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没有穷人富人之分

　　4月19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修车师傅杀死开“奔驰”车母女案宣判，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修车人刘兴伟死刑。法院认定，刘兴伟“虽属自首，且被害人一方对案件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但其行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故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4月19日据新华社报道）

　　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女孩邹华开奔驰，撞坏修车人刘兴伟准备修理的一辆自

行车，起因就这么简单。如果双方友好协商，之后修车的接着修车，开车的继续开车上路，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可女儿打电话叫来父亲邹有学——父亲处理这事应该更有经验，叫他来本也没什么不好——然而，一切因为父亲来到而发生了变化：“邹有学辱骂并动手打了刘兴伟几记耳光，又用修车工具追打。后来，刘兴伟离开现场。几分钟后，刘兴伟返回现场，见邹家父女尚未离去，便持刀连刺邹有学腹部数刀。这时，邹华的母亲白素艳赶到现场，于是刘兴伟又向白素艳的腹部连刺两刀，随后又照在场的邹华胸、腹部连刺数刀，将3人刺倒后逃离现场。”

　　两死一重伤，这是目前的结果。如果一审判决最终被维持，刘兴伟将成为这一事件中第三个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无论是重伤在身的邹有学还是身着囚服的刘兴伟，如果现在问他们是否后悔当初的行为，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后悔”。然而，当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是怎样的心态酿成了这一惨剧？

　　对邹有学来说，如果对方不是个修车的，而是同样开辆奔驰，邹有学是不是还会扬手就打人耳光？而从刘兴伟的角度看，如果对方不是开奔驰的富人，而是一个和他一样修车的，挨几个耳光，心里也窝火，也会反抗，但内心“受欺负”的感觉，或许不像挨邹有学打那样强烈，反应或许不会如此激烈，选择的方式也未必会如此极端。这样看，悲剧最终发生，与双方穷人和富人身份反差，或许不无关系。

　　勤劳致富开上奔驰的富人，靠修车有尊严地活着的穷人，同样值得尊敬。一个富人蔑视穷人、穷人仇恨富人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悲剧发生的确可能和穷人富人有关，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值得警觉。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可能性”，局外人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一事件，反映了局外人的心态，从中可折射出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恰恰在这方面，我看到太多的不安。这起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之后各大门户网站有关这一事件的讨论经久不息，人们的兴趣点集中在穷人和富人“较量”的层面。4月19日判决一出，网友中为刘兴伟鸣冤叫屈者甚多，但多数不是从法律层面质疑，而是上升到“法律如何对待受富人欺负的穷人”的高度。公众过分关注双方身份，反映了公众对穷人富人关系的敏感，在穷人富人关系问题上心态的不平和。这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这种敏感和不平和是会传染的。

　　在没有确实证据认为这是一起仇富事件之前，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吧。刘兴伟的命运会不会出现转机，我们无从判断。但这样的信念不可动摇：如果他最终的命运是不死，那是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不该死，而不是因为他是穷人——法律面前，有被害人和被告人之分，却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本报评论员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