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余华：面对当下的絮语与无能

　　在《兄弟》(下)中，余华擅长的带有暴力色彩的密集叙述方式，恰恰把自己变成了言不及义的“话痨子”

　　★ 文/李径宇

　　沉寂十年复出后，如果说余华的《兄弟》(上)还让人感受到“余华”尚在的话，那么，下部给许多读者的印象是，他有些力不从心 对当下生活已表达无能。

　　在下部中，他扔掉了自己惯常用的冷酷宝刀后，不再像从前一样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相反，他姿势潇洒如金庸笔下的老江湖风清扬，做出了一系列恶俗又肤浅的比划动作，让自认为熟知他一贯风格的读者读之骇然。

　　下部和上部封底的“后记”中，看上去内容和排版完全一样，但细心的读者会察觉到，有一个字作了改动，那就是，在第二段中，上部说“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而在下部，这“四十万字”改成了“五十万字”。这一字之改，似乎让人相信，余华写《兄弟》时确实如他所言进入“失控”状态。

　　如此，呈现给读者的是，上部17万字，下部厚度几乎是上部的2倍，33万字。两手各拿一本，轻重对比分明：轻的一本记录的是文革时代，那是余华熟稔的残酷记忆，相对来说写得厚重一些；而那重的一本，则显得轻飘飘的，那是他不熟悉的当下，是还在快速变化着的肥皂泡一样的生活。

　　从下部看，他始终浮在表层，很用力却无法进入现实的内核；内容本是写实的，却给人强烈的荒诞不经之感；语言很热闹，但他擅长的带有暴力色彩的密集叙述方式恰恰把自己变成了言不及义的“话痨子”。

　　“靠不住的叙述者”

　　小说的一开头，聪明的余华，直接从当下的一个社会新闻写起，说李光头想花两千万美元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游览一番。然后采用倒叙的手法，回溯李光头的前半生。

　　这种写法，一下子让读者感觉到，久违的余华从未离去，和我们一起呼吸着当下的社会空气。对于熟悉余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他露出了关照现世的创作动机。这仿佛预示着一个和以往不一样的余华将要出现。而在《兄弟》的上部，细心读者们并没有看到他在叙述的技巧和范畴上比之前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多少明显的突破。这似乎更加剧了人们拭目以待的心态：下部是否能有所突破？

　　显然，余华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在整部小说中，他以兄弟之情为线，将中国近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来的社会事件几乎全部编排进去。这好比造句，先写下几十个关键词，然后用连贯的语句把它们串起来。类似的造句痕迹，在兄弟(下)中很明显。当一根线要穿过太多固定的点时，饶是余华叙事再密集，不免也走风漏气，有时牵强附会，为了自圆其说而绕出了多余的圈子。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他串的关键词中，似乎就仅剩下诸如人造处女膜、阴茎增强丸、干、处美人大赛、丰乳霜、呻吟、小姐等词汇，一直以给读者制造阅读快感为能的余华，最终图穷匕现与读者赤裸相见，让人感觉他仿若“脱离了高级趣味”。

　　在一些读者看来，余华成了“靠不住的叙述者”，他的叙事安排，有悖于读者的现实经验：他认为这个社会是荒诞的，而这种荒诞用细节放大时，让正生活在此中的人们不免有照哈哈镜的感觉 脸上的粉刺和表情都过于夸张了，不太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处境。这在主观上为读者造出了一种“反而乌托邦”幻觉。反而乌托邦，是乌托邦的反义词，指一个想象中令人厌恶的社会，比如奥维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社会。

　　在描写我们这个社会时，余华似乎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大师“致敬”了，不再像10年前小心地回避繁杂的社会背景了，反而遇到什么写什么，敢于正面与时代交锋了，并且把细节放大了N倍。

　　余华表达欲望很强，在向媒体的说辞中，他觉得自己对当代中国有了认识，能够对现实发言了。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10年没有再写小说的余华，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发言”铺排到一部故事简单的新小说中去了。而承载这个小说背景的仍是余华熟悉的江南世俗小镇。

