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涤：我期待着中国画能成为世界语言

　　清华大学教授宋涤先生以自己独具面貌的写实性绘画为时人瞩目。

　　近日，记者前往他在北京昌平富泉花园的画室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采访。中国写实性绘画远远没有画够

　　记者：宋老师，听说您最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纵谈中国画创作方向，颇具反响

。请问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宋涤：我坚持两点：中国画一要写实，在写实的路子上，当代的艺术家们还远远没有做够文章；二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彩墨画。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

　　宋涤：尽管南宋出现了以梁楷为代表的简笔，或称减笔、写意水墨人物画法，元、明、清画家也曾创造了不同的勾描技法，但我国代代相传的画作均存在造型能力弱、人物形象个性不强的现象。就其写实能力，较之处在我国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显然缺乏感染力和震撼力。

　　翻开世界美术发展史，人们会发现，世界各民族的先民在从事绘画的进化过程中，从绘画的形式、内容，到使用的媒介物，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是同步发展的，那就是由简单的图案向图案式的装饰性绘画进化。进入公元前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才逐渐出现了西方的油画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工笔重彩画和水墨画）两大绘画体系。即使这样，它们的表现形式同样是由装饰性绘画向写实性绘画转化，或称由表现二维空间向表现三维空间转化。从唐代张萱和李公麟的人物画作品来看，其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的完美性同样高于同时代其它民族的水平。遗憾的是，唐代以后，乃至清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物画似乎变化不大。清末绘画大师任伯年的人物画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较前人均有突破。我十分赞赏他的一幅人物画《高邕之像》，他以出神入化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身形动态，十分生动。但其面部刻画仍稍嫌不足，与其衣物潇洒、果敢的线条相比，显得十分柔弱。这说明画家在面部形象深入刻画上仍有差距。

　　民国年间出现的革新领袖人物徐悲鸿和他的学生蒋兆和，深入生活，开创了近代人物画写实新风。蒋兆和先生40岁前后创作的巨作《流民图》，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前无古人、具有震撼力的里程碑式作品。但此作品表现光影过强，显得素描味太重。

　　记者：当代不少知名画家如范曾都是蒋兆和先生的学生。

　　宋涤：是的，卢沉、周思聪也都是。蒋先生后来身体欠佳，未见先生有高于《医生》水准的作品，但他培养了一批当代中国优秀的人物画家。我曾见蒋先生40岁时画的一幅《医生》肖像，细部刻画入微，医生着装的中式棉袄，画家用墨块塑造成形，甚至表现出了丝绸面料的质感，非常精彩！

　　记者：当今艺术市场最为火热的莫过于黄胄先生。您对他的作品如何看？

　　宋涤：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蒋兆和，对当代人物画颇有影响力的画家就是黄胄先生。他以速写线条入画，十分生动，创作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但线条不够洗练，因此精品传世不多。所谓“文人画”是发了霉的土特产

　　记者：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交融渗透也是必然的。此时，应如何保持中国画的特色？

　　宋涤：自元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后期至今，大多数名家均喜用生宣纸作画，最近又发现一些年轻画家在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可见人们对生宣纸的性能和潜在的表现力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新的绘画媒介物品种繁多。我想，生宣纸这个国宝将会愈来愈显示出其作为中华民族国粹绘画主要媒介物的价值。1987年，我在日本首次举办个展时曾对人讲过，中国特有的生宣纸、毛笔和墨是神奇的绘画材料和工具。即使你刻意地写实，其效果依然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这就是我如此眷恋水墨画的原因。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为了造福人类。艺术家则应不断发掘它的美感。我的理想就是在这张薄薄的生宣纸上，把对大自然的感受和理解缜密表现出来，奉献给观众。我不懈地努力着，我期待着中国画能成为世界语言。

　　记者：显然，您是一个坚持写实性绘画的人！

　　宋涤：是的。我认为具有个人风格的写实性绘画永远是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基于这种理念，几十年来我不敢怠懈，勤奋地工作着。我把生宣纸当作油画布来用，努力在生宣纸上寻觅着、探索着、创造着，并时时用自己的作品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写实派大师相比较。我相信在生宣纸上运用色、墨同样能表现出物象的质感、空间感、阳光感和时空变化来。同时我也确信这是一条中国画创新并走向新的辉煌的道路。

　　记者：对绘画作品，不同观众生发出的看法往往有很大差别。

　　宋涤：这是很自然的事。问题是有些专家们往往会带有自己“专业”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历史上中外都有，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中国，像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李可染、石鲁这些革新派画家，都是在保守派的贬斥声中日益强大起来的，并在绘画史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记者：看您的画，人们说，工中带写，往往工多于写，是不是您搞写实，注重深入刻画，对文人画则不赞赏呢？

