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医生”陈晓兰

　　“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陈晓兰字字掷地有声。

　　上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在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与会人员讲述“打假医生”陈晓兰的故事，字字句句发人深省。相关新闻见报后，社会

反响强烈。

　　陈晓兰的故事是怎样的曲曲折折？如今的她又在想些什么？

　　本周一，我们走进“打假医生”陈晓兰的家，也走进了她9年来的艰辛历程……

　　上周四，她捧着报纸，独自躲进卫生间，泪水长流

　　打开家门迎接我们的瞬间，陈晓兰腼腆地笑着，言谈之中流露出上海女性特有的温存。很难想像，这样一位柔弱、温婉的女子，竟能单枪匹马，北上、南下数十次，为了让她视野中的假劣医疗器械停用，不惜耗去整整9年时间，过着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亲戚接济度日的清苦生活。

　　转身安顿刚刚看病回来的女儿和才满月的小外孙时，陈晓兰用力揉了揉太阳穴。她的身体依旧不太好，在我们到访前，她刚吞下两颗药片。

　　虽然疲惫，但这两天，陈晓兰是幸福的，9年来从未有过的幸福。

　　上周四，她的手机从早上开始就响个不停，是亲人、朋友、同事，还有病人们告诉她：韩市长在全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讲你的故事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时，陈晓兰简直不敢相信，立刻冲出家门买了几份《解放日报》。

　　回来后，她把报道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9年的辛酸、委屈，就像被打开了阀门一样涌了出来，她捧着报纸，独自躲在卫生间里，泪水长流。

　　女儿小心地把剪报塑封起来，她要拿到外公外婆的墓前，告诉两位老人，他们的临终嘱托，妈妈做到了。

　　“朋友们都跟我说‘天亮了’，那是夸张了。但我真的要谢谢韩市长，‘看法可以不同，是非不能混淆’，说得太好了！韩市长是真的理解我了啊！”说着，陈晓兰的眼睛红了。

　　这一次，她是真的看到希望了：“上海的医疗环境恢复正常有希望了！”54岁的她，说得那样认真。

　　刚开始举报时，陈晓兰家的小保姆辞职不干了，小保姆说陈晓兰是在“用石头砸天”。“现在，‘天’不是让我砸出一个窟窿了吗？”

　　这一个“窟窿”，饱含了9年的漫漫艰辛。

　　“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

　　9年前的陈晓兰45岁，是上海一位普通的社区医院医生。从15岁下乡做“赤脚医生”时算起，已有近30年医龄。她的业务水平得到外界的认可，她所在的科室几乎每天都挤满了病人，业余时间她还兢兢业业地自学，生活也过得平静而安逸。

　　然而，一切因为“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进入她的视线而改变了。

　　1997年7月的一天，陈晓兰的一位老病人跑来求助：医生非要给他打一种“激光针”不可，不打不给开药，但感觉太痛了，一打就发抖。旁边另两位病人也说看见过打那器械针的人发抖。陈晓兰产生了怀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抖，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出了问题？她决定下楼看个究竟。那一刻，她不会想到，伴着她匆匆下楼的脚步，她未来的人生就此改变了。

　　看到“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后，陈晓兰发现仪器上分明写着“ZWG－B2型”，ZWG不是紫外光的拼音缩写吗？“这哪是激光呀，这是紫外光。”说完她就上楼了。

　　谁知，就是这一句大实话，触动了医院的经济利益，医院负责人开始给陈晓兰“洗脑子”。可她天生就是认死理的性子，哪里肯被糊弄。

　　为了解除疑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父母也和她一起开始研究这个“光量子”。越研究就越觉得蹊跷：准备输入病人体内的药物，在经过充氧和光照后，不会发生新的药理变化吗？这种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呢？而该仪器的发明者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竟查无此人！未经论证就大范围使用该疗法，还号称“包治百病”，而多数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并没有留下曾经使用该仪器的病史记录，其中的潜在危害令人心惊。

