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群殴“兄弟”为自救？

　　2006年春天的中国文坛注定要在“PK”中度过：批评家白烨和80后作家韩寒引发的论战刚刚结束，作家余华和文学批评界的对峙又令人侧目。

　　2005年8月，十年没出长篇的重量级作家余华推出新作《兄弟》(上)，引起轰动，迄今已发行46万册；今年3月《兄弟》(下)推出，据说也追印到46万册。骄人的销售业绩，加之频频出现在各个报纸、杂志、电视，余华无可置疑地成为文学明星，“为当下萎靡的严肃

文学市场注入一支强心剂。”

　　而就在余华春风得意之际，却受到一路为他保驾护航并确立其文学地位的文学批评家们的集体“狙击”。这是近年文坛罕见的景象，尤其对于习惯粉饰太平的文学批评界而言。

　　余华遭遇“滑铁卢”？

　　文学批评界对余华《兄弟》的批评，肇始于《兄弟》(上)出版之后的一个月，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在新京报上发表书评，题为《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对余华对现实经验的简单化处理提出批评。除此之外，文学批评界一改往日热评名家新作的惯例，集体保持沉默。

　　2004年3月，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提名名单揭晓，名单上没有出现余华的《兄弟》，引起关注。组委会秘书长、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解释说：《兄弟》在情节上和语言上都相当粗糙，“在余华的写作中，它根本不值一提”。

　　之后，黄惟群、李少君、张柠、张颐武、王尧、王晓渔等文学批评家们纷纷发表对余华《兄弟》批评。此时正值《兄弟》(下)出版热卖之际。

　　《天涯》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李少君表示：“对于余华的《兄弟》，我只能说与我所期待的有差距。余华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在细雨中呐喊》、《许三观卖血记》等，都通过单纯的叙述倾向表现出余华语言干净、叙事线索鲜明的优势。而我觉得《兄弟》与余华以往的作品相比，显得十分复杂和杂乱。我觉得并不能因为叙事情节的复杂就说余华有什么进步，我不赞同余华说的《兄弟》是他最厚重的一部作品的说法，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作家自己可以看得清楚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张颐武则透彻地点出：“《兄弟》是一部煽情的小说，很会调动人的情感。而《兄弟》也是余华10多年来在纯文学领域的名气转移到大众读者市场的产物，是跟随前卫作家转化成商业流行风向标的一种变动。”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表示自己看完《兄弟》上，还想观望一下，可是看到《兄弟》(下)，就忍不住要“落井下石”了，因为叙述得太散漫、太没有节制，“令人吃惊”。

　　为什么批评之箭聚焦于余华的《兄弟》呢？一则固然因为余华的巨大的文学名声，其次是因为阿来、莫言的作品可能不及他们的代表作，但基本水准还在那里，而余华的水准落差太大。批评家认为《兄弟》并非所谓的“十年磨一剑之作”，而更像是余华为了证明自己在小说写作上没有江郎才尽而“霸王硬上弓”的产物。

　　在批评家们不约而同的集体发难之际，残雪、李洱、陈希我、蒋泥、李师江等作家也纷纷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与余华同时成名的先锋作家残雪告诉记者，她在网上看过兄弟的若干章节，“感觉很次”，所以没再看下去。作家李洱看了《兄弟》(上)，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余华的水平线以下，写得“不诚恳，不准确”。

　　重祭“先锋写作”大旗的作家陈希我则指出：“首先要弄清楚，这是一部没有达到作者预期的作品。作者原来是要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他要当中国的狄更斯，但是写实写坏了。现在被批评说你不够真实，他就转而强调‘荒诞’。有的批评家为这作品辩护，抬出了‘简单’的概念。并不是荒诞和简单的问题，而是幼稚和草率的问题。骗小孩子一样的没有说服力的故事，初级写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那是幼稚和草率。荒诞和简单是属于美学范畴，而幼稚和草率则不是。荒诞是为了更深入而采取的变形，简单不是白开水。

