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奖励，需要突破怎样的文化障碍？

　　当前全社会对创新成果的嗷嗷待哺的急迫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很多都是泡沫。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汪品先（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国家深海“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新闻背景：在1992年珠海召开的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技人员凭借科技劳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自此，“科技重奖”便成为各级政府对科技、人才重视的实际行动标志。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科学界却饱受名利困扰。

　　近日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直言：我国科技界评的奖太多了，在国际上少有国家设立那么多的奖，容易诱发浮躁、功利之风，建议减少科技奖励。中科院院士张泽提醒说：创新体系更不能指标化为一些奖励。

　　主持人：科技创新，重在人才，以激励机制引逼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从“不要给院士过高待遇”到今天“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学术界内外对激励举措的质疑之声似乎正越来越多。就科技奖励政策而言，人们质疑的到底是什么？

　　汪品先：首先要明确一点，科技还是需要评价的，没有评价机制不行。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重奖我认为就给得很好，因为它崇高而且稀缺，吸引和激发着科学家向高峰挑战；而由于其奖金额度高又能产生重大影响力，有利于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类似这样的“科技重奖”少不得。但我们之所以建议减少，甚至有人主张取消科技奖励，是因为如今科技奖励太多太滥了，每年科技进步奖就有几十项甚至几百项。现在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就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等着送奖，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能助长功利的浮躁之风。

　　主持人：荣誉、金钱，不得不承认科技重奖的激励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得益于这样的举措，短短10多年里一批科技能人脱颖而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道理对科技重奖似乎同样适用。

　　汪品先：是冲着名利而来，还是因为兴趣使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我们并不否认重赏之下可以出勇夫，但是出来的可能多是黄禹锡而非伽利略，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国内学术造假丑闻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回顾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潜心研究，很多人生前潦倒一世，身后才被追认，像伽利略更是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试问今日中国这样的人还能出几个？这与我们今天按论文数目发奖金、科研立项时就盘算着能得几等奖的学术心态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当前全社会对创新成果的嗷嗷待哺的急迫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很多都是泡沫。我们不否认合理的科技重奖能够有效地激发科研动力，但是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激励，甚至以泛滥的科技重奖来刺激科研工作者，我担心会刺激出很多黄禹锡来。因为黄禹锡的教训已经告诉国人，在科学创新中依靠“重赏之下”的“勇夫”是多么的危险。

　　正如体育事业，最初我们举全国之力培养运动员、争取奖牌，大大壮了国人志气，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体制功利性渐渐显现，所以现在也在反思、改进。科学奖励也有点类似这样。不可否认，科技重奖在一定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因为它迅速扭转了文革前歧视知识、压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当时的背景下人们也赞成这么做。但是现在，科技奖励的功利面正在逐渐显现，现在该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了。

　　主持人：我们看到，来自学界内外的声音已经引起政策层的注意，“奖励在尽量减少，已经取消了三四等奖，只给一二等奖”。可以预期，奖励减少后对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将起到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担心，釜底抽薪的同时会不会导致火苗熄灭呢？

　　汪品先：为科技工作者改善生活待遇，对科技成就予以重奖，是这些年来促进科技发展的成功措施。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过分倚重物质刺激的倾向。由于缺乏文化层面的配合，以致浮躁与发展共存，泡沫与光环俱在。没有创新文化培养的跟进，科技奖励很容易走向问题的反面。

　　是淡化名利还是强化名利，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只有政策首先冷静下来，社会才能冷静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所以我要说，我们的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创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崇敬之风，这是很好的民意基础，我想这种认识不会因为科技奖励的减少或取消而有所改变。

　　主持人：上个月诺贝尔奖评委来华，曾对国内的崇奖之风提出过中肯批评：“科学研究应该不仅是为获得诺贝尔奖，基于好奇心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获奖的话题，中国似乎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鼓励获奖。”创新文化之于“鼓励获奖”，克服科学研究的功利心态究竟需要突破怎样的文化障碍？

　　汪品先：首先是要对好奇心驱动引起重视。“利”字当头的科学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学创新要求的是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好奇心驱动的重视明显不足，我们的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至连高考志愿都由老师父母包办。再者，科学怀疑精神的重新树立。科学创新，无不始自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学子的要求是“替圣人立言”；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宁愿寻找或者制造可以依赖、迷信的“权威”，这与创新思维是对立的。像这样的问题，有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问题，有些是几千年的积习，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构建创新型国家无从回避的要害问题。科技创新光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创新动力而言，物质刺激只能收一时之效，长远之计还是在于创新文化的培养。对于有着赶超情结的后进国家而言，必须在力求上进的同时克服急躁情绪。要造高楼，首先得挖地基。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汪品先（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国家深海“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新闻背景：在1992年珠海召开的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技人员凭借科技劳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自此，“科技重奖”便成为各级政府对科技、人才重视的实际行动标志。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科学界却饱受名利困扰。

