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疆兵团援藏史之五:兵团女兵巾帼不让须眉

　　都市消费晨报记者 晏凤利 胡静 孙虹杰 王建隆 罗仰虎 刘煜夏

　　40年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西藏建设的队伍中，有一批年轻的援藏女性。

　　她们有的已经成家，拖儿带女翻越唐古拉山，跟随自己的丈夫并肩建设西藏；有的还没成家，跟着恋人到西藏，在易贡成家立业；有的跟着哥哥姐姐到西藏，在雪域高原上追

逐自己的梦。

　　在进藏路上，她们和援藏男人一样战胜了高原反应。在西藏的四年中，她们和援藏男人一样吃住在六面透风的木板房里。在农业生产和上，她们和援藏男人们一起伐树垦地，进行劳动竞赛，争夺红旗；在家庭和生育上，她们洗衣做饭，在高海拔的艰苦环境里怀孕生子。她们和援藏男人一起在祖国边疆的雪域高原上弹奏了一曲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她们表现出雪域高原上的兵团女兵不让须眉。

　　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女兵已变成了老妇人，她们对在西藏四年的生活的记忆还是很清晰。她们说，尽管在西藏生产生活的四年占人生的时间不多，但锻炼了她们，她们永远忘记不了那段援藏经历。易贡的山水和援藏事件，一次次让她们怀念和自豪。

　　日前，本报派出记者分赴奎屯、石河子、五家渠等地采访，当年援藏的女兵讲述了她们在西藏的经历。

　　(标题)劳动竞赛争红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年支援易贡的女性在连队里按排编制，各连队一般由三个男兵排和一个女兵排组成。在易贡的日子，她们和男兵干一样的活，充当着和男兵一样的生产建设者的角色。

　　现在家住农六师五家渠市的樊存炜说， “40年前，我作为组织股的股长和姐妹们一起到西藏，我们在易贡经常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讲年龄差异，也没有性别区分，比赛的哨子一吹，男男女女就唱响劳动的号子，开始激烈的劳动比赛。”

　　樊存炜说她记得一营有个叫高雁的姑娘，人长的高大结实，修埂子，挖渠，掏树坑都是好把式。劳动竟赛的时候男兵都赶不上她，每次比赛都拿奖，大伙叫她“花木兰”。后来高雁还被评上了劳模，只是从西藏回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农八师石总场的赵献云也是当年援藏“娘子军”里干活的好手。和她一起援藏的姐妹韩中玉说：“当年在西藏，赵献云挑着两麻袋麦子走个百八十米都不换肩。”

　　“我们连的人员上山割草喂牛，那山特别陡，下山的时候男兵穿着球鞋脚底下都直打滑，大家各背一捆草，斜着身子一步一步的挪，赵献云一个人背两捆草走在最前面。她因为劳动突出，并且在劳动中帮助身体弱的同志，连队里一年一评的先进职工年年都有她。”

　　赵献云说，“我们在生产劳动中是苦中有乐，连队里的四个排之间开展劳动竟赛，给成绩最好的班奖励劳动红旗，我们女兵排拿过好几次劳动红旗，他们男兵还不服气，有一次，我们排的两个女兵生孩子，人手不够，比赛落后了，女兵们还偷偷抹眼泪呢”。

　　“还有一次开荒竞赛，有个叫唐玉坤的妹子发高烧了，她不让大伙知道，参加了劳动竞赛。我们看见她满脸通红的轮着铁锹翻地，干着干着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班长王官女亲自和我把她扶回宿舍”。

　　“唐玉坤在宿舍醒过来就挣扎着要下床，还跟我要铁锹，说是到连队的地里继续比赛开荒去，当时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女兵排得了第二名，唐玉坤不住的自责说，如果她不发烧劳动红旗男兵就拿不走”。

　　农七师123团5连(易贡农垦团9连)程木林的妻子范学莲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易贡的时候，我们女兵去割漆树，那种树只要用刀子轻轻一划，就会流出像油漆一样的白色汁液，味道很难闻，而且只要粘在皮肤上就会又红又肿。姐妹们的手经常被漆树汁渍得痛痒难忍，可没有一个人 抱怨”。