　　(小标题)一个人的自我表扬？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解释《兄弟》落选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时，曾经描述这样一个场景：“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那么多的媒体议论，几乎都是余华自己一个人在说，他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可作家、批评家中，对这部作品进行肯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除了《兄弟》(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文学畅销书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自身的推广的。”这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

　　连对《兄弟》表示肯定的作家陈村也觉得：“一个作家，写完了就应该闭嘴，在这点上，余华是不对的，他的做法有点傻。这个问题韩少功做得不错，他写完了作品，很多媒体想采访他，他一句话也不说。作品写完了，就让别人去阐述，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要说话也应该在作品发表许多年以后。”

　　而在《兄弟》遭受批评之后，余华依然倔强而不遗余力地通过各个媒体予以反驳。他对评论家们的意见进行逐条反驳，他认为《兄弟》是他目前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并声称“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对于谢有顺指出的将“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的情况，余华虽然表示“可能是我疏忽了”，但他认为“这不应是批评家指责的地方，就算让一个语言学家来写小说，也可以挑出错别字来。现在电脑这么先进，还是有病毒，还是会死机，何况人脑呢？如果他能找出1000个这样的例子，那我就服气地说，我的小说不行。一两个构不成问题”。他以自己先前的作品也遭受过批评为例，表示“现在《兄弟》出版了，批评的声音再次起来，让我感到自己仍然在前进”。

　　先锋作家残雪认为，本来在媒体露面宣传自己的新作是很好的。余华频频在媒体上做专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次他可能害怕面对失败，想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因此面对批评强词夺理。另一方面她想这也是出版社的问题，出版社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把一部不怎么好的作品吹上天，可能会逼迫作家到处在媒体露面，宣传自己的作品。

　　残雪说：“可能余华面对批评有点转不过弯来(笑)，所以显得强词夺理。一个作家这么久没写了，失败是很可能的事情。面对批评又想不出什么道理，就信口开河了。我想余华是那种东西写得精彩却不善于考虑问题的人，他是相对比较单纯一点，觉得自信心不能再垮了。”

　　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李师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之前他一直没受到批评，一直在赞扬声中度过。即使是以前对于他苦难意识扩大化的批评，也都是在赞扬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之前对他的表扬大于批评，所以余华现在的心态很不正常，显得不是很容易接受批评。

　　一些批评家指出，《兄弟》上仅18万字，而下部则有33万字，这在结构上是很不相称的，显示了余华的某种慌乱——为了让作品变得厚重而不停地加东西。

　　(小标题)成名之后怎么走？

　　余华曾经声称《兄弟》是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而在事实上《兄弟》备受置疑的一点正是因为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与思考，因而造成的对历史真实的背离。

　　批评家们指出，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过着一种伪生活，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而且，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之后，作家们都太迷信国外汉学家的意见了。迷信汉学家，而不是相信生活，就变得言不及物，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抽象。

　　对于余华《兄弟》的风波，作为同行的陈希我感到“最大的感觉是悲哀，而不是幸灾乐祸。兔死狐悲，我有什么权利幸灾乐祸？回问自己：我又怎么样？我能走多远？也许某一天，也许肯定某一天，我也会写出很糟的作品来，那时候我怎么办？是不拿出来出版呢(人性的因素使我基本不可能这样)，还是也出版了自我感觉很好或者不接受批评？到我不能写的时候，我是像川端康成那样去自杀，或者去远离文坛，还是像大多数过气的作家那样，仍然赖在文坛上吃老本混福利？当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时，我是否也会这么把读者当作文学女青年一样忽悠”？

　　余华自己也曾经表示：“近几年参加的活动确实是有点多了。近五年的时间里，刚好我的书在国外集中出版，我就出去为自己的书做宣传，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近几年去了太多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英国和韩国。我原来的护照都贴满了。我对我新护照的规定是，最多只能贴五张。也就是这五年里我只能出国五次，我不能再那么跑了。”

　　而在最近他又认为，十年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他了解了自己。因为“如果离开现有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批评界的“自救行动”

