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四个改变就是新教育实验的梦想

　　短片

　　苏岱曾是玉峰实验学校的学生，由于生长在单亲家庭，个性很强，经常调皮捣乱，对抗老师，甚至早恋。尽管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却时好时坏。他的班主任老师吴樱花为他进行了跟踪式档案记录。三年中共写了三本随笔，取名“孩子我看着你长大——苏岱日进录”，这彻底改变了苏岱。去年，苏岱成为全市的中考状元，考取了重点高中。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上另外一位嘉宾程方平先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学博士。程主任你是搞教育研究的，你现在再看朱市长这套教育理念、实验，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没有缺陷的一个实验吗？

　　程方平：我不那么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不管说应试教育积淀也好或者说是体制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我们形成了很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也好，有些可能属于感冒这个层次的，有些可能就是属于肿瘤这个层次的，甚至是恶性肿瘤这个层次的，在这些方面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想新教育带领我们去冲击它、去试图通过行动去探索一种解决的办法，我觉得它的价值在这。而不是它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包治百病的药方。

　　主持人：我想朱市长提倡的这个新教育实验严格说是一场改革。任何一场改革应该是对现状有所不满，我不知道朱市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朱永新：是啊！因为最初我们就提出了四个改变就是新教育实验的梦想。第一是改变我们学生的生存状态，孩子们实在是太苦了。我经常开玩笑，全世界的孩子就我们中国的孩子最苦。起那么早，睡那么晚，承受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到晚为分数逼得喘不过气来。天津有一个孩子曾经跟老师拍桌子，老师老是批评他，最后他给老师拍桌子：“这个学习谁发明的？老子不干了！”

　　主持人：这是小学生？

　　朱永新：小学生啊！小学生他不快乐。第二个改变是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前面我也讲了，让教师能够生活得更幸福。我觉得做任何一个职业，他能不能享受这个职业本身带给他的快乐和幸福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我想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现在我们的学校、所有的学校都是用分数把自己套住，走不出这个分数的怪圈。学校都要排名。我们知道实际上学校本来就有等级，招生本来就不公平，所有的学校起点都不一样，资源也不一样，你硬要把这些学校全部排个一二三四五，自己把自己搞死了！第四，我们要改变我们传统的科研样式。过去的科研就是看你的论文，统计你发表多少论文、发表多少著作，是把这个东西评价科研标准的。包括我们新教育实验是被批准为国家重点课题，现在要我们交著作，说你们的著作还不够。我说我不要交著作，我就给你交20个老师就够了。我说我如果在新教育实验中培养出20个成功的老师，你其它的实验都不如我，其它的研究都不如我。对不对？传统的科研样式要发生变化，评价标准要发生变化。

　　主持人：程主任，我们再来说说有改革就有不满，你觉得现在这个不满在哪里？

　　程方平：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怎么来看待教育？因为包括刚才我们看片子看到几个学生自杀，我们在批评那些学生同时，我们更多的应该反思学校、 反思我们的社会、反思我们这个体制，为什么会带来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教育首先要使政府要真正认识到他的重要性，要真正有实实在在的投入，真正有实实在在的监督，打破我们过去形成的那种贵族类的学校和普通学校的这种差别、城乡的差别，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宪法赋予他的这种接受基本教育的这种权利。

　　朱永新：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政府应该认真的重视教育。但是你重视教育你不能缺位，同时你也不能越位。现在我们一方面缺位，一方面又做了很多越位的事情。比如说，政府去给学校排名，这个事情就排坏了。比如说政府给好学校拼命地投钱，一投几个亿，差学校不管不问。那你就越位了。你再比如说评价，我一直反对政府老是评好学校、星级学校、现代化学校、示范学校，你为什么不去评差学校。你要把评差学校、帮助差学校变好，这是政府主要的事情。政府要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

　　主持人：你觉得现在普遍大家关注的升学率的问题作为唯一的标准，你觉得这个体制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朱永新：这个就是看我们下决心不下决心。事实上我们的新教育实验就是努力在突围。有人把我们说成是戴着镣铐跳舞，认为说你现在戴着镣铐你还跳什么舞啊。我说不，我们是戴着镣铐，因为高考没变、体制没变，但是我说戴着镣铐跳舞总比不跳舞要好，很多人戴着镣铐他躺倒了，不干了。那我们戴着镣铐在跳舞，而且我们跳出了精彩的镣铐舞。

　　主持人：是不是你觉得也有点在夹缝中生存的那种感觉？

　　朱永新：应该是这样。包括现在新教育实验，的确也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一开始我们学校比较少，管理力量还能跟得上。现在拓展得那么快，资金没有。国家新课程给了几个亿，我想新教育实验如果教育部给我们一个亿，让我们好好去推广、好好去实践，那我相信对中国教育多少会产生一点影响。

　　主持人：在申请了吗？

　　朱永新：教育部给了我们3万块钱，开一次会就花光了。因此我们没有钱，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领导的重视。

　　主持人：在谈话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游离。我时而觉得朱市长你是一个学者，你所有谈的困境好像是一个学者。但是同时我又时刻在提醒自己你还是一个市长。假如说你不是一个市长的身份的话，你觉得新教育实验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成果吗？

　　朱永新：应该说新教育实验在最初的推广的过程中，包括选择玉峰实验学校作为我的第一所实验学校，我的决策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以民间的立场在做新教育实验。苏州市政府没有发过一个文件、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来推广新教育。如果中国做任何事情，没有行政的背景推动都是很艰难的。所以有行政推动比没有行政推动肯定要好得多。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市长我还愿意做下去，因为有行政的权利可以做理想的事业。

　　主持人：恭喜。那政府一开始对你这个实验他们抱什么样一种态度？

　　朱永新：我是政府里面管教育的，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政府的态度。

　　主持人：那为什么一开始你的上级领导没有给予更多的支持呢？

　　朱永新：我们悄悄的革命，根本就没给领导汇报。我们先做起来，先拿几个学生做起来。而且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做，在困难学校先做。做得好了以后，像清华这样的名校主动地再来加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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