　　“后来男兵们也割漆树了，他们不象我们女兵灵巧，有的人整个胳膊都红肿起来，记得几个男兵还偷偷的来向我们取经，当男兵看到我们红肿的手，得知我们也是忍着疼和痒割漆树时，全都敬佩的说我们女兵真是了不起”。

　　(标题)煤油灯下“加夜班”

　　援藏的女兵除了要克服身体和生理上和男兵的差异，跟他们一样负责生产建设，在生活中，她们还要忙做饭、做鞋、织毛衣等家务，并且生儿育女。常常是在丈夫和孩子休息之后，独自点着煤油灯劳作到深夜。在记者采访过的援藏夫妇中，丈夫们一再强调：“我的妻子比我更辛苦”。

　　樊存炜说：“干部是要起带头作用的，我在当股长的日子里除了搞政治工作，白天我和女兵一起开荒、背石头，晚上还要给丈夫跟孩子织毛衣，做鞋子”。

　　“那时候我们都点煤油灯，灯光特别暗，我就得凑到灯跟前做活，丈夫和孩子们都睡熟了，四周很安静，我纳着鞋底，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睡觉的时候困得连衣服都懒得脱，早晨起来脸上一层油腻，鼻子里和嘴唇上都是黑黑的一层煤油灰”。

　　“1968年的时候，各连队的食堂停了，都是小家做饭，这可把我愁坏了，我在家的时候都是妈妈做饭，我只会蒸馍馍，但由于易贡海拔太高，气压不够，蒸出来的馍馍总是半生不熟，包括蒸大米饭也夹生。后来我想出个办法，找了截松木墩子压在锅盖上，馍馍和米饭蒸的总算好一些了”。

　　韩中玉嫁给张万傲之前，整天只顾着开荒、割草、挖渠等生产劳动，自己的裤子破了都是用铁丝穿起来，有会做针线活的姐妹们看见了帮她缝一下，脚上穿的是球鞋。做饭、做鞋、织毛衣的活她都不会。结婚之后她感觉到为人妻的艰难。

　　她说“我跟张万傲结婚后一点家务都不会，就连被子拆洗了也是他缝的。可时间一长，他干烦了就发牢骚，我只好自己学着干。在煤油灯下织毛衣我总是出错，织半天又得拆，经常把眼睛熬得通红，跟兔子一样”。

　　“结婚第二年，我们有了孩子，那是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时间，孩子的穿衣，尿布都是他负责，我第一次当妈，什么都不懂，除了喂奶的时候抱一下，其他时间都是丈夫照顾儿子。”

　　“有一次，丈夫张万傲不在家，儿子把屎尿拉了一身，我手忙脚乱了半天，好不容易把他的衣服脱了，又把他弄干净，可儿子小胳膊小手软软的，袖子怎么都穿不上，我只好用被子裹住他，一直抱着。直到丈夫回来，他用手绢裹住儿子的手把衣服给穿上了，我才学会给儿子穿衣服。”

　　农八师石总场的王秀兰说：“家务活每天晚上不睡觉都干不完，除了白天在劳动中挂坏的衣服要缝补，还要连夜的拆洗被褥。我们那时侯的鞋子穿的特别费，有时候，我一晚上要纳一双半鞋底，一直干到天亮。”

　　(标题)大年三十的集体婚礼

　　在易贡农垦团，由于实行军事化管理，条件艰苦，加上要求严格，农垦战士们的婚礼也显得特别简单。

　　曾任易贡农垦团供销股会计的邵良才对记者说:“我和媳妇的婚礼是集体婚礼，操办集体婚礼的在当时不是很多。”

　　邵良才的媳妇叫张士兰，今年64岁，是从第二从川藏线进入到的西藏，与第一批相隔8个月。

　　“她一到易贡，就被分配到8连。当时连队的指导员陈延奎与她是老乡。当时，我在农垦团供销股，因工作关系经常回8连。所以陈延奎就把她介绍给了我。”邵良才说。“我们相识半年后就结婚了。”

