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疆兵团援藏史之六:老兵共忆援藏峥嵘岁月

　　在短短的四年中，易贡农垦团的将士们在恶劣的条件下缺氧但不缺精神，吃苦耐劳，用青春的血肉和汗水建起了西藏生产建设兵团的雏型。

　　正在他们展现宏图时，“文革”波及易贡农垦团，生产处于无序和停滞状态，中央建立易贡农垦团的初衷无以为继，从当时的大局出发，中央决定批准易贡农垦团返回新疆。1969年12月底，贡农垦团将士奉命开始陆续撤离，到1970年1月，绝大部分援藏将士及其家属近

万人回到新疆。

　　援藏将士壮志未酬奉命返疆

　　1966年2月，中央决定支援西藏发展军垦生产，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一个建制团支援西藏。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兵团四个师迅速抽调出两千多名战士组建了援藏团。

　　四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包括张仲瀚在内的一千多人到乌鲁木齐火车站送行。张仲瀚告诉援藏官兵支援西藏生产建设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确定的大事，说他们是钢团、铁团、种子团，天下第一团，是三五九旅的接班人，希望他们到西藏后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支援西藏生产建设。援藏官兵们举手誓言：“扎根西藏！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展开了一场英勇大迁移、壮志垦荒战。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将士们到达西藏后，铸剑为犁、垦荒造田。他们将先进的机械化生产工具和新疆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西藏，更将兵团战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带到了西藏，将一块块山地改造成粮田、果园和茶园。在短短的4年中，兵团将士们在恶劣的条件下，用青春和汗水建起了西藏生产建设兵团的雏型。

　　然而，正当将士们大展宏图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波及易贡农垦团，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易贡农垦团实施的机械化农场模式也遭到了当地自然条件的挑战。因为这里虽然适合种经济价值较高的茶和开发药材，但易贡的雨水多，坡降大，水土难以保持，开出的都是梯田，不适合机械化的农场模式。在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易贡农垦团的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而引燃了易贡农垦团解散的信号灯。

　　1969年10月，中央批准易贡农垦团返回新疆。同年12月底，壮志未酬的易贡农垦团奉命撤离。1970年1月，绝大部分援藏将士及其家属近万人相继回到新疆。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在雪域高原垦荒洒汗的将士们依然忘不了在易贡的艰难四年，忘不了离开西藏的酸涩。4月13日，当年易贡团的乔玉海、贾德良等八位老战友相聚在一起，共忆当年的˜嵘岁月。

　　三十天返乡路道不尽哀与愁

　　“先期返回的是女同志和孩子们。当时，走了三十天才回到新疆。”当年的易贡农垦团三营营长张川铭回忆道。

　　张川铭，今年八十岁岁，家住奎屯市玛纳斯街。他说，1969年12月31日，他们接到撤离易贡的命令。当晚，他和战友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我们都不想离开易贡，大家在易贡付出得太多，对它太有感情了。”

　　但命令已下，张川铭与其他战友只得收拾了行李，把用西藏青冈木做成的榔头和擀面杖放进行李中留作纪念。

　　第二天，张川铭与其他一千多名援藏人员坐上了返疆的汽车。

　　“我们是第一批，六十多辆军车沿川藏线返回。”张川铭说，“路况很差，到处都是积雪，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追尾。”

　　至今，张川铭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西藏过的最后一个元旦。“当时刚离开林芝地区，是在一个海拔四千米的兵站上过的元旦。当兵站的领导将端起手中的茶杯问候我们时，也不知道是谁先哭了一声，紧接着哭声连片。”张川铭说，“当晚的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这与我们刚进藏时的情形截然相反，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兵站都要进行联欢，歌声、笑声连成一片。”

　　带着一种深深的哀伤，张川铭等一千多名援藏将士经过了三十天的行程，于1970年1月29日到达了乌鲁木齐。

　　现家住石河子总场的赵乐兰也是1969年12月底返疆的，当时她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除了有一种离愁，她说：“由于高原缺氧我的身体一直不舒服。二十多天后，车到兰州以西两百多公里的打柴沟兵站时，我的肚子越来越痛，感觉孩子要早产了。”