　　10年。从前，唐代文人王勃每次写碑颂，要先磨墨汁好几升，然后用被子盖在脸上睡觉。到时他突然起来，一下子就把文章写成，当时的人们称他有腹稿。应该说，过去是余华寻找灵感积蓄力量打腹稿的10年，今天，他把这个腹稿拿出来，自己相当满意，却引来观者中的几家欢喜几家愁。

　　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迅速淘汰

　　正如余华在写《兄弟》时所认为的，中国人四十年经历了天壤之别的社会变化，一个西方人要活四百年才能经历。作为小说家，他觉得这个时代千载难逢。

　　在《兄弟》里，余华运用了大量的时代语言，和贾樟柯的电影里总用流行歌曲和广播电视新闻来做背景音乐反映时代气质的手法如出一辙。也许这种手法余华用得有些拙劣，被文艺评论者所诟病；但从另一角度，也确实可以反映出，近20多年来中国语言词汇变化的灰飞烟灭。若非天才，很难掌控这种变化。

　　三国时代，发生在吕蒙身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故事，到了今天则处处都是。一个人，几天不见其语言中就可能迸发出新的词汇，让你摸不着头脑。哪怕是老的词语，可能在一部分人嘴里已经生发出了新的意思。

　　语境变化的同时，大众审美观也在不断变化，每个人和事物的保质期都变得非常短。

　　对于很难一下子把握住时代变奏和脉络的文艺作者，写当下生活时通常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自恋或自虐式创作，一条是荒诞或魔幻式创作。

　　一些从前的文化偶像，在时隔多年，暗淡不堪。或者因不能容忍“不会唱歌的成了当红歌星，不会演戏的大红大紫，不会写作的成了畅销书作家”的社会怪现状，纷纷复出江湖，但马上，他们发现自己的新作根本就无人问津，从前的“粉丝”在自己面前怀旧片刻后也厌弃了作鸟兽散。甚至，有人呼吁他们说“求求你，不要再复出了”，以免落得个晚节不保。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小说家的余华复出了。在自己的博客上、与媒体记者的交谈中，余华一再大谈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但其实最成功的莫过于他的复出，以及恢复了写小说的勇气。

　　而他所强调的另外一些成功之处，有很多恰好是读者们认为的败笔。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电影《无极》刚出来时，陈凯歌一再宣称它的成功，认为堪称“伟大的电影”，而观众却毫不留情地扔了一地的臭鸡蛋。

　　文艺工作者集体“当下无能”？

　　当然，在日常人们消费的文化视野之外，还有一些抛弃繁缛和洗尽铅华的表达人性和社会性的东西，并不因时代起伏而曲意逢迎。可怜的是，能耐得住寂寞的这类创作者太少了，能平心静气地欣赏这类作品的人也太少了。事实上，比余华更浮躁的作家大有人在，像他一样还值得专业读者去评头论足的当代作家已少之又少。

　　仅仅过去十多年，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中，似乎很难再出现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样的小说了。

　　20多年来，对往事，许多作家都能大写特写，而且写得不错，但轮到写变化着的当下生活，大家都显得力不从心。同样是当下社会，写艾滋病，写农民问题，写淮河污染，类似于报告文学的相对静态的东西，大家都写得不错。但一要写市场经济背景下生活的快速变奏，大家就纷纷发飘，落入俗套。

　　回头看去，2000年以来的电影和小说，能博得几声好彩的大都以自恋和怀旧为主题，真正关照当下社会的作品，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自己就荒诞不经得过分神经质，大家几乎都成了“行为艺术”家，摆一堆道具和符号却让受众不知道究竟表达了什么。

　　难道这一代文人注定要集体成为“当下无能”？

　　此际，曾被认为先锋一时的余华似乎有意向传统回归。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唐朝的作家韩愈，总喜欢像“先锋”一样体验奇特的事情，一次，和客人攀登华山顶峰，突然发现当日不能返回了，就发狂痛哭，写信给华阴县令。县令千方百计才接他们返回来 难道，对于那些曾经先锋一时的作家们，回到生活的当下，已经很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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