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锋]“维权主席”陈有德

　　本报记者李元程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随着工会维权义乌模式在中国工会界的叫响，而成为头顶光环的焦点人物。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因为敢于维护职工权益深受职工特别是外来工的拥护，而被

称为“维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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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有德，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主席，工会社会化维权机制的首创者和实践者。

　　5年的工会工作生涯，5年的风雨维权之路。

　　源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良知，源于对工作的责任心，源于对老百姓的感恩心，陈有德坚持到了今天，并且还将坚持下去……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是工会人应尽的职责。———陈有德

　　1999年的初春，新上任的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坐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有点儿郁闷。“一直风风火火在乡镇工作，如今进了这个人们眼里‘船到码头人到站’的清闲之地，我该干点什么？工会又能做些什么呢？”

　　陈有德生得南人北相，高声大嗓，有一股南方人少有的豪气。“无事可做的日子我不过。”容不得多愁善感，他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叫上工会的同事，“走，咱们下去搞社会调研，看看工会工作应该做些什么！”这个从乡间地头里跑出来的前荷叶塘镇党委书记信奉一句话：接触老百姓有饭吃。

　　兵分六路，一个多月跑下来，陈有德陷入了沉思。

　　18岁的农民工吴德中，工作中被车床截断了两根手指，老板让他在一份“两不相欠”的字据上摁了一个手印后，给了500元钱就把他赶出了工厂大门；

　　一位到义乌打工的江西籍农民因为讨不到3000多元工资，又求告无门，愤而跳楼……

　　经济蒸蒸日上高楼拔地而起的背后，这座全球闻名的小商品批发城市，每年有3000多件劳资纠纷得不到解决。职工中特别是那些外来的农民工被黑心老板克扣工资、工伤后投医没钱投诉无门，有的只好求老乡“摆平”，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安徽帮”、“江西帮”应运而生。

　　每年1万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职工通过法律途径（包括劳动仲裁）维护自身权益的只有百余起———不是职工不愿意打官司，而是很多人没有钱，打不起官司；或是不懂法，不知道如何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没人爱管的事情，必须有人管起来。”工会工作不是没事做，而是有太多的事要做。陈有德的心沉了、血热了，他感到了新时期工会工作面临的责任和挑战：“企业要普遍建立工会，继而通过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为此，陈有德连续召开了10个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没有一个人不说帮职工维权是件大好事，应该！但……

　　“大家的意思我都知道，无非就是工会是社团组织，不具有行政职能。一无处罚裁决权，二无强制执行权，搞维权吃力不讨好，再说工会没有一个法律专业人才，没有维权专项经费，也没有维权专职机构。说来说去就是困难呗。”面对着满屋子蒸腾的烟雾，陈有德拍板了：“困难再大也要干！我就不信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会做不成。”

　　维护职工权益，仅仅依靠工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走社会化维权的道路，才能形成维权的合力。———陈有德

　　2000年10月14日《金华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简讯：《为职工说话替职工撑腰我省首家职工维权协会前日在义乌成立》。

　　消息发布的当天，维权协会就来了3位外来打工妹，投诉当地某宾馆扣发她们一个月工资。陈有德带人赶到宾馆，“这关你们工会什么事？”老板的态度很强硬。“我们工会就要管这事。成立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就是专门管这些事的。”陈有德拿出《工会法》和协会成立的批复文件，老板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初战告捷，陈有德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忙碌起来了：招聘法律专业人才，寻找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在职工中宣传维权协会的作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让刚成立的工会职工维权协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2000年12月25日，义乌市一部门以协会不能从事当事人诉讼代理活动为由，派人砸了协会的牌子。嘈杂之中，陈有德从楼上的办公室冲了下来，当街一把揪住来人的衣服，“走，咱们找书记去！”

　　事后冷静下来，陈有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峻性：诉诸法律是维权的终极手段，没有了这个终极手段的威慑，工会的维权必然陷入困境。总不能每次都靠揪人脖领子找领导“摆平”吧，必须建立工会的维权机制。

　　“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工会维权只能走社会化维权的道路。”一连几个月，陈有德吃不下睡不香，但是再沉的石头总有撬动的办法，“创新是被逼出来的。”

　　2001年4月，金华市召开四届二次人大代表会议，作为市人大代表的陈有德在会上将维权协会遇到的难题和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代表作了交流，11位人大代表赞同陈有德的想法，由他领衔一起提交了《关于建立工会系统职工法律维权新机制》的议案：建议由工会组织与司法部门协商，建立一个条件按司法部规定、人员由总工会管理、业务受司法局指导、诉讼案源由工会提供、服务面向职工的维权机构。

　　经过3个月焦急的等待，议案的承办部门给陈有德书面答复：“成立职工维权律师事务所之类的组织，于法无据，议案留作参考。”面对这样的答复，12名人大代表不满意，再次提交议案。

　　第二次给代表的答复仍然不让人满意，第三次同样是失望……

　　三次答复三次不满意。这种事在金华是前所未有的，“算了吧，再这样下去，你就可能跟人结仇了。”好心人劝他，“都是因为工作，犯不上啊。”