　　让陈晓兰意外的是，研究结果并没有得到院方认同，之后她辗转7个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负责此事”。但她不死心，仍不停地举报。终于在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当时的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了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在上海泛滥了3年的“光量子”终于被取缔。当时上海市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讲：以上海全市1000台光量子治疗仪计，平均每台一天以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陈晓兰的努力为国家省下了这笔钱。

　　因为举报“光量子”，陈晓兰一度失去了工作。在被调至另一家医院重新“上岗”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她说，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

　　陈晓兰当时就流下泪来，她怎么会不珍惜呢？当医生是她一生的理想，她不能失去这个职业，近两年四处奔波不就是在尽一名医务工作者最基本的职责么！

　　“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作为事业单位的职工，我珍惜的是自己充满爱的工作岗位，更热爱它的神圣的特征。”这是1999年3月24日，在她举报“光量子”最艰难的时刻留下的字条，夹在已经泛黄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中，是给自己鼓舞，更是书写她将铭记终生的信条。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吧，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珍惜，在新单位看到和“光量子”如出一辙的“鼻激光”时，陈晓兰犹豫了。也是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珍惜，她最终还是坐不住了。

　　“鼻激光”被快速取缔，可与之配套的“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并没有停下来，而“鼻头”的替代品———插入患者体内的“光纤针”粉墨登场了。“这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因为单是‘鼻头’，顶多是用来骗钱；而光纤针插入人体后，就和血液联系在一起了。打入血液里的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

　　陈晓兰被一步一步推向了义无反顾。

　　举报并不像陈晓兰刚开始想像的那样简单。在举报“光量子”后，她发现，以失去工作为代价换回来的“成果”，仅仅是它在一家医院的停用，而要大范围停用，必须有受害者的反映。“那好，我来当受害者！”1999年，化了妆、打赤脚、讲一口江西土话的陈晓兰，先后到4家医院接受了明知藏有隐患的“光量子”治疗。在去治疗前的晚上，陈晓兰整整哭了一夜，哭湿了半边枕头，“因为我有红斑狼疮的隐性基因，这是忌讳紫外光照射的，父母都在香港，又不能告诉女儿，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但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去改变医院的混乱秩序。”

　　陈晓兰想到了六年前母亲去世前的嘱托：“晓兰，患者不懂，你是医生，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啊！”

　　早在2000年6月22日，上海市卫生局等8个部门，曾当面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有关人员说，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陈晓兰却直言不讳：“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吧，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她就是这样耿直，耿直到不仅要上海停用这些假器械，看到外省市还在造假，她也要深入虎穴。去云南卧底，到北京住防空洞，年过五旬的她，只要一投入“打假”工作，就无所畏惧。

　　陈晓兰说，其实她并不喜欢“打假医生”这个称呼，打假那是政府行为，维权才是个人行为。她的维权行动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能够推动医疗器械立法。9年举报经历，把她练就成了相关问题的“专家”，她认为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加以刑事追究。在医生没有决策性失误的情况下，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而不是只取利润，不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这样增加的是企业利益，破坏的则是医生形象和医患关系。

　　一次，为了准备药监局组织的论证会，陈晓兰在北京紫竹院图书馆啃了三天馒头，拼命地把资料灌到脑子里去。晚上睡不着，她一边哭，一边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不能输，如果输了，那些假冒伪劣器械全国老百姓就还要用下去，他们就都跟着我一起输了！”

　　“如果大家看到打假者是这样的遭遇，还有谁会像我一样站出来呢？”

　　时至今日，经陈晓兰举报而被查处的假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包括：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石英玻璃输液器、鼻激光头、光纤针、半导体假冒的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血管内激光和药物同步治疗、静舒氧输气器及其进气器件等。她还促使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多个文件取缔相关器械和疗法，其中还有3个法规性文件。