　　宋涤：我对时下流行的所谓写意画及文人画的概念并不赞成。我认为应称“工笔”与“简笔”（减笔）。无论工、简，只有画出个人风格才能成为写意。我前年11月曾访问韩国，在汉城大学美术学院讲学，与学生们探讨“文人画”概念。他们介绍，在韩国称“文人画”的是指业余画家专门画梅、兰、竹、菊四君子，定期有关部门组织画画比赛，请专业人士评奖。现在，题材扩大到十种，增加了荷、松、牡丹等内容。我当时听后十分感慨：水墨画本源于中国，现我们的一些专业画家受囿于旧时之陈腐观念，不求上进，与业余爱好者混为一谈，可悲。

　　记者：您讲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有人好像不怎么认同您的看法。

　　宋涤：我分析，不认可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搞所谓“现代绘画”的人；另一类应是推崇所谓“文人写意画”的人。目前，在中国搞“现代派”显然是气数渐尽，这是中国文化根基和国情民情所决定的。应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号，鼓吹所谓的“文人画”的势头正在努力左右着中国画。60岁以上的专业人士都应该清楚，对中国画主流的定位，早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就在美术界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唐宋的写实性绘画。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宽松了，给了艺术家更多的自由空间，结果随着洋垃圾的涌入，封建遗老遗少发了霉的土特产也时兴起来。今天那些高喊恢复“传统”，推崇所谓“文人画”的人，大多在自己作品中毫无新意！他们每天在重复着几乎是同样的物象，重复着从古人、前人那里抄袭来的笔墨形式。“笔墨”、“意象”、“写意”是他们的口头禅，其实在他们的作品里，“笔墨”只是流程式的古人技法；“意象”是脱离物象的肆意歪曲；“写意”则是粗糙的表现形式。近年来，他们把“笔墨”解释得越来越离谱，似乎笔墨有脱离物象造型而独立存在的价值。“彩墨画”有望成为当代中国画的突破口

　　记者：不少人认为中西绘画在视觉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

　　宋涤：其实都是那些人的有意夸大。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国画表现的应是内敛的、含蓄的；西画表现的则是表象的、张扬的。其实即使有这种视觉效果上的差异，也不是东、西方不同种族人类的视网膜造成的，不是人们对自然界物象美感的鉴别能力造成的，虽然与绘画媒介物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与画家的表现能力有关。某些主张恢复传统的人，实质上是主张抱残守缺。他们不懂得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艺术层面的认识和需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法则，它要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只有在变化和发展后传统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延续和充实。就“笔墨”而言，现存前人的“笔墨”形式是前人在面对特定的物象进行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的画家则应面对新题材、新事物、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笔墨”形式。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似是而非、“指鹿为马”、“皇帝新衣”式的所谓“抽象派”或“文人写意画”作品，观众才会找不出毛病来。因为观众看不出他们在画什么，表现什么，其实连作者本人大概也说不清楚。

　　记者：有些专家、教授和权威人物眼下宣传的都是“文人写意画”，您怎么看？

　　宋涤：不瞒你说，我坚信它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因为在我眼里，那些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脱离物象的笔墨游戏式的所谓“文人写意画”，只能作为业余爱好者或退休老人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娱乐方式而存在着保留价值。

　　记者：那您觉得哪种画更适合艺术专业人士？

　　宋涤：我倡导“彩墨画”。

　　记者：这个词似乎很专业，请您解释一下。

　　宋涤：所谓的“彩墨画”，是在生宣纸上突出色彩的表现能力，在水墨画中大面积地引进色彩，使色彩成为画面的主调。专业画家还是要搞中国的写实性绘画。我认为中国的写实性绘画比西方油画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写实性绘画远远没有画够，历代名家并没有把写实推向极致，写实的表现形式也有广阔的发挥空间。我赞赏彩墨艺术，那种特立独行的、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彩墨”写实会给人们以启发。“彩墨”是一个新课题，是一个难题，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突破口。通过致力于“彩墨绘画”同仁们的努力，“彩墨画”必将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画派，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记者：如此来看，“彩墨”创作可谓任重道远！

　　宋涤：是啊。我喜欢拿“彩墨画”与西方写实大师的油画相比较。我们即使找出了差距，内心却增添了几分骄傲，骄傲的是中国新一代“彩墨”画家正在打开中西方绘画在视觉效果上的壁垒，在民族特有的绘画媒介物———薄薄的生宣纸上演绎着色彩写实的神话。这个神话足以让西方观众倾倒，令西方画家瞠目。有人说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赞同。但我要说，艺术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记者：您的说法正好相反。

　　宋涤：其实并不矛盾，民族的东西只有被全世界认可才能扬我中华民族之威！真正的艺术家永远是独立思考的，永远是独往独来的。我相信彩墨艺术必将会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中国的当代画家能够尊重艺术规律，坚持绘画艺术健康的方向，为后代留下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宋涤艺术简历

　　1945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自幼在北京读书。

　　1960年投师李苦禅、许麟庐先生，学习写意花鸟。

　　1963年考入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工笔花鸟、人物。

　　1970年至1980年在北京香山风景区工作，其间画了大量水墨和色彩风景写生；并得到李可染、张丁和白雪石先生的指导。

　　1980年调中央工笔美术学院任教。

　　1992年晋升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后举家移居新加坡。

　　1999年回国，现居北京，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