　　在这场论战中，文学批评界的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公信力一直备受质疑。在作家尤其是名家的新作讨论会上总是出现大体雷同的批评家的身影，而作品讨论会正是成为作品表扬语的重要诞生地。尤其是“红包批评”，更是受到读者们的唾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的文学批评家们对余华《兄弟》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分外引人注目，有人把这称为文学批评界为挽回自己的声誉的“自救行动”。

　　作家残雪评价说：“谢有顺对余华的批评做得不错，这种批评在之前的中国文学界是没有的，就是说以前作家和批评家大部分都是相互勾结的，他们只会吹捧，说好话。”

　　而批评家李敬泽等人更呼吁建立健康的、正常的文学公共空间，在这个文学公共空间里作家和评论家各司其职，彼此坦诚批评。

　　李敬泽的呼吁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当下，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并不正常，吹捧和棒杀随处可见，缺乏独立的见解和勇气。一旦批评落在自己身上，平时标榜平等、自由的作家和批评家们经常拍案而起。

　　文学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主编、批评家张燕玲认为，作家和批评家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最重要的。不过作为作家和批评家本身来讲，他们是不同的两种创作，两者都必须遵循各自的写作规范，而且好的批评家和好的作家应该首先做到对自己的事业有敬畏之心、有敬业精神。“一个批评家，有时候会遇到在朋友和文本之间行走的尴尬和疲惫，但作为批评者应该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插图：批评家群殴“兄弟”为自救？01)

　　(标题)《兄弟》7宗罪

　　(插图：批评家群殴“兄弟”为自救？02)

　　(小标题)第一宗罪——情节虚假

　　男主人公宋凡平在一千多人的面前，完成了一个扣篮动作(这是否真实尚可忽略不计)，紧接着，这个腼腆、善良的宋凡平居然跑到球场外，“意犹未尽一把抱起了李兰”，“一千多个人看着呢，他竟然把李兰举了起来”，你相信吗？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乡镇，在一个连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有道德洁癖的年代，一个腼腆、老实的男人，不仅会扣篮，而且还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是寡妇！)“抱起来”、“举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吗？不是，这只能说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

　　5原告谢有顺(文学批评家)

　　从总体时代背景的角度，我同意他的观点。确实，那个特定的时代对人性的压抑，使常人很难做出这种举动。我写作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但大环境是一方面，具体环境又是一方面。在他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千人围观，烟头烫到了旁边的人……整个环境下，人的意识已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这时候，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是说他们在菜市场就随随便便搂抱起来，那才是问题。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柔弱的人，可以杀死强大的人。

　　5被告余华的自辩

　　(小标题)第二宗罪——叙述口罗嗦

　　余华的中短篇是以精炼简洁著称的。而在《兄弟》中，余华发扬光大的是重复，是口罗嗦，是他曾经在随笔中所鄙弃的一切。据笔者信手统计，上部第一节就连续4次用到“有其父必有其子”(1-11页)；“问苍茫地呢，谁主沉浮呀”(196-201)6处；而“会有善报的”这种廉价的煽情句式7处(157、161、163、186、218)，“你准备好了吗”5处(下部35-40页)宋钢和李光头互相称呼对方的名字，然后重复彼此的语言和行动的场景更多。

　　5原告申霞艳(文学批评家)

　　我自己感觉没有废话，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角度阅读并得出结论。我写了51万字，就是提供了51万字的信息和阅读感受。

　　5被告余华的自辩

　　(小标题)第三宗罪——主题重复

　　我觉得《兄弟》基本上重复了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品的框架和格局，写法和想法上并没有超越。《兄弟》基本上是对以前“苦闷记忆”主题的延续，没有有力的突破，《活着》、《一个地主的死》、《含泪的笑》都是这样的主题。所以，《兄弟》就好像解放初期的“忆苦思甜”报告一样，余华把“人道主义”的力气用过了，对于一直熟读余华作品的人，很难感觉他有什么突破。