　　说起这些成就，陈晓兰疲惫的脸上满是欣慰。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晓兰翻着她那本划满红线的《医学伦理学》，给我们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欧洲地区使用“反应停”，导致大量产妇生出数以万计海豹胎的事件。她说，自己是在16岁时第一次听到这个事的，当时，阿姨正教导她如何正确对待患者，她用整个灵魂在倾听，严格的医疗观念就此建立。也许，这也正是她坚持多年孤军奋战、为患者维权的内心动力。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抵制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这段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及《医学伦理学》，至今仍是医学院学生入学的必修之课，可是，如今践行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是医生，我在和生命打交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坐在亲自设计装修、却没怎么享用过的房子里，陈晓兰说得那样干脆、有力，眼神清澈而坚定，仿佛忘记了9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四金被“强行封存”，被迫按照“工人编制”提前退休、享受农民待遇，人身安全屡遭威胁……

　　她不太愿意提起这些，她说：“如果大家看到打假者是这样的遭遇，还有谁会像我一样站出来呢？”

　　对话陈晓兰

　　“人命关天的事，你说值不值？”

　　记者：最近听到不少关于你的好消息：央视为你颁发了全国唯一一个个人“质量先锋奖”，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专门聘请你为“医药产品社会监督员”，韩正市长更是在全市一个大会上对你的打假义举表示了肯定。

　　陈晓兰：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头衔，但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市领导的理解，我是很感激的。

　　现在走在路上，经常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陈医生”，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我的支持。前两天坐地铁时，一位年轻律师递给我名片，说要是在法律上需要帮助或者经济上有困难都可以找他。我非常感动。

　　记者：9年维权之路走得那么艰辛，现在回想起来，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值得吗？

　　陈晓兰：人命关天的事，你说值不值得？

　　记者：曾经，有的干部把你当“刁民”，一些同行说你是“叛徒”，在有些医疗单位里你被视为“瘟神”，听到这些称呼，会难过吗？

　　陈晓兰：“人”，才是最大的称呼。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比什么都要紧。别人愿意怎么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不太在意这些。

　　他们说我是“叛徒”，我叛的是那些不良的行为、不正当的医疗风气，叛的是假冒伪劣、谋财害命的东西。如果这也叫“叛徒”，那我很乐意当这个“叛徒”。

　　“医生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职业，怎么能连最基本的职业伦理都沦丧了呢？”

　　记者：哪怕被众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吗？

　　陈晓兰：他们可以不让我做医生，可是他们没办法阻止我尽一个医生的责任。

　　认为我是什么“刁民”，这没关系，可一些医院的领导把患者称为“刁民”，我就很气愤。患者到医院，是来治病的，有几个是专门来寻衅的？你的服务对象怎么就成“刁民”了呢？现在医患矛盾那么尖锐，根源还在医务界。

　　记者：在你看来，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做医生？

　　陈晓兰：就是“职责”两个字。现在谈“道德”要求，似乎对有些人还太高了点，一些医务工作者连最起码的医学伦理都扔掉了。医生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职业，怎么能连最基本的职业伦理都沦丧了呢？诊断的“最优化原则”是怎么要求的？“辅助检查原则”又是怎么要求的？如果医生都能遵循医学伦理的底线，怎么可能出现那么多大处方和名目繁多的检查？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也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联动，理顺秩序，规范市场，完善相关立法。

　　“7年后，如果我打同样的官司，还是输在‘无法可依’上，丢脸的就不是我个人了。”

　　记者：“打假”路走了9年，你思考过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劣医疗器械堂而皇之地在医院使用，而要让它们停用又如此困难？

　　陈晓兰：有医院的问题，也有监管机制的问题。其中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

　　很多人知道器械是假的，但以为事不关己，就采取漠然的态度。还有些人觉得要彻查假器械会投入过多精力，还会得罪不少人，就不去问津。这样想就太肤浅了！没有人会永远是医生，但每个人都一定会是患者，只有医疗环境安全了，大家的利益才能都得到保障。

