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态度悬殊 患者命运起伏

　　□本报记者 张娜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之所以敢于用真名讲述，我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我就是要以我的例子给 大家敲敲警钟，尤其是那些在我们老百姓眼中很有名望的大医院。”4月18日，山东潍坊的张喜民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自己亲 属的坎坷看病经历。

　　亲人得了不治之症

　　2004年9月3日，我的妻弟感觉左手无力，脖子僵硬，9月5日到潍坊人民医院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延髓里 长了个恶性肿瘤，根本无法治疗。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沉重打击在岳父的心上。

　　9月8日岳父和妻弟到山东省立

　　9月13日妻弟的左手脚无力，偏瘫，吞咽、说话困难。到9月20日就站不起来了，吃饭、大小便都需要别人帮助 。

　　北京求医 希望变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网上查到了

　　我和岳父直接到北大人民医院住院部找到梁教授，他看了片子后说是海绵状血管瘤，能治，但有一定危险，不过要是 不治则有生命危险。何时来医院治疗他让我们考虑，考虑好了再跟他说。听了梁教授的话，我们的心里终于又燃起了一丝丝希 望。

　　在微弱的希望面前，每一位患者家属都不会轻易错过，不管代价是多么昂贵，都将努力做出最好的选择。但由于听说 北京A医院是全国神经外科最好的医院，我们先来到了这家医院。医院门口竖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中国神经外科治疗中心 ”，门诊楼上则是“一切以病人为本”几个大字。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医师，说话例行公事，让人很难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热情的温度，他说这种病只有他们医院能 治，别处根本治不了，如果不治就会死！

　　9月24日，妻弟来到北京，住在离A医院不远的一家招待所里。每天打车到医院，必须由别人背着上下车，到医院 后再租轮椅去检查。整整一个星期，眼看着病情日趋严重，住院却遥遥无期。

　　9月28日早我赶到北京，马上去了医院，这次接待的医师很快开好了住院证明，让我们去找护士长办理住院手续。 然而，我们找到护士长，她收下证明后说住院至少还要一月以后，让我们回家等电话，并让我把联系电话写下来，然后让我们 到小卖部花20元钱买个电话卡。

　　我买了电话卡给她，她说：“没事了，回家等电话吧。”我说：“病人情况很严重，需要马上住院。”护士长说：“ 你的住院证明不是急诊，对不起，我只能按规定办。”说完就把我们送了出来。

　　万般无奈，只好又回来找大夫。她说：“你们家病人的病只有马医生能治，你们找他看吧，让他开住院证明。”赶到 专家会诊中心，经查询马大夫下午出诊，但挂号早已结束，只能看情况是否有临时增加的机会。下午3点多，马大夫终于来了 ，可来了后说马上有个会议要参加，看完已挂号的就马上走。

　　在我们再三请求之下，护士拿了片子进去，让我交90元钱挂专家号，我一听认为有希望。十几分钟后马大夫叫我们 进去。

　　大夫看了看岳父，就对妻弟的病做了终极判决：“这病根本不能治，做手术危险太大，一做一个死。不如回家，或许 还能活个三年五年，也可能随时出血而死。”

　　顺利出院后

　　A医院才通知有床位

　　在会诊室里，我拨通了梁教授的手机，告诉他病人现在病情加重，需要来北京治疗，请问如何找他，我没有告诉他我 们在A医院遭到拒绝一事。

　　手机里传来梁教授亲切的话语：“你明天来吧，到了北京再给我打这个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联系了梁教授，他让我们直接到住院部找他。到了医院，护士告诉我们，病房里的轮椅不要钱。到了六 楼神经外科病房找到梁教授，他问了妻弟的情况后就安排住院，紧接着护士布置好了床铺，一切顺利。检查全部结束后，护士 通知我们10月8日手术准备，医生与患者家属面谈并签字，9号做手术。

　　这一切看似平常，但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曲折轮回的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珍贵。

　　手术非常顺利，比原计划少了2到3个小时。手术后，妻弟被送到监护病房，当时预计1到2天恢复知觉，可是第二 天上午11点前他就苏醒过来了。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手术怎么样？”我没想到他竟能如此快地会说话了，高兴地告诉 他：“非常成功。太好了，你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妻弟10月23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然而，更滑稽的是，11月份，A医院打来了电话，说有床位了，可以住院了。我很气愤地对他们说：“我们已经顺 利出院了！”这时，我想到了那张20元的电话卡。一个迟到的电话值那么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