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资助“谢谢”都没一声

　　早年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是“在英雄精神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20多年来，他倾个人之力先后关怀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高健民对此表示理解，但他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学生对他哪怕说一声“谢谢”，他都会感到很温暖。

　　老人热心，受助者冷漠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化名），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她。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对其中60多个贫困生倾注了额外的热情。像以往一样，通过校方主动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送去了路费，并一再叮咛她：“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高健民说，2005年中秋节，他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前去探望黎岳。“她接过月饼，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一直神情木讷。”高健民的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从礼节上讲，也该说声‘谢谢’吧？”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高健民关心、资助过的学生已有130多名。“他们毕业后，给我打过电话的非常少，发短信、寄贺卡的一个也没有。家长大部分也是这样。”高健民说。

　　谁是雷锋？大学生不知

　　高健民退休后，有企业高薪邀请他加盟，但他认为“关注青少年成长更有意义”，所以没去“发财”，而是志愿担任多所小学的义务辅导员。除帮助贫困生外，他还积极为山区学校筹建希望书屋，自费四处作报告。

　　高健民对记者坦言：“在学雷锋这条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2004年3月5日前，高健民去抚顺雷锋纪念馆义务为长春雷锋出租车队联系参观事宜。

　　在沈阳车站换车时，高健民遇到4名大四女生，他问她们：“你们理想的职业是啥？”她们说：“就是‘多赚钱的职业’。”“我又问她们：那目标是赚多少呢？她们说：一年100万元，买辆轿车，买幢别墅，再把爹妈接到城里来。我接着又问：怎么赚到这些钱呢？她们说：搞传销，‘忽悠’呗。”

　　2005年，高健民遇到更让他震惊的事：“7月份，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的花池子前坐着，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和他们交谈起来。我问，你们学校是怎么组织学雷锋做好事的？他们俩竟面面相觑，问我雷锋是谁？”

　　学会感恩，要回报社会

　　“学会奉献，学会关爱别人，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要打在成年人身上，狠狠地打！”高健民深有感触，“不久前，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掏一位中年妇女的钱包，很多乘客都看到了，竟然没一个人吱声；甚至那个被偷的中年妇女在知道自己被偷后，也不敢吭声。我马上大喝一声，那贼才没了气焰，灰溜溜地下了车。”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受到资助的大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有的有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有的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有的担心资助者索要回报，有的甚至怀疑资助者的“爱心”……对这些复杂心理，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这些大学生在学会感恩、学会报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应是全社会肩负的责任。

　　记者在大学采访时，有许多大学生表示，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并不能说明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理想都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自己有能力时，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据中国青年报（短信代码：4086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