　　记者：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最终的受害者是谁？

　　陈晓兰：还是国家。过去我们讲以药养医，现在实际上是“以疗养医”，医疗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做假治疗，在不少地方已成为一种潜规则。而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把钱扔在这些没有疗效、甚至有害健康的仪器上，医保的无底洞就永远填不满，医患关系也难以缓和。

　　记者：有什么治理的办法吗？

　　陈晓兰：关键还是要有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7年前，我打虚假医疗服务的官司，法官告诉我“无法可依”，我认输；7年后，如果我打同样的官司，还是输在“无法可依”上，那丢脸的就不是我个人了！

　　上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有那么多各领域的专家，有许多令人羡慕的资源，应该利用起来。我不是要给谁“挑刺”，我只是希望，在打击假劣医疗器械这个事情上，上海能带个头，能摸索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我的视线里没有这些假东西了，就算做完了吧。”

　　记者：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陈晓兰：我想回医院，当医生。

　　其实，让我离开岗位比打我耳光更厉害，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但是不能把我从患者身边拉开。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医生，等我死时，第一要让我穿着白衣下葬，第二要把执业医师证放在我的身边。我真的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医生”这个称呼！这是任何人不能用非法手段剥夺的！

　　等做完了举报的事情，我还要名正言顺地回到岗位上去。

　　记者：什么时候算做完了？

　　陈晓兰：我不管别人有没有发现假劣产品，只要我发现了，我就要它停下来。我的视线里没有这些假东西了，就算做完了吧。

　　记者：有一次，你的女儿从报纸上看到你以身试药的报道后，坐在公共汽车上放声大哭。家人的心疼、担忧，你考虑过吗？

　　陈晓兰：怎么会没考虑过呢？但我希望自己能够留给女儿、小外孙的“遗产”，就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医疗环境。

　　告读者

　　《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下篇）》，延至下期《解放周末》刊出。敬请谅解。

　　吕林荫摄

　　采写 /《解放周末》吕林荫 《新闻透视》戴聿文

　　“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陈晓兰字字掷地有声。

　　上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在上海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与会人员讲述“打假医生”陈晓兰的故事，字字句句发人深省。相关新闻见报后，社会反响强烈。

　　陈晓兰的故事是怎样的曲曲折折？如今的她又在想些什么？

　　本周一，我们走进“打假医生”陈晓兰的家，也走进了她9年来的艰辛历程……

　　上周四，她捧着报纸，独自躲进卫生间，泪水长流

　　打开家门迎接我们的瞬间，陈晓兰腼腆地笑着，言谈之中流露出上海女性特有的温存。很难想像，这样一位柔弱、温婉的女子，竟能单枪匹马，北上、南下数十次，为了让她视野中的假劣医疗器械停用，不惜耗去整整9年时间，过着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亲戚接济度日的清苦生活。

　　转身安顿刚刚看病回来的女儿和才满月的小外孙时，陈晓兰用力揉了揉太阳穴。她的身体依旧不太好，在我们到访前，她刚吞下两颗药片。

　　虽然疲惫，但这两天，陈晓兰是幸福的，9年来从未有过的幸福。

　　上周四，她的手机从早上开始就响个不停，是亲人、朋友、同事，还有病人们告诉她：韩市长在全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讲你的故事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时，陈晓兰简直不敢相信，立刻冲出家门买了几份《解放日报》。

　　回来后，她把报道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9年的辛酸、委屈，就像被打开了阀门一样涌了出来，她捧着报纸，独自躲在卫生间里，泪水长流。

　　女儿小心地把剪报塑封起来，她要拿到外公外婆的墓前，告诉两位老人，他们的临终嘱托，妈妈做到了。

　　“朋友们都跟我说‘天亮了’，那是夸张了。但我真的要谢谢韩市长，‘看法可以不同，是非不能混淆’，说得太好了！韩市长是真的理解我了啊！”说着，陈晓兰的眼睛红了。

　　这一次，她是真的看到希望了：“上海的医疗环境恢复正常有希望了！”54岁的她，说得那样认真。

　　刚开始举报时，陈晓兰家的小保姆辞职不干了，小保姆说陈晓兰是在“用石头砸天”。“现在，‘天’不是让我砸出一个窟窿了吗？”