　　“我们是在1967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参加的集体婚礼，除我们这一对外，还有秦大大(已经去世10多年)和姚翠娥，以及一对湖北知青。”邵良才说。

　　邵良才记得集体婚礼是在八连连部举行的。

　　“当日，全连职工都聚在可容纳两三百人的连部俱乐部。由指导员陈延奎主持，我们三对新人坐在主席台上。婚礼开始，司仪要求我们要介绍恋爱经过和表决心。我是第一个发言，秦大大是第二个……”邵良才说。

　　“仪式完后，因为是大年三十，连里搞了一个会餐，主要是从四川运进来的鲜肉、蛋粉，吃的是连队自己种的蔬菜。一共做了三四个大菜，分了10张桌子。”邵良才说。“当时，我觉得很幸福。

　　今年70岁的、现住在拉萨的李海长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5月4日至6日，从拉萨到易贡途中，他们坐的是一种叫“大道机”的汽车，这种车 比老解放敞篷帆布车大，但比较破旧。

　　他在电话中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到易贡后，他们连队(易贡农垦团六连)举办过一次集体婚礼，其中有一对职工结婚，都是再婚。

　　李海长搞了个次“恶作剧” ，给那对再婚夫妇写了一副对联送去：上联是“一对新夫妻”，下联是“全是大道机”，横批“恭贺新喜”。

　　“我的意思是，这对新人，因为是再婚，全是大破车。”电话那头，传来他狡黠的笑声。

　　(标题) 木板房里的啼笑生活

　　“刚到西藏的时候，我对木板房很不习惯，我跟一些女兵姐妹们住在一间宿舍里，隔壁就是小伙子的宿舍，木板房不隔音，每到晚上，隔壁就传来一片呼噜声，还有磨牙、说梦话的，让人根本无法入睡。最头痛的就是木板房是有缝隙的，我们在房子里洗澡都担心会被看到，就拿旧报纸把墙壁糊个遍，晚上换衣服也不敢点灯。好不容易换好衣服，我一拉开灯，就发现衣服穿反了，只好吹灭灯，再重新穿。”韩中玉说。

　　3月20日，记者在农八师石总场的一间楼房里，见到了援藏女兵韩中玉。她已60岁了。一件咖啡色外套穿在身上，显得她很是精干。至今， 韩中玉对西藏木版房的感情很深，我们采访的话题也就从木板房谈起。

　　在去西藏之前，韩中玉已和张万傲确定了关系。1966年3月底的一天，张万傲找到了韩中玉。“我俩默默地坐了30分钟，一句话都没说。”韩中玉回忆道。“就在他离开时，他才对我讲了一句他要走了，然后他低着头出了门。过了6天，我才知道他已经去了西藏。”

　　1966年8月，张万傲让韩中玉到西藏来结婚。同年9月的一天，韩中玉跟随第二批援藏人员沿青藏线进入了西藏。从此，韩中玉在易贡的木板房里一住就是四年。

　　1967年5月1日，韩中玉跟张万傲结婚了。当时的物资比较紧缺，结婚也不讲排场。他俩参加了由连队举办的集体婚礼。

　　“结婚那天，连队的领导讲完话，我们5对新人就向来宾背颂毛主席语录。之后，我们给每位来宾发了几颗水果糖，大家一起向我们祝福。关系好的同志有送我们一本毛主席语录，还有的送毛主席纪念章的。婚礼很简单，但很快乐。”韩中玉回忆到这里时，眼睛湿润了。

　　当晚，韩中玉跟张万傲就住进连队分配的一间木板房里，俩人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标题)捂红的西红柿

　　第二年，韩中玉怀孕了。她就想吃西红柿，可在当时，连队就没有西红柿。眼看着妻子渐渐变了，让丈夫张万傲急得团团转。

　　两个月后的一天，连队里有个同志探亲回来时，从老家带了一包西红柿种子。张万傲立刻找他要来几粒种子并种在盆里，从此，也种下了韩中玉实现吃西红柿的希望。

　　“那时，我每天都会催丈夫给西红柿浇水，松土。眼看着种子发出的小芽破土而出，我整日的围着种西红柿的盆子转悠。眨眼两个多月过去了，小西红柿苗也逐渐长大，并且结了五个小小的西红柿。”说到这里，韩中玉向坐在身旁的张万傲羞涩一笑。

