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黑幕知多少

　　商业贿赂行为一般藏在深深的幕后，其详情鲜为人知。最近，记者深入部分商业贿赂较为严重的领域展开调查，“圈内人”撕开了层层内幕，使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勾当“浮出水面”。

　　政府采购

　　［自述者］刘新平（化名）：曾经从事清障拖车营销工作多年，所销车辆主要被交警、城管和高速公路管理等政府部门采购。

　　［口述实录］市场营销，回扣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送多少，送什么，因人因车而定。一辆价位在20万元的车，“公关营销”成本最多不超过2万元。收受回扣一般都不会爽快答应，但千万不要把他们的推辞当真。

　　回扣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它绝不是简单的送与收的问题，如果对方信不过你，你有再多的钱也送不出去。在河南郑州期间，通过别人介绍，我找到某区城管部门的领导。一见面，我就将特意买的一条好烟放在他桌上，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扔到地上说：“我不抽这烟！”我赶紧捡起来放在座位边上，赔着笑脸自嘲道：“烟是差了点啊！”然后马上转移话题跟他聊我们的车。临走时，我假装忘记带烟就与他道别。第二次再去时，他明显热情多了。其实，他当时的举动是在考验我，如果我死心眼信了他的话，把烟带走，日后就是再送上10条好烟也无济于事。

　　只要搞好关系，政府招标采购只是一种形式。一次我得知，西南地区某高速公路公司要招标购买4台拖车。我利用公司多年积累的关系，接近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一来二去，彼此就熟了。当时我们公司报价是每辆19.8万元，在开标前一天晚上，高速公路公司的内部知情人士在其授意下私下打电话告诉我，招标底价是每辆19万元，有一家公司报了19.6万元。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半夜把重做的标书偷换进去。第二天一开标，我们公司如愿以偿。

　　收了好处，就要适时地投桃报李，这样关系才能不断巩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这位董事长有点好色，就提出去“放松放松”，他和公司的一位副总一番推脱之后欣然成行。我们来到一家四星级宾馆，在安排妥当后，我就退出来埋单等候，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想着他们身为国家干部却做着那些肮脏事，心里真不是滋味。

　　［记者点评］

　　刘新平的自述揭示了商业贿赂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回扣必不可少”；二、要讲究送的方式，保障权钱交易的“安全”；三、要持续送，建立长期的权钱交易网络。当前商业贿赂的普遍性、隐蔽性由此可见一斑。

　　开发建设

　　［自述者］李南：西南某市房地产商人。

　　［口述实录］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是与官员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情况、官员所处位置以及帮助自己的程度，我心里有一个好处费的“价目表”。以西部中等城市为例，科级干部5000元，处级干部1万~2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3万~5万元才拿得出手。用来疏通关系的好处费几年算下来，大概占到楼盘总成本的2％~3％。

　　我们把钱用报纸一包，放到档案袋里，电话里说有个急件报批，对方就明白了，见面把文件袋给对方就完事。

　　有的开发商送钱大方，有的则比较小气。如果送少了，不但达不到“公关”效果，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有的干部收到一两千元的红包，直接交给纪检部门换政绩了。收得多往往舍不得交，抓大放小嘛。

　　［记者点评］

　　不法商人在获取关系的过程中同样面临激烈竞争，强者才能有行贿的资格，行贿就能从官员手中得到不法利益。另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腐败官员才得以操纵权柄，待价而沽，造就了权钱交易的“卖方市场”。

　　医药购销

　　［自述者］刘刚、汪峰、梁兰等：四川省一些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和医疗器械经营公司销售人员。

　　［口述实录］药贩子进医院，一般来说，至少要打通7道关。从院长开始，接下去就是分管药品的副院长、药剂科主任、库房管理人员、临床医生、会计或者财务科长，以及统计回扣药品使用数量的工作人员。

　　医药代表会经常性地与医生联系，每月与医生结算，所有回扣都由医药代表先行垫付，等医院将药款支付给医药公司后，医药代表再向公司支取回扣，以电话票、餐饮发票等冲抵，为向公司冲抵回扣款，他们有时还得去购买假发票。

　　有意思的是，接受回扣的医生中，有些是公认的“好人”，只是在被查处之后才贴上“黑心大夫”的标签。这可能是由于现在一些医院里收回扣成了风气，已经不算做坏事了。

　　现在的医生非常谨慎，如果不是长期合作的医药企业“孝敬”的东西，一般不会收。医药代表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感情投入才会慢慢获得医生的信任。哪个医生喜欢喝酒，哪个医生喜欢打牌，哪个医生喜欢洗桑拿，都是医药代表需要掌握的。对症下药方能医治“百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按时支付医生的药品回扣。

　　［记者点评］

　　医药行业的年均毛利润逐年下降，药价则在不断上涨，其中的差价大多用于回扣。

　　产权交易

　　［自述者］王小苏、陈文海、戴一飒等：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项目开发经理、销售经理。

　　［口述实录］2000年我们启动一个房地产建设项目，需要把重庆市某国有企业在五里店的那块地买过来。在谈判过程中，对方总经理汪其伟提出，等我们的商品房修好后，“给他优惠一点”。当时公司的项目已经上马，如果拿不到这块地，公司的损失将很大。我们提出可以送他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汪其伟也没有表示反对。随后，我们“理所当然”买下了那块地，而且价格之低超过我们的预期。

　　那块地是公家的，卖多卖少对汪其伟并不重要，他关心的是我们的房子。后来他找到我，说他想要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算了一下，汪其伟购买的三室二厅的房子总价要32万多元，最后只收了他10万多元。

　　为了掩人耳目，他要求开发票和签合同都要按我们对外公布的市价。我们也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就按该房总价开出了全额发票。为了在账上做平，副总经理就叫工程部的人到一家涂料厂开了一张空白工程发票，假装买进了21.42万元的涂料，然后财务部用工程款的名义冲抵了汪其伟的房款。同时，财务部出纳为了平衡出纳账，还开出了21.42万元的收据做进账里。

　　［记者点评］

　　当“贿赂”披上“商业”外衣，在“潜规则”中运作，发现和取证的困难可想而知。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