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意义”的过分偏爱

　　中学语文课最让学生头痛的，是在课文中没完没了地找寻“意义”：这一篇、这几段、这一句、这几个加点的词、这几个字，其中的“含义”、“喻义”、“主旨”、“用意”、“作用”、“好处”是什么。不光让老师学生大伤脑筋，也常让家长抠破头皮。有时连作品入选了教材的作者也茫然。比如王蒙、贾平凹作品的“深刻意义”，据说连他们自己也难作答。

　　笔者曾多次请教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材主编的刘国正（即杂文家刘征）先生，谈及如今教材中那些“深刻含义”，先生听了直摆手：“没法回答”。老师每天都辛勤地带领学生发现“意义”，学生无止歇地为“意义”而冥思苦想。书摊上一部部厚厚的《热点题集》、《题库精选》、《考题精编》、《名校题选》，无一不在“意义”上面打转转。那布满ABCD、1234、打“√”打“×”如数学考卷一样的语文试题，都一门心思在“意义”上动脑筋。冰心的《忆读书》，本来明白如话，自自然然，学生却要回答“第一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中间一段说明了什么”，“加点的词语有什么深刻含义”，“最后一句表现了什么”……很有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味儿。感受，在这里是多余的；感染、感动，是不必要的；剩下的活儿是冷冰冰的肢体“解剖”。多有激情、活泼灵动的文字，一到“意义”面前，顷刻变成无知无觉的尸体标本。

　　“意义”变成了语文的落脚点，“意义”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不喜欢语文的根由，即使是文学爱好者也不例外。为了凸显“意义”，全班几十个人可以不约而同地去捡钱包，全年级几十人会无须动员地去搀扶老人过马路……“意义”使孩子们疏离真情实感，怠慢真实事情，一个劲儿编“神话”，以便加大获取高分的“保险系数”。

　　癖好“意义”其实远不止于语文课堂，“意义”在我们的天空四处翻飞。写小说当然不能忘记“意义”。想当年金敬迈写《欧阳海之歌》，写到欧阳海拦住驮着炮车的奔马壮烈牺牲前那短短的几秒钟，一口气写了十好几页还不见完。虽然比冈察洛夫的《奥布洛勃夫》写主人公写了大半本书还没见下床，还差一大截儿，但是为了突出死的“意义”，颇令作者绞尽了脑汁搜尽了枯肠。但“旗手”们仍不满意，责令其修改再三。但那“意义”仍嫌突出不够，最后只好把作者“突出”到了秦城监狱。

　　一些会议也在不停地开发“意义”。大会大“意义”，小会小“意义”。主持人以“意义”开讲，与会者为“意义”表态。开幕词不忘致开幕的“意义”，闭幕词肯定总结闭幕的“意义”。年头岁尾、新旧节日，都是“意义”的热销期。

　　文学中有“主题大于形象”、“形象大于主题”之说，报道、时评则有“‘意义’大于事实”、“事实大于‘意义’”之分。坚挺的“意义”一旦离开了赖以附丽的血肉，就成了无所皈依的飘泊的灵魂。“意义”一多，“修饰语”必显拮据，就不免要“套”，要“滥”，要“撞车”。“意义”的光环不得不由此黯然。不是职业的需要，语文教师决不至于抱着满载“意义”的《教参》当圣经；不是为了应试，孩子们谁愿意强认《教参》为最高权威。“意义”的满天飞，并不一定源于“意义”者们的无能、偏好与弱智，更多的也如当今的语文教师与学生一样出于无奈。都不愿意，又都不说，又都违心地去干。这就是我们的悲剧。有朝一日“窗户纸”被捅破，谁还会成天叨念着那“劳什子”！

　　事实上我们面对着“人为意义”与“实在意义”两种存在，前者是人造美女式的“整容”；后者是水到渠成式的心悦诚服。事实上“意义”也在不断接受检验。无论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概难例外。一时“意义”显豁未必就能维系长远；不说“意义”不等于没有意义；老说有“意义”不等于真有那么多的“意义”；成天发现“意义”的人未必服膺其“意义”……与其将“意义”任意升值，四处贱卖，真还不如节制开发，郑重“发现”，防止滥用。那样，“意义”也许才会真正有意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