　　这一个“窟窿”，饱含了9年的漫漫艰辛。

　　“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

　　9年前的陈晓兰45岁，是上海一位普通的社区医院医生。从15岁下乡做“赤脚医生”时算起，已有近30年医龄。她的业务水平得到外界的认可，她所在的科室几乎每天都挤满了病人，业余时间她还兢兢业业地自学，生活也过得平静而安逸。

　　然而，一切因为“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进入她的视线而改变了。

　　1997年7月的一天，陈晓兰的一位老病人跑来求助：医生非要给他打一种“激光针”不可，不打不给开药，但感觉太痛了，一打就发抖。旁边另两位病人也说看见过打那器械针的人发抖。陈晓兰产生了怀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抖，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出了问题？她决定下楼看个究竟。那一刻，她不会想到，伴着她匆匆下楼的脚步，她未来的人生就此改变了。

　　看到“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后，陈晓兰发现仪器上分明写着“ZWG－B2型”，ZWG不是紫外光的拼音缩写吗？“这哪是激光呀，这是紫外光。”说完她就上楼了。

　　谁知，就是这一句大实话，触动了医院的经济利益，医院负责人开始给陈晓兰“洗脑子”。可她天生就是认死理的性子，哪里肯被糊弄。

　　为了解除疑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父母也和她一起开始研究这个“光量子”。越研究就越觉得蹊跷：准备输入病人体内的药物，在经过充氧和光照后，不会发生新的药理变化吗？这种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呢？而该仪器的发明者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竟查无此人！未经论证就大范围使用该疗法，还号称“包治百病”，而多数接受过“光量子”治疗的病人并没有留下曾经使用该仪器的病史记录，其中的潜在危害令人心惊。

　　让陈晓兰意外的是，研究结果并没有得到院方认同，之后她辗转7个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负责此事”。但她不死心，仍不停地举报。终于在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当时的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了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在上海泛滥了3年的“光量子”终于被取缔。当时上海市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讲：以上海全市1000台光量子治疗仪计，平均每台一天以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陈晓兰的努力为国家省下了这笔钱。

　　因为举报“光量子”，陈晓兰一度失去了工作。在被调至另一家医院重新“上岗”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她说，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

　　陈晓兰当时就流下泪来，她怎么会不珍惜呢？当医生是她一生的理想，她不能失去这个职业，近两年四处奔波不就是在尽一名医务工作者最基本的职责么！

　　“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维护生命价值的尊贵。作为事业单位的职工，我珍惜的是自己充满爱的工作岗位，更热爱它的神圣的特征。”这是1999年3月24日，在她举报“光量子”最艰难的时刻留下的字条，夹在已经泛黄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中，是给自己鼓舞，更是书写她将铭记终生的信条。

　　“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吧，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珍惜，在新单位看到和“光量子”如出一辙的“鼻激光”时，陈晓兰犹豫了。也是因为那份无法言说的珍惜，她最终还是坐不住了。

　　“鼻激光”被快速取缔，可与之配套的“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并没有停下来，而“鼻头”的替代品———插入患者体内的“光纤针”粉墨登场了。“这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因为单是‘鼻头’，顶多是用来骗钱；而光纤针插入人体后，就和血液联系在一起了。打入血液里的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

　　陈晓兰被一步一步推向了义无反顾。

　　举报并不像陈晓兰刚开始想像的那样简单。在举报“光量子”后，她发现，以失去工作为代价换回来的“成果”，仅仅是它在一家医院的停用，而要大范围停用，必须有受害者的反映。“那好，我来当受害者！”1999年，化了妆、打赤脚、讲一口江西土话的陈晓兰，先后到4家医院接受了明知藏有隐患的“光量子”治疗。在去治疗前的晚上，陈晓兰整整哭了一夜，哭湿了半边枕头，“因为我有红斑狼疮的隐性基因，这是忌讳紫外光照射的，父母都在香港，又不能告诉女儿，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但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去改变医院的混乱秩序。”