　　在丈夫杜金润的陪护下，赵乐兰住在了打柴沟兵站。第二天，她早产了一个只有一公斤半重孩子。“孩子出生后不时抽风，我们在打柴沟休息了十二天后回到新疆，并在乌鲁木齐治疗了一段时间，但孩子抽风的毛病一直没能根治。1971年5月，孩子不幸夭折。”赵乐兰说，“我记得孩子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现住奎屯市的朱秀士的返疆过程是另外一番滋味。他在《从边疆到边疆》回忆录中写道，接到返疆命令时，爱人王瑞香正在河南老家生孩子，他向组织请示回老家接妻儿老小回新疆。

　　1970年1月中旬，朱秀士回到了老家。在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后，他带着爱人王瑞香和不到半岁的女儿踏上了返回新疆的征程。对于这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赶到郑州火车站买票时才发现，售票窗口前排了很长的队，“由于回新疆的人太多，我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才买上火车票。”

　　他们一家三口回到农七师123团的第二天， 朱秀士又接到命令再次返回西藏办理移交手续。一个月后， 他才又回到了新疆。

　　抓住四土匪全是官

　　在西藏的四年生活中，剿匪是当年援藏将士们最激动的事，亲身参与剿匪的经历让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农八师石总场的高兴汉、闫海水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次剿匪经历。

　　1968年7月的一天，易贡团六连接到地方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报信，说在他们搞社教的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偷偷给深山里的土匪送饭，并说他们已经跟踪送饭人摸清了土匪藏身的地方。

　　当天晚上，六连连长白莲塘带着高兴汉和闫海水等使二人直奔土匪藏身的山林。

　　高兴汉说：“我们在易贡的深山老林里搜索了两天。里面没有路，到处是刺，把我们的衣服、脸、手都挂烂了。这刺带倒钩，穿进肉里，第二天大家就互相挑刺，那个疼呀，现在想起来还钻心！”

　　直到第三天下午，白莲塘一行人才找到土匪的住处。那是深山密林里的一个山洞，他们没有立刻出击，而是在山洞附近隐蔽了起来。傍晚，四个土匪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着进了山洞，有两个土匪临进山洞时还转过身子，警惕地向四面看了又看。

　　他们进了山洞，白莲塘下了行动的命令，战士们一路包抄聚向洞口，把四个土匪逮个正着。

　　高兴汉说：“他们四个人被抓捕后，供出一个是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两个是副团长。后来，藏工四队的民兵队把他们带走了，听说交给了军区处置。”

　　家住石河子市14小区的李水友今年七十四岁，曾是易贡农垦团八连连长，他说：“原易贡农垦团八连主要是从莫索湾各团抽调的人员组建而成的，当时负责开荒造田，保卫易贡大桥和剿匪。”

　　据李水友介绍，当时的易贡大桥离八连连部有七公里，大桥长约两百米，桥面宽十一二米，是连接波密县城和另一个县城的重要通道。因此易贡大桥有两个排的人轮换守护，每天都是四个人拿着冲锋枪和步枪在大桥上巡逻。一旦有情报，李水友就带领一排人和军犬到深山密林里剿匪。

　　李水友说： “我和同志们追过好多次土匪。记得有一次，我们历尽艰苦翻了好几座山，把两个土匪堵在了一条河边，他们跳进河里想游过河继续逃跑。后来，我们在条河下游发现了匪徒的尸体。”

　　今年六十六岁的原易贡农垦团三营二连副连长李协兴在西藏也剿过匪。他说，1968年6月的一天下午，他接到报告有土匪，征得营长同意后，他带了一个枪法比较好的班去剿匪。

　　临行前，李协兴与参加剿匪的同志们约定：他吹一声口哨就是开枪的命令，连吹两声口哨就是撤退命令。

　　当晚，李协兴和剿匪的同志们隐蔽在藏民所说的路口，等候着伏击土匪。在黑黝黝的密林中，李协兴等人爬在地上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很小心。等了一个小时，没动静；两个小时，没动静；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动静。“那时，我估计土匪不会来了，就吹了两声口哨示意大家全体撤退，谁知道，从远处竟然有两声口哨呼应。当时，我很生气。”李协兴说，过了三天，李协兴等人在森林里找到了一个山洞，并在洞中找到土匪用过的物品。这时，李协兴才明白当初与自己对口哨的是土匪。

　　汉藏人民互相学习

　　当时，易贡农垦团干部职工都配备有枪，是不戴帽徽领章的部队，属原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404部队。其中易贡农垦团四连有一百二十五人，驻铁山脚下，与波密县易贡乡加若村为邻，是易贡农垦团为数不多的能与当地藏民直接交流的连队。