　　又过了一段日子，西红柿长得大约有鸡蛋大小，看着西红柿，韩中玉就想起了在新疆吃过西红柿味道。她连皮带瓤的咬上一口，鲜红的果肉和果汁含在嘴里，蔬菜特有的清香和酸甜味道直奔喉咙。

　　等吃到西红柿时，韩中玉已怀孕快8个月。

　　“那天，丈夫兴高采烈的对我说可以吃西红柿了。西红柿是橘红色的，丈夫把它小心翼翼的切成一瓣一瓣，生怕有汁流出来浪费了。当他把一碗西红柿汤端到我面前时，我食欲大开，喝完了一整碗西红柿汤。一碗汤喝得我全身冒汗，我只好躺在床上。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西红柿是丈夫用衣服捂红的。”说到这里，韩中玉和张万傲都大笑起来。

　　之后，韩中玉和张万傲的第一个孩子就顺利出生.

　　张万傲说，由于易贡的环境太苦，儿子张兵出生才六个月，他们就把孩子送回了新疆，把他放到了在石总场三分场九连的张万傲嫂子家。

　　“孩子由嫂子照看，用面糊糊喂养。我们双双返回西藏，半年后才撤回来，这时孩子已经1岁零1个月，刚会说话，见到他妈喊阿姨，见到我就楞神，啥都不叫。”张万傲说。

　　之后，他俩又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2001年，张万傲从石总场三分场六连退休。至今，张万傲还不时地在家中提起这个笑话。

　　(标题)输血抢救孕妇

　　在西藏生孩子困难，照顾遇险的孕妇更困难。

　　易贡农垦团八连连长李水友告诉记者，有一次,连队正准备放电影时，职工韩光辉的妻子大着肚子，结果出事了。

　　“当时，她正坐在凳子上，她的女儿要搬凳子看电影，就对母亲说了一句‘妈妈，我要凳子！’后，就一抽凳子，韩光辉的妻子没有注意，一下子就摔在地上，造成大出血。”李水友回忆道。

　　当时，身为连长的李水友马上带领一个排的人，用担架把韩光辉的妻子抬到易贡卫生队。

　　“由于，孕妇出血过多，造成了暂时性休克。当时，卫生队的血浆也用完了。为了抢救她，医生找到我，要求我立即组织人员献血。”李水友说。

　　于时，李水友就动员大家献血。李水友带头第一个献了200毫升的血。“我记得当时一共抽了4个人的血，抢救了两三天，才把孕妇抢救过来了。”李水友说。

　　一个星期后，韩光辉的妻子的命被保住了，他俩的孩子也顺利生下来。

　　(标题) 在高原生孩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年易贡农垦团有近千对夫妻，年龄稍大一点的干部是夫妻双双带孩子进藏，而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是在西藏易贡的连队结的婚。

　　由于地处高原，生活艰苦，加上卫生队的条件技术落后，他们生儿育女异常困难。女同志怕难产出事，所以很多孕妇请假到内地生孩子。在连队生孩子的只是少数。

　　1967年4月31日，在易贡农垦团9连工作的程木林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只今提起生孩子的情况时，程木林的妻子陈金梅还心有余悸。

　　“当时，我们连队有卫生所，但只有一名男医生，而且还没做过此类手术。那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厉害。丈夫原想找马车前往40公里外的团部医院，但最终还是被同志们给劝下来。”陈金梅回忆道。

　　程木林接着说：“当看着妻子发紫的嘴巴，我的心就揪在一起。很是担心。”

　　就在程木林夫妇俩着急时，邻居的妻子范学莲来了。

　　“她告诉我们，她曾学过医，有过经验。当时，我们就将一丝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程木林说。

　　当即，在范学莲的指点下，程木林居住的小木屋就成了简易产房。“范学莲用白酒将手术刀进行了消毒，然后开始帮助我妻子放松。“放松，再放松......大约30分钟后，一声“哇”的哭声，让围在屋外的同事都兴奋起来。”程木林说。

