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的基石

　　本报评论员于天夫

　　当创新被视作“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之时，我们在设问：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力军，当代产业工人在自主创新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英武的行为，给了我们生动而明晰的答案———正在崛起的“中国工业革命”亟

赖于“自主创新”的力推，而广大知识型产业工人正是自主创新的基石。（一）

　　就在5年前，当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人们蓦然发现，在这个“大工厂”里，奇缺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支撑“中国制造”。于是，许振超、武永合……一批优秀技术工人脱颖而出；

　　就在一个多月前，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写进“十一五”规划，人们的关注点从“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形势对产业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发现了王英武。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强烈的创新欲望、旺盛的创新能力、丰硕的创新成果，也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的整体发展方向———做知识型、创新型工人。

　　王英武用实践为我们订正了一个误区———创新绝不仅仅是高端核心技术的突破，在工业化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创新；创新绝不仅仅是高级科研人员的职责，一线产业工人同样需要参与、服务于创新。道理显而易见，任何高端技术的终端都在于产业化，而其产业化的“结点”正是产业工人。没有一大批具有一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产业工人的“接应”，高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会受到巨大的阻滞。“为什么同样生产线生产的手表，在瑞士和在中国质量会不一样？”人们几年前的诘问仍在耳畔。引进技术如此，自主创新又何尝不是如此。

　　王英武行为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反衬出培养知识工人的迫切性———在中国7000万产业工人中，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中国制造业的人才素质连目前的“中国制造”都远远满足不了，更难以满足“中国创造”的更高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英武行为尤为显眼。“这位沉默寡言的小青年直接或间接创下的经济效益，谁都无法估量”，王英武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工人在自主创新中的巨大价值。（二）

　　王英武行为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以强烈的创新勇气和骄人业绩，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工人参与创新的现实可能性。

　　“双向专用车刀”、“废钻改制车刀”、“多活合一车削法”、“锥度校正法”……王英武用数十项革新发明告诉我们，创新可以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也可以是工作细节的改动、生产工序的调整。就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这些小创新、小改革、小发明往往更直接、更经常。

　　这样的案例俯拾皆是：在国外，圆珠笔刚刚发明时，曾因笔珠磨损漏油险些使产业化夭折，发明者甚至尝试改用钻石笔珠。后来，一位车间工人“剪短笔芯，把注油量控制在笔珠磨损前”的建议，救活了一个产业；

　　在国内，某纽扣厂经营曾一度陷入困境。一位员工“开发香水纽扣”的小建议，使该品牌“长久飘香”。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行之有效的创新在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许多事实证明，一项新技术、新产品的完成，需要从小创意起步；伟大的创新又多是由无数个小创意汇聚而成。王英武更以生动的实践证明，站在技术与产业的“结点”上，产业工人最了解这个结合度，对市场需求也最有发言权；“让我试一试”，难题面前王英武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其他人也应该常说———每一个技术工人都应该葆有创新的欲望和冲动，都要具备创新的勇气和胆量，都可以冲破“只能照图操作”的角色定位，都应该并完全可能在不断的创新中实现自身价值。

　　在自主创新的伟大实践中，一线产业工人大有可为，这是王英武用实践得出的又一结论。（三）

　　“王英武来这儿，不用给分师傅，让他直接拿任务”，这是对创新者的包容和信任；“7年破格晋升高级技工”，这是对创新者的承认和鼓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对创新者的褒扬和嘉奖———这就是王英武所处的成长环境。

　　而在全社会，我们却正面临着这样的环境：重灌输轻培养、重应试轻素质、重趋同轻个性、重服从轻创造的教育体制，影响着青少年创新素质和创新品格的养成；唯文凭论、论资排辈的用人机制，还在制约着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不求全责备、不苛待人才，尊重个性、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于是我们设想，我们的用人单位能否把创新能力置于文凭之外，去选聘创新人才；我们的企业能否为有创新冲动的产业工人开辟出一块“试验田”，并宽容他们可能的失败；我们的社会能否在奖章和荣誉之外，给予创新人才“令人眼红”的经济收益……唯其如此，才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王英武”。

　　时代呼唤一大批创新型知识工人。作为应和者，王英武也许做得尚不到位，但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这正是我们推出这一典型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