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专项资金处调研员华成刚表示：现在我们大学普通高校的学费，大概一个学年4000元左右，这个收费标准是2000年的水平。当然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来说，是高了一点，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政策体系，基本上可以保证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4月26日《东方早报》)。
这一句“高了一点”，让老百姓等了多长时间！这个认定显然是在舆论压力下如挤
牙膏般地慢慢挤出来的，不过，其离公众的“事实感觉”大约还很远。
对当下中国大学收费高低的评判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判断，即大学收费在事实上高还是低；一是价值判断，即这种高低好不好、可不可接受、要不要改变——事实判断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主管部门认定的东西，大学收费高还是低，作为承受者，公众最有发言权；如今的现实正是大家都喊“读不起书上不起学”，教育部门即使不承认而事实也是客观存在。在大学收费的判断上，最核心的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即高收费“可不可接受”和“要不要改变”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公共部门，应该把事实判断留给公众来作，尊重公众的意见，自身则专注于价值判断层面的评判。
可以看到，此次坦承大学学费对困难家庭“高了点”，教育部只是在事实判断上松了口，而在价值判断上，仍然坚持论证当下大学高收费的合理性。强调“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是高了一点”，是想说“学费对更多群体是不算高的”；强调“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政策体系”，是想说“国家已经对高收费作了政策补偿”——总之是传递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当下的高收费是可以接受的，用不着改变。
好一句“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来说是高了一点”！在这位调研员眼里，农民和贫困家庭似乎是我们这个国家中非常小、可以忽略的一个群体。别忘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农村占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疆域，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占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高校收费让农民读不起大学，这样的高收费能接受吗？拿农民收入来比照高校学费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也应该是对大学收费价值判断的基线，岂能轻视这个最庞大的群体。
说“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政策体系，基本可以保证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也是想当然的判断。首先，助学贷款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别忘了，去年教育部曾经高调批评过八省市助学贷款走过场，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方面毫无作为，某省甚至一个也没贷出去。最重要的是，助学贷款只是缓解高收费的一种方式，只能延缓了贫困者面对高收费的窘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沉重的银行债务是需要还的，助学贷款使贫困大学生一出校门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样的“政策补丁”岂能作为高收费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