　　“你生了一个儿子！范学莲向我报喜道。此时，天已开始升起太阳。之后，我就大儿子起名为天明。”程木林说。

　　由于，手术中出现了大出血现象，让刚高兴起来的程木林又一次陷入恐惧中。

　　“当时，我一直在心中祈祷妻子平安。连队的男医生立即采取措施，将输血袋挂上，再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抢救，妻子终于平安了。”程木林说。

　　第二天中午，程木林将妻子和儿子送进团部医院休养。“当时，医院的医生为了给我补身体，还去野地采野菜给我熬汤喝。”陈金梅说。

　　如今，程木林夫妇在西藏所生的大儿子已有38岁，由于身体不好，还未结婚。”

　　(标题)我给妻子接生

　　李协兴的老伴王自勤在1999年的冬天过世了，但李协兴每到深夜里就对老伴思念不已。提及王自勤，李协兴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她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尤其是在西藏。但她是个坚强、勤劳而且宽厚的女人，我一生都很敬重她”。

　　王自勤是李协兴河南的老乡，两家距离不过5公里路。

　　1960年，李协兴在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新疆，之后，她俩就结婚了。当时李协兴24岁，王自勤只有19岁。 “我去西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在西藏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医院生的，可第三个孩子因早产，我担当了为妻子接生的工作。”李协兴回忆道。

　　“ 那天晚上到了半夜，我在睡梦里被她推醒了，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怕是要生了。我一时慌了手脚，赶忙准备穿衣服背她上医院。她抹了一下头上的汗，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来不及了。之后，每隔几分钟，她就会紧皱着眉头忍不住的呻吟，木板房不隔音，她怕惊动隔壁的人，就用力咬住被角，喉咙里发出艰难的声音。”李协兴说。

　　汗水湿透了枕头，李协兴只得一边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一边安慰妻子。过了一会，他发现妻子的羊水已经破了，黑红色浓稠的血液正一点一点的渗透出来，微弱呻吟刺痛李协兴的心。

　　过了一个多小时，王自勤大叫一声，使出了全身力气把身子往下沉，孩子的头露了出来。“她用惊人的力量握住我的手，不住的颤抖着。汗水不住的从她身上脸上的皮肤里渗出来。看着露在外面的孩子头，我恨不得能帮她一把，把孩子向外拽一下，可是我不敢。”李协兴说。

　　看着孩子身上的血，李协兴想起孩子出生后是要洗的。于是，他赶紧去准备热水、毛巾和盆子。之后，他又用酒精把剪刀给擦拭了一遍。

　　忙完这些，李协兴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他笨手笨脚的给孩子剪脐带、洗澡，然后帮妻子收拾床铺。----“当看见母子平安，我长舒了一口气。”李协兴说。

　　遗憾的是王自勤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直有高血压和严重的心脏病。在1999年的冬天的一天，王自勤因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李协兴。“至今，夜里我常常梦见她在笑眯眯地忙家务，我多么想带着她重游西藏易贡，到那里去回味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啊。”李协兴流着眼泪说。

　　(标题)第一代幼儿园园长

　　40年前，36岁的薛景兰随着丈夫胡晋生来到了易贡，成为了易贡农垦团第一代托儿所的所长。40年后，当记者采访她时，激动的眼泪止不住地从眼框往外涌了出来。

　　40年前，易贡还没有托儿所。为了能让援藏职工安心工作，易贡农垦团团部建起了简易的托儿所，做为第一批援藏的薛景兰就被任命为托儿所所长。

　　薛景兰说，当时的托儿所的条件很艰苦，在一间木板房里，仅仅摆放了两条长凳子和两张长桌，来自农垦团机关干部和直属各后勤单位职工的50多名孩子就这样吃饭和学习。

　　“当时，大家都没有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只好摸索。每天教孩子们学写简单的字、读儿歌、做游戏、唱歌跳舞……。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好孩子。”今年68岁的陶燕玲对记者说。“我曾在托儿所工作过。当时，孩子们是最快乐的。”