　　陈晓兰想到了六年前母亲去世前的嘱托：“晓兰，患者不懂，你是医生，你懂，你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啊！”

　　早在2000年6月22日，上海市卫生局等8个部门，曾当面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有关人员说，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陈晓兰却直言不讳：“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吧，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她就是这样耿直，耿直到不仅要上海停用这些假器械，看到外省市还在造假，她也要深入虎穴。去云南卧底，到北京住防空洞，年过五旬的她，只要一投入“打假”工作，就无所畏惧。

　　陈晓兰说，其实她并不喜欢“打假医生”这个称呼，打假那是政府行为，维权才是个人行为。她的维权行动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能够推动医疗器械立法。9年举报经历，把她练就成了相关问题的“专家”，她认为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加以刑事追究。在医生没有决策性失误的情况下，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而不是只取利润，不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这样增加的是企业利益，破坏的则是医生形象和医患关系。

　　一次，为了准备药监局组织的论证会，陈晓兰在北京紫竹院图书馆啃了三天馒头，拼命地把资料灌到脑子里去。晚上睡不着，她一边哭，一边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不能输，如果输了，那些假冒伪劣器械全国老百姓就还要用下去，他们就都跟着我一起输了！”

　　“如果大家看到打假者是这样的遭遇，还有谁会像我一样站出来呢？”

　　时至今日，经陈晓兰举报而被查处的假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包括：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石英玻璃输液器、鼻激光头、光纤针、半导体假冒的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血管内激光和药物同步治疗、静舒氧输气器及其进气器件等。她还促使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多个文件取缔相关器械和疗法，其中还有3个法规性文件。

　　说起这些成就，陈晓兰疲惫的脸上满是欣慰。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晓兰翻着她那本划满红线的《医学伦理学》，给我们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欧洲地区使用“反应停”，导致大量产妇生出数以万计海豹胎的事件。她说，自己是在16岁时第一次听到这个事的，当时，阿姨正教导她如何正确对待患者，她用整个灵魂在倾听，严格的医疗观念就此建立。也许，这也正是她坚持多年孤军奋战、为患者维权的内心动力。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抵制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这段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及《医学伦理学》，至今仍是医学院学生入学的必修之课，可是，如今践行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是医生，我在和生命打交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坐在亲自设计装修、却没怎么享用过的房子里，陈晓兰说得那样干脆、有力，眼神清澈而坚定，仿佛忘记了9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四金被“强行封存”，被迫按照“工人编制”提前退休、享受农民待遇，人身安全屡遭威胁……

　　她不太愿意提起这些，她说：“如果大家看到打假者是这样的遭遇，还有谁会像我一样站出来呢？”

　　对话陈晓兰

　　“人命关天的事，你说值不值？”

　　记者：最近听到不少关于你的好消息：央视为你颁发了全国唯一一个个人“质量先锋奖”，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专门聘请你为“医药产品社会监督员”，韩正市长更是在全市一个大会上对你的打假义举表示了肯定。

　　陈晓兰：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头衔，但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市领导的理解，我是很感激的。

　　现在走在路上，经常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陈医生”，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我的支持。前两天坐地铁时，一位年轻律师递给我名片，说要是在法律上需要帮助或者经济上有困难都可以找他。我非常感动。

　　记者：9年维权之路走得那么艰辛，现在回想起来，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值得吗？

　　陈晓兰：人命关天的事，你说值不值得？

　　记者：曾经，有的干部把你当“刁民”，一些同行说你是“叛徒”，在有些医疗单位里你被视为“瘟神”，听到这些称呼，会难过吗？

　　陈晓兰：“人”，才是最大的称呼。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比什么都要紧。别人愿意怎么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不太在意这些。