　　“为职工维权，不是抱着对个人无所谓的态度去干，绝对是要退下阵来的。”陈有德是个认准了就豁得出去的男人，“我不会为了什么压力而退出。”

　　于是人大代表们“犟上了”：不仅继续保留提案权，而且还把不满意的复函抄报到了金华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金华市人民政府信息督查科。

　　壮士断腕的悲壮，终于引动了当地领导的重视，金华市司法局长亲临义乌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协会进行调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维权工作，我们不仅要支持，而且对司法改革是一个推动。”

　　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工作自此正式纳入了该市司法援助体系。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如今义乌市总工会形成了在市委领导下的，以打造“平安义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以法律法规为基准，以社会化维权为基本途径，以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为基本载体，以包括外来职工在内的职工群体为基本对象，以处理劳动关系矛盾为基本特征，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诉讼代理、法律援助为基本手段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新机制。

　　工会维权最需要：情的温暖，理的声援，法的支撑。

　　———陈有德

　　浙江东阳籍农民工朱洪林被建筑公司包工头拖欠3万多元工资。他找到义乌市总工会的维权中心，工作人员先给他让座倒茶，记录他的详细叙述，然后打电话给建筑公司老板协商。又跑到10多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与老板交涉。谁知老板对中心工作人员采取回避、拖延的态度，经过多次耐心说服，仍没有结果。维权中心代理提起仲裁并最终帮朱洪林拿回了工资。朱洪林对维权中心这种为了给工人说话不惜“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的精神十分佩服。“就算没要回我的工钱，我也信赖工会。”

　　“工会维权职要真正落到实处，赢得职工的信赖，光靠感情和精神是不行的。关键是帮职工切实打赢官司，解决纠纷。”为了破解工会维权手段缺乏和力量不足的难题，陈有德提出了“工会工作在工会之外，借风借力借理”的工作理念，创造性地开展社会化维权。

　　每天早晨上班，陈有德喜欢在总工会门口站上一两分钟，用眼睛扫视一番墙上的铜牌：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义乌市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法院职工法律维权调解联络处，劳动争议仲裁派出庭———这些分别是工会与司法局、法院、劳动人事局联合设立的机构，有了它们，工会帮职工维权，不仅快速、有效，而且具有法律效力。

　　2004年12月17日，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来了两位重要的人物———义乌市市长吴蔚荣、副市长王奎明。他们亲自为邹渊进等25名建筑民工发放被拖欠的工资，吴蔚荣说：“企业拖欠了你们工资，我代表政府向你们道歉。你们有困难就找工会，我们政府十分支持工会的工作。”

　　此举在义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有人都知道了政府十分支持工会工作，这为工会维权营造了十分好的氛围。“现在有职工来投诉，工会一个电话打到企业去，老板很快都亲自来了，不像过去……”陈有德的大眼睛眯缝起来，吐出一口烟。

　　投诉无小事，为此，我们不管案件大小，解决难度如何，都把它作为社会不稳定的触发点，做到有案必接，件件有落实，事事有说法。

　　———陈有德

　　2002年5月30日，瘦小的虞修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大门。整整5年了，自从他在安装货梯时从井道内坠落，受了工伤之后，为了讨回医疗费、工伤补偿费，他经历了漫长辛酸的维权之路，3次仲裁申请、5次诉讼，都因为工伤单位变更、管辖权等问题而未获得赔偿。几年的权利主张，使他尝尽了冷落白眼，背上了高额债务。如今他似乎已经走到了绝望的终点。

　　一杯热茶放到了虞修明的面前，紧接着，陈有德递上了一支烟。这个胆怯的农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手打抖，就是没有办法止住。

　　将近一个小时，听虞修明讲完他的遭遇和艰辛的维权过程，陈有德说了一句话：“你放心，你的官司工会帮你打定了！”

　　“我能活了。”回到家，虞修明只和妻子说了这一句，就站在日头底下泛起了辛酸。

　　“对这起职工权益明显受侵害的案件，工会维权必须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勇气。”陈有德知道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他把维权中心的人员全部召集起来，连夜分析该案详情，之后又特意带人到杭州找法律专家咨询；通过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本人以工会主席、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向法院和人大提出书面呼吁《该判还是该裁？该拖还是该决———来自虞修明工伤赔偿求助案而引发的思考》，呼吁人民法院能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公正与效率，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由此法院四次组织庭审，维权中心工作人员作为虞修明的维权代理人向被告律师递交了长达60页的证据材料。

　　2003年8月31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虞修明终于拿到了用伤痛、残疾和心理折磨换来的7万多元的工伤赔偿。“舆论监督引起社会关注，工会维权了结六年沉冤”。这是虞修明给工会送的锦旗，“拿到钱的当天，我给陈主席打电话，想去他家看看，表示一下。他说老虞啊，那些钱是你的活命钱啊，你千万别来。”至今，虞修明也不晓得陈有德家门是冲哪个方向开的。