　　5原告张颐武(文学批评家)

　　《兄弟》(上)对余华自己来说根本没提供什么新东西，乃是重复从《呼喊与细雨》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的主题——只是因为那一唱三叹的放肆的叙述，因为杂质越来越多被剔除显出的明丽爽朗，而重复得更加有力罢了。硬要说《兄弟》(上)有什么新意，主要也是重复。再说一遍：创新就等于重复，正如新的一天永远只能是昨天的重复；没有重复就没有新意。

　　5辩护律师郜元宝(文学批评家)

　　(小标题)第四宗罪——视角简单

　　《兄弟》把40年来的经验简化成善恶斗争，“《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5原告李敬泽(文学批评家)

　　他的话只是完成了一个逻辑而已。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我们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5被告余华的自辩

　　(小标题)第五宗罪——人物扁平

　　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这孩子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是常见的老实孩子，好心的苏妈，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捉弄人的“三个中学生”和红袖章的集体群像，都在特定时刻出现，完成特定的使命，也都不见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而且符合童话角色的特点———这些人物总是在需要的时刻及时出现。

　　5原告杨栗(书评人)

　　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是这样阅读。

　　5被告余华的自辩

　　(小标题)第六宗罪——认识粗浅

　　撇开溅血的残暴，《兄弟》对“文革”的认识，只停留在红旗、口号、纪念章、游行队伍、背诵毛主席诗词，外加纯属儿时记忆的那个无聊的扫荡腿。作为记忆，这些对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再精确不过，但它们只是记忆，不是认识。

　　5原告黄惟群(文学批评家)

　　我们许多人都有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余华所提供的想象与之不符，于是失望愤怒。但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想象，为何就不能花两秒钟考虑一下别人的想象或许也颇值得一顾呢？文学记录我们各人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只有绝对正确的一条路吗？果真如此，除了绝对正确的某一个作家之外，所有其他中国作家不都可以休息了吗？

　　5辩护律师郜元宝(文学批评家)

　　(小标题)第七宗罪——情趣低俗

　　《兄弟》以屁股开局，最后只能以处女膜草草收场。

　　从屁股到处女膜，余华在《兄弟》中延续了近年来国内文学界津津于下半身的潮流，这只能更加印证了中国作家想象力的匮乏。

　　5原告石剑峰(书评人)

　　尽管“偷窥女人屁股”、“磨擦电线杆”、“举办处女大赛”、“利用媒体炒作自己”……都是一些“不雅”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背后都包含了某种“恶俗”或“肤浅”的危险，但是，余华毅然决然地选择它们作为叙事的突破口，并由此顽强地挺进它们的各种延伸地带，从而实现作家对时代的整体性表达。它表明了余华正在超越以往那种相对纯粹的命运书写，试图在重构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前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大叙事”。

　　5辩护律师洪治纲(文学批评家)

　　(大标题)李敬泽：让所有人都舒服，还算批评家？

　　(正文)

　　迎合大众，很可能是低估了大众

　　南都周刊：余华的《兄弟》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批评，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李敬泽：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吧，有鉴于余华的《兄弟》有这么大的宣传声势，余华本人也在不厌其烦地宣讲，作为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批评家应该是有责任说出他们的所见。

　　前一段时间里的一场争论中，我看不少作家的表述中常常有这么一个逻辑：我都卖80万册了，还要你说好或者坏吗？销售数据俨然是一个不可争议的尺度了。当然我也理解，当一个作家这么说的时候，他还是焦虑的——既然你已经卖了那么多书了，又何必在意批评家评说的好坏呢？在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余华在内的作家，在市场的评价之外，在作家的自我评价之外，在出版社的宣传和推销之外，还是需要批评家们说出他们的所见，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文学公共空间。当然这个所见也不一定非得说坏才成，要是真的觉得好，也完全可以说好。批评家应该秉持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经验，由此出发，对社会提出具有自己专业水平的判断和看法。