　　他们说我是“叛徒”，我叛的是那些不良的行为、不正当的医疗风气，叛的是假冒伪劣、谋财害命的东西。如果这也叫“叛徒”，那我很乐意当这个“叛徒”。

　　“医生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职业，怎么能连最基本的职业伦理都沦丧了呢？”

　　记者：哪怕被众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吗？

　　陈晓兰：他们可以不让我做医生，可是他们没办法阻止我尽一个医生的责任。

　　认为我是什么“刁民”，这没关系，可一些医院的领导把患者称为“刁民”，我就很气愤。患者到医院，是来治病的，有几个是专门来寻衅的？你的服务对象怎么就成“刁民”了呢？现在医患矛盾那么尖锐，根源还在医务界。

　　记者：在你看来，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做医生？

　　陈晓兰：就是“职责”两个字。现在谈“道德”要求，似乎对有些人还太高了点，一些医务工作者连最起码的医学伦理都扔掉了。医生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职业，怎么能连最基本的职业伦理都沦丧了呢？诊断的“最优化原则”是怎么要求的？“辅助检查原则”又是怎么要求的？如果医生都能遵循医学伦理的底线，怎么可能出现那么多大处方和名目繁多的检查？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也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联动，理顺秩序，规范市场，完善相关立法。

　　“7年后，如果我打同样的官司，还是输在‘无法可依’上，丢脸的就不是我个人了。”

　　记者：“打假”路走了9年，你思考过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劣医疗器械堂而皇之地在医院使用，而要让它们停用又如此困难？

　　陈晓兰：有医院的问题，也有监管机制的问题。其中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

　　很多人知道器械是假的，但以为事不关己，就采取漠然的态度。还有些人觉得要彻查假器械会投入过多精力，还会得罪不少人，就不去问津。这样想就太肤浅了！没有人会永远是医生，但每个人都一定会是患者，只有医疗环境安全了，大家的利益才能都得到保障。

　　记者：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最终的受害者是谁？

　　陈晓兰：还是国家。过去我们讲以药养医，现在实际上是“以疗养医”，医疗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做假治疗，在不少地方已成为一种潜规则。而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把钱扔在这些没有疗效、甚至有害健康的仪器上，医保的无底洞就永远填不满，医患关系也难以缓和。

　　记者：有什么治理的办法吗？

　　陈晓兰：关键还是要有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7年前，我打虚假医疗服务的官司，法官告诉我“无法可依”，我认输；7年后，如果我打同样的官司，还是输在“无法可依”上，那丢脸的就不是我个人了！

　　上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有那么多各领域的专家，有许多令人羡慕的资源，应该利用起来。我不是要给谁“挑刺”，我只是希望，在打击假劣医疗器械这个事情上，上海能带个头，能摸索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我的视线里没有这些假东西了，就算做完了吧。”

　　记者：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陈晓兰：我想回医院，当医生。

　　其实，让我离开岗位比打我耳光更厉害，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但是不能把我从患者身边拉开。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医生，等我死时，第一要让我穿着白衣下葬，第二要把执业医师证放在我的身边。我真的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医生”这个称呼！这是任何人不能用非法手段剥夺的！

　　等做完了举报的事情，我还要名正言顺地回到岗位上去。

　　记者：什么时候算做完了？

　　陈晓兰：我不管别人有没有发现假劣产品，只要我发现了，我就要它停下来。我的视线里没有这些假东西了，就算做完了吧。

　　记者：有一次，你的女儿从报纸上看到你以身试药的报道后，坐在公共汽车上放声大哭。家人的心疼、担忧，你考虑过吗？

　　陈晓兰：怎么会没考虑过呢？但我希望自己能够留给女儿、小外孙的“遗产”，就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医疗环境。

　　告读者

　　《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下篇）》，延至下期《解放周末》刊出。敬请谅解。

　　吕林荫摄 ' name=br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