　　在易贡农垦团还有一个特殊的连队，叫藏工队。藏工队共有四个分队，由年轻的党团员组成的，有男女藏胞一百多人，都在三十岁以下。藏工三队和四连相隔不远，四连和藏工三队的关系很好，藏工三队职工十分虚心地向四连学习播种小麦等农业生产技术。

　　原易贡农垦团供销股会计邵良才说：“我当时管粮食，经常到各连队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藏工队也是我检查的对象。我不懂藏语，每次下藏工队都要带上翻译卢布江村，通过他我了解到很多藏工队员在连队干部职工的帮助下，认真学习汉语和生产技术，同时连队干部职工也向藏工队老乡学习修房等知识。”

　　今年六十四岁的退休教师高兴汉说，到西藏后，他被分到六连宣传班搞宣传工作。宣传班通过编小节目，如天津快板、数来宝、歌曲、舞蹈、小话剧等形式，宣传连队里的好人好事，目的是融洽军民关系，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六连驻地在易贡大桥北边二三百米的地方，与藏工队所在的中北村紧挨着，他们就和藏工队互相走动，经常联欢。

　　当年二十六岁的布修是藏工队的民兵队队长，长得很帅，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舞跳得也好，只要歌舞起来，六连战士都跟着他学跳藏族舞蹈；而二十岁的银妞则长得非常漂亮，是藏工队的“百灵鸟”，她的歌舞更是让六连战士如醉如痴。银妞的父亲是青海的回民，母亲是藏民，六连战士都特别喜欢她，有人还说她是仙女下凡。

　　在每次联欢中，二十多名宣传班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也不示弱，穿上高兴汉从藏工队借来的民族服装，轮番上场表演，台下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难忘快乐放牛生活

　　李长年现住五家渠市，在易贡时，他是三营二连二排的排长。李长年说,二连是个畜牧连，饲养着几十头种马和种牛，他负责种牛的放牧工作。

　　李长年回忆，在他们连队几公里外有一座山，山南面长着成片的野生樱桃和毛桃树，北面的山坡上肥嫩的牧草一眼望不到边，还有一丛一丛的野花，因为那里的山坡坡势比较平缓，他经常到那里放牛。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那座山坡上放牛的经历。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赶着连队里的三十多头种牛到了那座山坡。

　　将近傍晚时，他发现少了两头小牛犊，到处找就是不见小牛的踪影，他急得满头大汗。正在他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草丛里传来一声小牛犊的叫声，他顺着声音走过去，两只小牛犊从草丛里站了起来。“当时，两只小家伙抖着身上的毛，嘴巴还在一张一合。原来它们吃饱了肚子，竟然倒在草从里睡着了，害得我一阵子苦找。”李长年笑呵呵地说。

　　看到牛犊，李长年提起来的心一下子着了地，冲上去紧紧搂住牛犊的脖子。 “它们很通人性，讨好地用头蹭我的腿，又用砂纸一样粗糙的舌头舔我的手，然后乖乖地回到了牛群。”李长年说，后来回到新疆好多年了，他还经常梦见自己在西藏的山坡上找小牛犊。

　　放牧转场中发生的事情也让李长年难忘。那是1967年秋，他和排里两位同志赶着三十多头牛转场，途中有条约五十米宽的河，近两米深。“三十多头牛怎么过去呢？”眼看太阳要落山了，他们很着急。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位藏族老艄公划着木船顺流向他们漂过来。那船是用一段掏空了树干的巨大松木做成的，直径有两米多，长十米左右。

　　他们请求稍公帮忙把牛运到河对岸。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比画了半天老艄公才明白。艄公把船靠岸后，将缆绳系在岸边的大树上，并且帮他们把牛群分成三批。李长年说：“那些牛很怕水，撅着屁股就是不肯上船，我们只好硬把它们使劲往船上推。”

　　经过三个来回，三十多头牛被安全地送到了对岸。李长年说：“ 我拿钱酬谢老艄公，可他不肯收。我递了一根卷烟，他快活地接了，一面抽着烟一面划着船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模样我还记得。”

　　冒险采药医治同志

　　乌鲁木齐市的熊开湘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在易贡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采集一些中药。他采集过的中药有猴头、贝母、三七、五味子、天麻、当归、党参，并把采集的药材给连队的同志们，用以治疗常见的病症。

