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动辄“立法解决”

　　为避免重名现象引发的教学和户籍管理方面的尴尬，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周良珍校长建议，有关部门可考虑通过立法途径从源头拒绝两字姓名。周良珍又指出，取名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当重名现象频发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似乎就成了一种必然趋势”。

　　 （《新安晚报》4月19日报道）

　　上引论述的因果逻辑推论似乎很有道理，其中还提到了“自由权利”与“法治”，然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论述推断的种种前提上。

　　“自由权利”有多种解释，但人们都认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由权利”首先应该体现为自由权利的实践，即权利实践的自由，否则就是“伪自由”和空洞的概念。取名当然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当公民行使这种权利而造成了教学和户籍管理的尴尬时，应该继续允诺这种自由权利，而不是反过来想办法限制或阻止，这才是真正的贯彻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面对重名现象，有关部门应该着力于“内部挖潜”，通过改善和改进自身的工作管理方法、方式来解决这种尴尬。比如，当一个班级里有若干个重名的同学，教师在姓名前加“大”“小”来区分，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户籍管理部门碰到重名问题，运用某些方法如身份证编号加以区分，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有人或许会抱怨，重名加大了教育和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政府部门为公民提供良好和周全的服务是“分内之事”。当公民合法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有关部门因其加大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反过来反对和限制权利的行使，这对吗？照此逻辑推导下去，公民将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奴役的。

　　通过立法途径解决重名现象的观点，也很不合理，这是一种与“泛道德主义”一样不可取的“泛法治主义”。一方面，法律总是以一些公认的公民权利为前提和保护对象的，另一方面，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所要规范的是社会的底线，动辄“法律”实际上容易走向极端，使问题简单化。立法限制重名幸而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成为现实，我相信它会激起包括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