中理工大学等结成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成功合并美国IronCAD公司，并最终与IBM等国际巨头结成战略联盟。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与大学共建联合试验室，2004年3月，得意音通公司与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建立了清华－得意声纹处理联合实验室；同年7月，神州数码又与北航计算机学院共建了网络联合实验室；此外，泰杰磁电还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共建了磁共振影像技术与系统联合实验室。

　　无论何种合作形式，在中关村新型产学研机制下，企业逐渐成为了合作决策的主体，并根据市场需求决定项目的选择、资源的整合，最终让中关村中的“大脑”与企业主体在契约中得到最佳结合。RJ176

　　上图: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信息学院共同建立了“声纹处理联合实验室”，对声纹身份认证技术进行研究与推广。

　　本报记者孙戉摄RJ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