　　连队里哪位同志受了皮外伤，熊开湘就用采集到的三七止血；哪位同志感冒咳嗽，他就用采集的贝母止咳；还有一些妇女身体较弱或者生产后身体虚弱，熊开湘就把采集到的当归、党参之类的滋补中药送给她们补身体。

　　这些中药给连队里的同志带来不少方便，大伙都亲切地叫他“业余大夫”，还有很多好学的年轻人跟他学习中药的药性，并和他一起上山采药。

　　有一次，熊开湘带着几个同志上山挖党参和当归时，看见在一处山势较陡的坡上有大片天麻，他高兴地连忙向上攀爬。突然，他脚低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整个人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好在他急中生智，把手里挖草药用的长把铁铲子插进土里才稳住了身体。

　　同志们赶紧把熊开湘扶了起来，他的身上被石头磕青了好几处，额头也被碰出了一道血口子，可他一点也不在乎，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向那片天麻靠近。

　　在采集中药的途中，熊开湘还喜欢了解一些树木的名字。当时，他能清楚地说出一些树的种类，比如杉树里的云杉、冷杉、红杉，还有松树中的高山松、华山松。好学的同志通过他，学习到很多关于西藏物种的知识。

　　昌都车祸七人死亡1968年6月中旬，易贡农垦团三营七连连长吴中信携妻儿与战友潘永安、姜玉、许晓芝夫妇等人一同乘军车回老家探亲，当车刚出昌都兵站不久，就发生了车祸，包括吴中信在内有七人死亡。4月15日，在奎屯市一电厂工作的吴金平(吴中信之子)向记者讲述了车祸发生的那一幕。

　　当年，吴金平六岁。他说，当军车从易贡出发后，大人们坐车厢上的麻袋上，吴金平坐在驾室里。在昌都兵站吃完午饭后，大家又上了车继续上路。“没想到，三十分钟后就发生了车祸。我父亲和大哥就此与我们永远离别。”吴金平回忆到这时，眼睛湿润了，“当时，军车遇到了一个沙坡，司机想加大油门冲过去，但车没有冲过去，一下翻了。当时，我没有受伤。”

　　事故发生后，易贡团政治处副主任吕希留和劳资股助理员乔玉海受易贡团党委委派，负责前往昌都处理后事。如今已是六十六岁的乔玉海居住在石河子，他说，翻车后车上的麻袋将吴中信等六人压在下面，都被捂死。

　　“还有一名大学生是在报完案后死的。”乔玉海老人说，“大学生的责任心很强，翻车后，他爬出来拦了一辆车到昌都兵站报信。当他帮着把六具尸体拉回昌都医院后，一下子倒下了再也没站起来。事后，经医生检查是内脏因压破而死亡。”

　　救火攀过悬崖峭壁

　　朱秀士，七十岁，现住奎屯市，四十年前，他和家人从兵团农七师123团前往易贡农垦团，任计财股副股长。四十年过去了，朱秀士一直对援藏生活很怀念。1996年，他从123团建筑公司退休后，开始写《从边疆到边疆》的援藏回忆录，至今已写了六十页。记者在采访朱老时，在回忆录里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波密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总蓄积量位居西藏第二位，其中最高的云杉高达八十米，单株木材蓄积量可达三四十立方米，每公顷蓄积量最高可达两千立方米，为世界罕见。就是这样宝贵的树种，在三十九年前差点毁在大火中。

　　朱秀士在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10月初，当天际收尽最后一丝寒冷的阳光，灰暗的夜幕缓慢地低垂下来时，一股股乳白色的烟雾在天空中升起，在一望无际的大森林中，格外触目惊心……”

　　朱秀士说：“当时，大家看见森林冒着白烟，就知道是着火了。”

　　还没等团里下命令，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向火场赶去。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三千多人赶到现场。

　　“我们赶到现场时，就在烟雾中灭火。发现一个着火点，就消灭一个着火点。火随着秋风呼叫，不断地向山上蔓延。”朱秀士说，“经过一天一夜的抢险，火终于被全部扑灭，到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站在悬崖上。”

　　“当时光顾灭火，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咋攀过悬崖峭壁的。”朱秀士笑着对记者说，“下山时，大家就用皮带连接起来，慢慢往下滑。”

　　据朱秀士老人介绍，在这次抢险中，有不少人的鞋掉了，还有十多人的手被烧伤，可就是没有人叫苦。（记者晏凤利 王建隆 孙虹杰 胡静 罗仰虎 刘煜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