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村庄在与德国人的观念碰撞中逐渐改变

　　南张楼是青州市的一个普通村庄，“等值化”是德国人带到这里的一个有特定含意的概念，是指在农村生活和在城市一样舒适方便，价值一样体现。二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人大体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信这一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中国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德国人选定南张楼村推行“等值化”理念，至今已过去了18年。这个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曾问德方负责人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实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农村要几代人的努力。

　　1988年，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赛德尔基金会同我省有关部门商定，要寻找一个村，推行他们的“等值化”理念。当初听到德国人要来“送钱”，好多村都来争取，但德国人将那些条件很好的村和条件很差的村筛除。他们认为，条件太好的村没有普遍意义和说服力，而条件太差的村又很难操作，最后选中了地处平原、人多地少且交通偏僻、没有天然资源的南张楼。德国人相信他们选定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在这样的村搞实验有普遍性。

　　进行整体规划开展教育培训

　　——德国人不是来扶贫送钱

　　4月20日，记者驱车来到南张楼。进村看见排排二层或三层小楼，路两边堆放着好多建筑材料。接待我们的村党委副书记袁行友介绍，好多人都以为这个项目是德国人像扶贫一样来送钱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个项目的全称叫“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就是通过整理土地和美化村庄，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农民不涌入城市，而是留在农村和土地上。这些年德国人的投入不超过500万元，但都不是现金，是配套的实物和教育培训的费用。例如村民出国和在国内培训都是德国人拿钱，学校会堂等配套的课桌音响设备等，也是德国人买的。

　　袁行友说：“德国人主要帮我们干了两件事，一是为我们进行了整体规划，二是进行教育培训。现已完成了功能分区，村南边是已有9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6000多亩农田规划成了若干个每个350亩的大方，田间路全部铺了柏油，全村的柏油路共铺了35公里。通过整理，村子的土地不仅没少反而增加了300多亩。”谈到教育培训，袁行友认为这是德国人最突出的成绩：“村里有8名青年去德国深造，成为正式的德语翻译，另外村里几乎所有的中小学老师都到上海、南京等德方基地培训过，共有70多人。”

　　村里人爱盖小楼德国人喜欢老房子

　　——合作双方观念激烈碰撞

　　记者采访得知，双方合作18年，也是观念碰撞的18年。比如盖房子，德国人心目中的“村庄革新”并不是将旧房子全部推倒重建，而是将老房子整理得干净整洁，能住就行，保持自己的特色最好。德国人最崇尚中国的四合院，反对在农村盖楼，因此将村里盖的几十座欧式风格小楼斥为“建筑垃圾”。但村里这些年还是盖了大大小小100多座楼，看得德国人直耸肩膀。

　　德国人非常赞成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合作刚开始时学校配了劳动课老师、美育课老师，但后来取消了，还是集中精力上文化课。“因为我们的孩子考试不如人家好，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这样做家长不答应。”袁行友表示很无奈。

　　还有就是德国人特“死板”，有这样一个插曲足以说明：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村里给报了。可几天后，德方代表维尔克竟然专门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要把这4.2元追回来。这些都令中方很难接受。

　　一些完全陌生的观念潜入村民心中

　　——南张楼出现了一些变化

　　合作项目进行了这么多年，袁行友觉得除去规划和教育培训外，最重要是村民观念上的变化。现在这个村有300多人在西欧和日本、韩国等打工，“如果不搞这个合作项目，这是不可能的。”袁行友这样认为。村民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这个很难用数字表示。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村里的理发店里有两个人吵起架来，其中一个还骂了脏话，村干部说这个人保证不是南张楼村的，后来一查，这人果然是外来的。再一个就是诚信度增加了，现在和德国人打交道，德国人认为说了就要做，久而久之也养成了村民立说立行的作风。

　　还有一些变化与这个项目有关：现在村子里有配套比较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博物馆、大会堂等文化设施，还有医院、超市等服务设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德国人基本没有投入，现在村民年纯收入6000多元，高于周边村1000多元，主要原因是土地整理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在企业做工得来的。德国人不赞成建工厂，认为光靠土地就能留住农民和富裕农民。使德国人始料不及的是，留住农民的恰恰是村里那大大小小的90多家工厂而不是土地，这些企业用工5000多名，本村只能满足2000来名。

　　这18年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磨擦妥协的过程，严谨刻板的德国人在有些方面不得不接受现实，纯朴的农民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一些完全陌生的观念。今年有不少人来到这个村，其中不乏专家，记者去的那天正好浙江日报的记者也去采访。浙江比这里富的村庄多的是，他们为何舍近求远，大概也是想为那些大多数仍旧落后的村庄提供一种建设新农村的范本吧。有关方面人士认为，中国广大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该是一条路子，一种模式。德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实验仅是一种模式，有积极的意义，但想要把外国的模式完全“克隆”到中国来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