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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中国成美国不可能的使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9日08:43 环球时报

  观察中美关系可以参照一个三维的坐标,它们分别是外部因素、内在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因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大致就是这三种。

  外部因素对中美关系发展相当有利

  所谓外在因素,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国
际上能让两个国家走到一起的事务是多还是少。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外部因素的作用非同小可,想当年中美建交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当时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冷战结束后,外部因素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但仍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9·11”事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中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以中东为重心的反恐战略、朝核问题及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是近几年来中美关系改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美国这一战略重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则需要中国的直接帮助。因此,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目前的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

  “遏制中国”是美国不可能的使命

  所谓内部因素主要指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及问题,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内涵、相互打交道的方式及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现状。首先,中美关系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正如胡锦涛主席去年11月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中美在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应对各种非传统威胁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在经济领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国已形成了紧密、深厚的相互依赖。两国的经济交往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累积。按照中方的统计,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地。而且这种关系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对称性,不光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例如,中国用出口顺差所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是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这弥补了美国国民储蓄与总投资之间的缺口,使美国经济能顺利运行。总之,这种紧密的联系使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两国关系严重受损的代价。对美国来说,“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使命。

  其次,从两国相互打交道的方式来看,中美关系正在日益机制化。目前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工作关系。在2005年,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有5次会面,美国重要的内阁成员悉数来华访问,两国展开了富有成果的战略对话。胡锦涛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更是这种机制化的最新体现。这种比较顺畅的工作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和管理两国关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三,从双边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与去年年底相比,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其主要表现是长期困扰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四类主要问题和矛盾——战略互信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都有所抬头。但是,中美关系的内在框架还是相对稳定的,只不过摩擦点有所增加、摩擦力度有所增强。

  中美关系受“周期律”的影响不大

  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周期律”。冷战后中美关系受到两个“周期律”的影响十分明显。一个是所谓的“大周期”,即4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几乎每次大选都会多多少少地出现一些“中国问题综合征”,中国成为美国各种政治势力辩论的议题。

  还有一个“小周期”。它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每年6月前有关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审议,进入21世纪后则是每年年中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和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对军事现代化影响的评估报告》。借这样一些议题,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都要聚集起来,就所谓“人权”、“

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军事现代化”等,对中国进行一番指责。

  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受“周期律”的影响不大。“大周期”显然还没有到。从“小周期”的情况来看,现在正是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中美关系消极影响上升的时候,但由于去年的“中国问题大辩论”,这几年积攒下来的反华能量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不会在今年形成像去年那样规模的所谓“中国热”。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除了“周期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府院关系、总统的威望、经济形势、各种政治议程等。通常来讲,从稳定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总统、国会由一个政党控制时比总统、国会由不同的政党控制时好;总统的威望高时比总统的威望低时稳定;经济形势好时比经济形势坏时好。目前,影响中美关系最直接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是布什总统权威下降及今年11月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

  通过观察中美关系的这一三维坐标,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与去年下半年相比,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趋好;中美关系内在发展总体稳定但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国内因素继续对双边关系形成干扰,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去年主要炒作带有宏观性质的“中国威胁论”,而目前主要放在微观层面的经贸和人权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可以保持充分的战略自信,同时也可以更具有针对性。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倪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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