　　南都周刊：众多的批评家指出，余华的《兄弟》浸透了娱乐化和消费化的社会氛围，而作者自身又拥有巨大的纯文学的声誉，确实令读者们难以鉴别。

　　李敬泽：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尊重余华，而且始终认为，余华是我们国家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本来应该更沉着、更坚定，本来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在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令人失望的。

　　某种程度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写作过程中所想的那一切，其实也是中国许多作家所想的。他犯的毛病也是中国许多作家所犯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余华要求更高。这也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诸如陈凯歌同志、余华同志，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是完全装着群众，完全在想怎么才能让群众喜欢、怎么才娱乐，其结果却是这样一个结果。有的时候，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当我们关在书斋里想象群众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可能犯另外一个错误，好像我们是在迎合大众，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低估了大众。我们会发现自己比大众更傻。

　　批评家更重要的是专业立场

　　南都周刊：近年来，文学批评家的职业操守一直备受质疑，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李敬泽：是的，现在批评家的功能、作用和操守，都广受质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批评家有一个客观的功能，就是总是要在时间的流逝中截取一些东西。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截取和阐释，对于它的初步经典化，要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余华而言，也是批评界对他作品的关注和阐释，对他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两码事。阐释余华的作品和变成余华的粉丝团团长是两码事。哪怕是一个曾经热情地阐释过余华的批评家，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看到《兄弟》之后，要硬着头皮去夸。我想这恰恰表明了一个批评家的专业操守。

　　南都周刊：批评的作用主要还是一种业界内的认定，而批评的操守却可能成为公共话题。

　　李敬泽：首先我想说的是，不仅批评家有道德问题，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各行各业都能感受到，坚守职业道德是一个很艰苦的事。如果全国都有职业道德，就批评家没有职业道德，这也是个好事。

　　批评家由于他掌握一定的批评话语权力，读者也有权对他提出比较高的职业操守要求。但是我觉得道德问题也不可搞得过于绝对和极端，或者说不能把批评的问题简单地转化为道德姿态问题——我这回批了余华了，我就是有道德了，要是这回不幸地表扬了余华了，我就是没道德了。这样恐怕也很容易出问题。

　　我觉得相对于某种程度上难以验证和难以证伪的道德问题，批评家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专业立场、专业修养以及对专业的忠诚。我想社会需要一个批评家，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完好的人，主要还是看他确有所见，确实能够对我们的文学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我赞成要讲操守，要讲道德；第二，我觉得有操守和道德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仅仅要求批评家讲操守，讲道德，就像要求一个

　　南都周刊：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的责任？

　　李敬泽：批评家肯定是处于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位置，媒体不喜欢，读者不喜欢，作家也不喜欢。但话说回来，一个批评家如果做到大家都不喜欢，也不错。一个批评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如果他让所有的人都舒服了，还算什么批评家嘛。

　　这是一个标准非常混杂的时代，索性可以说是一个没标准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直面纷繁的文学现状，并且对这个现状提出一个阐释，我觉得这是一个批评家的责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也是身在庐山中，自己还晕着呢。公众希望你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实际上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笑)

　　建立健康的文学公共空间

　　南都周刊：最近不少作家在写到批评的时候提到别林斯基，似乎表现了他们对批评家的某种期待。你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

　　李敬泽：某种程度上说，别林斯基也是一个

　　南都周刊：那么不正常的情况是不是作家和批评家走得太近了呢？

　　李敬泽：走得太近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坦承地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客观现实造成的。因此我们还不如在营造健康的氛围上下功夫。无论是近和远，都应该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交，该说的说，不要一说到坏就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我们应该都能超脱于我们鸡零狗碎的想法之上，我们应该能够对文学有一个尊重和敬畏。就比如这次，就我个人而言，我批评余华，第一，我跟他也没什么交情(笑)，第二，我真的认为自己对他没有恶意，我真是觉得他的写作本不至于如此。如果大家都能抱着一种健康的心态，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就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问题。

　　(图说 图片：批评家群殴“兄弟”为自救？03)李敬泽，文学批评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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