　　因为孩子们都是全托在托儿所， 为此，薛景兰将大部分精力全给了孩子。每天，她都早早来到托儿所，照管每一名孩子的洗漱。到了中午，她还要一一为在睡梦中的孩子们盖好被蹬掉的小被子。就着样，薛景兰日复一日的在托儿所渡过了在西藏的四年光阴。

　　如今，薛景兰早已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当一提到西藏的事，她就认为“当年的生活很充足”。

　　今年68岁的陶燕玲住在石河子总场北泉镇。在西藏，连队里先抽她去团里孵化鸡，后来又调她到团部托儿所当阿姨。另外还有郑月华、李继英、李秋菊等人。她告诉记者自己在易贡团托儿所工作的那段经历。

　　她说，“在易贡，孩子们是最快乐的。我教他们学写简单的字，教他们懂礼貌，教他们读儿歌，带他们到开满鲜花的草地上游戏、 唱歌跳舞、捉迷藏……我们这些阿姨的任务是照看好孩子，注意安全，不打架。”

　　“那时的托儿所其实就是幼儿园，都是团机关干部和直属各后勤单位职工的孩子。 孩子们都叫我‘陶阿姨’。托儿所就一间大房子，有长凳子，还有两张长桌，供孩子们 吃饭。晚上点蜡烛，后来到了北村，有水力发电，才有了电灯。”

　　“孩子们都是全托，一个礼拜家长来接一次，礼拜天又送回来。我结婚后离开了托儿所。但孩子们 对我很有感情，经常到我家来找我玩。”

　　(标题)藏女爱上汉族小伙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现仍居住在波密县城柳华标的妻子是位藏族。4月1日晚，记者通过长途电话采访了他的妻子布瑞。

　　1965年5月，年近24岁的柳华标从南京军区某部转业来到兵团农七师123团民兵连，当了一名管浇水的工人。“那时候，他还是单身，日子过得很自在。一干完活，就和朋友在一起闲聊。”布瑞回忆道。

　　1966年4月初，柳华标和程木林等人一同接到命令‘即日起赶赴西藏’。就这样，柳华标就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程。走了近一个月，柳华标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易贡茶园，当上了一名工人。

　　1967年年初，柳华标又被调到连队食堂，给首长们做饭。也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食堂，他与布瑞相识相爱。

　　至今已是60岁的布瑞，在电话里向记者讲述了她和丈夫的恋爱故事。

　　“当时，我在连队教书，因为不会说汉语，我就利用在连队食堂吃饭的机会，与从上海来的女知青交流。”布瑞说。

　　刚开始，布瑞就听同事讲食堂有一位大师傅做的菜很好吃，但是，她就是没有与这位大师傅见过面。

　　有一天，布瑞再次按时来到食堂时，在门口处与一位年轻人撞在一起。“当时，年青人连忙向我道歉，我也没往心里去。当我吃到快一半时，那名年轻人就坐在我旁边。这时，我才从同事嘴中得知，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大师傅。”布瑞说。

　　从此，布瑞就开始对这位年轻人有了好感。事后，布瑞知道年轻人叫柳华标。

　　“因为一个男人会烧菜，而且还烧得不错。我就认定他是我要找到的另一半。”在电话那端，布瑞大声地对记者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瑞和柳华标距离拉得近了。就这样，布瑞通过好友向柳华标抛起了绣球。“那些日子，我整天都生活在幸福之中。”布瑞笑着说。

　　几个月后，柳华标正式拜访了布瑞的父母。“在当天的家庭晚宴上，他显露了一手厨艺，让我的父母很是高兴。就这样，我俩确定了关系。”布瑞说。

　　1968年10月，柳华标与布瑞举行了婚礼。从此，他倆就与西藏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现在家住石河子市的贾德良说，“我们二营的黄三妥娶的也是藏族姑娘，姑娘名字叫卓玛，是加若村的。1970年，黄三妥带着卓玛到了新疆。卓玛80年代初回西藏探亲，回来后带给我们这些援藏人员很多易贡的情况”。

　　“还有我们营的李四海，他和藏工队的一个藏族保管员结了婚，他们结婚时，我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