　　“我报名参加了工会维权志愿者。”虞修明现在总爱往工会跑，“像我这样土气的农民，想见他了，就直接上楼到他办公室看一下，每次他都倒水递烟，一家人一样。”据统计，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5年来，依靠社会化维权机制，先后受理投诉案件3625起，调解成功3315起，成功率达91.4％；接待集体来访297批5645人，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29起；共为职工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1225余万元。

　　真正热烈的掌声来自基层，来自老百姓。不用扩音器，直接响在你的心里边。这样的场面，我们为什么不多下去多感受一下呢？

　　———陈有德

　　义乌市总工会探索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如今正在唤醒人们关注权益保护的意识。义乌市各类劳资纠纷已从4年前的平均每年1.3万多起，下降了30％。市总工会受理的投诉案件也下降了50％。

　　“探索社会化职工维权新机制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有德是凭借执著的责任意识，付出艰辛的努力走出来的。”陈灏，维权中心秘书长，陈有德开展工会维权的最坚定的合作者，也是惟一见过陈有德为职工维权中心犯难掉泪的人。

　　“为职工维权，说起来口号响亮，但具体做起来，很多时候太难了。”

　　2003年末的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阻挠压得陈灏喘不气来了，他找到陈有德告诉他，自己挺不住想离开了。

　　辞行的时刻，陈有德和陈灏坐在维权中心办公室里，整整一个晚上谁都没说一句话。两个人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我走了以后，有德你怎么办？”已经凌晨2点了，陈灏站起身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我会坚持下去。”与往常不同，陈有德的话音很小，陈灏探询地看了他一眼，看见了泪水。“我一下受不了了，认识他快30年了，见他为职工掉过泪，为失去父母掉过泪，今天他为我、为维权的事业掉泪了。我心里顿生起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

　　“我不走了！再难再苦我陪着你。”陈灏话音落下去，陈有德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回家睡觉！”他说。

　　回顾走过来的历程，陈有德操着难懂的义乌普通话向记者讲了下面类似告白的一段话：

　　“工会没职没权，为了工作，很多时候要低声下气地求人、磨人。有人跟我说，你好歹也是跟其他局一样平起平坐的官啊，犯得着吗？我说我陈有德从来没为自己升官发财求过谁，但为了创造一个社会化维权工作平台，在与人沟通过程中，一开始人家不理解不接受，我们受点冷落、委屈不算什么。我这个人个性直爽，做官永远是个不成熟的干部，但我凡事出于公心，时间久了，人家就理解了，也接受了我的这种个性。我们靠一种品质，一种细节去打动人，去和人交往。”

　　“那这种品质是什么呢？”记者追问。

　　“做人要诚，做事要实，做干部要为民。”

　　20多年前，100多名农民联名写信给县、市乃至浙江省组织部门，要求把他们心目中的好干部陈有德从农民干部转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我的官是老百姓给的。我当了干部就是要为老百姓说话办事。”陈有德说自己出身农民，有着最朴实的情怀———知恩图报。

　　“新时期的工会干部面对着党组织的要求，面对职工群众的压力，工会干部能不能撑得住？撑住了就好了，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006年4月8日，安徽凤阳农民工代表佟光洪，面对采访的10几位中央媒体记者讲述了陈主席和维权中心工作人员不仅帮助他们艰难讨薪，而且帮他们解决临时的住处、又联系学校安顿他们的子女……“我也是30多岁的男人啊，黑心老板让我们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我并不想让别人同情，只想有人帮我把拼死拼活挣的血汗钱讨回来。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啊，我品尝了多少轻蔑的眼光啊。只有工会把我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我现在没钱给工会送锦旗，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我就给陈主席和工会干部鞠个躬，表示我，一个农民工的感谢吧！”

　　佟洪光转过身，背对着记者，向坐在后排的工会人深深地弯下腰去。

　　没有掌声，面对这个深深躬下去的背影，人们沉默……

　　离职工近些，更近些

　　本报评论员

　　工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是职工权益的表达和维护者。陈有德就是这样一个基层工会里的代表。他深入职工之中，了解他们生活，体会他们疾苦，努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陈有德身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会干部，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近职工。

　　职工参加工会，说到底，起作用的根本一点是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就形不成工会。可以说这是工会的“根”。工会靠什么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靠为工人说话办事，为工人撑腰维权。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劳动关系的复杂化，职工群众更需要工会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中，工会主席的自身素质、人格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身为一级工会组织的领导者，能否率先垂范，为职工代言、维权，不仅影响着一级工会组织的工作质量，而且影响着工会组织在职工心中的形象。如果工会不能很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怎么能够相信工会？工会组织又何来吸引力和凝聚力？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职工就会远离工会。

　　工会要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了解职工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要对职工的工作面貌、生活状况、家庭情况等心中有数。只有摸清了底数，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真心实意地为职工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工会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深入实际，了解职工，贴近职工，是当好工会主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愿更多的工会主席像陈有德那样，离职工近些、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