　　近日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直言：我国科技界评的奖太多了，在国际上少有国家设立那么多的奖，容易诱发浮躁、功利之风，建议减少科技奖励。中科院院士张泽提醒说：创新体系更不能指标化为一些奖励。

　　主持人：科技创新，重在人才，以激励机制引逼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从“不要给院士过高待遇”到今天“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学术界内外对激励举措的质疑之声似乎正越来越多。就科技奖励政策而言，人们质疑的到底是什么？

　　汪品先：首先要明确一点，科技还是需要评价的，没有评价机制不行。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重奖我认为就给得很好，因为它崇高而且稀缺，吸引和激发着科学家向高峰挑战；而由于其奖金额度高又能产生重大影响力，有利于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类似这样的“科技重奖”少不得。但我们之所以建议减少，甚至有人主张取消科技奖励，是因为如今科技奖励太多太滥了，每年科技进步奖就有几十项甚至几百项。现在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就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等着送奖，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能助长功利的浮躁之风。

　　主持人：荣誉、金钱，不得不承认科技重奖的激励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得益于这样的举措，短短10多年里一批科技能人脱颖而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道理对科技重奖似乎同样适用。

　　汪品先：是冲着名利而来，还是因为兴趣使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我们并不否认重赏之下可以出勇夫，但是出来的可能多是黄禹锡而非伽利略，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国内学术造假丑闻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回顾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潜心研究，很多人生前潦倒一世，身后才被追认，像伽利略更是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试问今日中国这样的人还能出几个？这与我们今天按论文数目发奖金、科研立项时就盘算着能得几等奖的学术心态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当前全社会对创新成果的嗷嗷待哺的急迫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很多都是泡沫。我们不否认合理的科技重奖能够有效地激发科研动力，但是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激励，甚至以泛滥的科技重奖来刺激科研工作者，我担心会刺激出很多黄禹锡来。因为黄禹锡的教训已经告诉国人，在科学创新中依靠“重赏之下”的“勇夫”是多么的危险。

　　正如体育事业，最初我们举全国之力培养运动员、争取奖牌，大大壮了国人志气，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体制功利性渐渐显现，所以现在也在反思、改进。科学奖励也有点类似这样。不可否认，科技重奖在一定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因为它迅速扭转了文革前歧视知识、压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当时的背景下人们也赞成这么做。但是现在，科技奖励的功利面正在逐渐显现，现在该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了。

　　主持人：我们看到，来自学界内外的声音已经引起政策层的注意，“奖励在尽量减少，已经取消了三四等奖，只给一二等奖”。可以预期，奖励减少后对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将起到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担心，釜底抽薪的同时会不会导致火苗熄灭呢？

　　汪品先：为科技工作者改善生活待遇，对科技成就予以重奖，是这些年来促进科技发展的成功措施。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过分倚重物质刺激的倾向。由于缺乏文化层面的配合，以致浮躁与发展共存，泡沫与光环俱在。没有创新文化培养的跟进，科技奖励很容易走向问题的反面。

　　是淡化名利还是强化名利，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只有政策首先冷静下来，社会才能冷静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所以我要说，我们的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创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崇敬之风，这是很好的民意基础，我想这种认识不会因为科技奖励的减少或取消而有所改变。

　　主持人：上个月诺贝尔奖评委来华，曾对国内的崇奖之风提出过中肯批评：“科学研究应该不仅是为获得诺贝尔奖，基于好奇心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获奖的话题，中国似乎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鼓励获奖。”创新文化之于“鼓励获奖”，克服科学研究的功利心态究竟需要突破怎样的文化障碍？

　　汪品先：首先是要对好奇心驱动引起重视。“利”字当头的科学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学创新要求的是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好奇心驱动的重视明显不足，我们的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至连高考志愿都由老师父母包办。再者，科学怀疑精神的重新树立。科学创新，无不始自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学子的要求是“替圣人立言”；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宁愿寻找或者制造可以依赖、迷信的“权威”，这与创新思维是对立的。像这样的问题，有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问题，有些是几千年的积习，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构建创新型国家无从回避的要害问题。科技创新光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创新动力而言，物质刺激只能收一时之效，长远之计还是在于创新文化的培养。对于有着赶超情结的后进国家而言，必须在力求上进的同时克服急躁情绪。要造高楼，首先得挖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