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留美第一人的寻觅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09日10:18 世界知识杂志

　　李扬帆

　　耶鲁第一位中国学子

　　容闳在自传里曾说，其留学美国的初衷在于：“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容闳的理想，逐渐超越了其父母的希望。他要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终极关怀。诚如他自己的诺言：“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容闳能够去美国读书，在那个时代，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父亲之所以将他送到英国传教士开办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是因为看到这里管吃管住不要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马礼逊学堂一度停办。但后来迁往香港的马礼逊学堂，居然又找到了辍学在家打零工的容闳。到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夫妇，见容闳天资聪慧，决心带他去美国深造。这也是个偶然的但却是决定性的机会。开明的家人居然同意了，邻居们当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目送这个孩子出发去半个地球以外的花旗国。能否安然归来，人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在美国，容闳完成了高中和预科的学习，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美国国籍。留在美国当然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容闳之志向，却在于自己的祖国。

　　1855年容闳回到国内。要实现个人的梦想，在故步自封、沉闷单调的国内社会，似乎无法找到任何的突破口。“ 海归”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身份。于是，容闳只能从养家糊口入手，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前三个职业，加起来不到一年，他都辞掉了。容闳为此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至于做茶叶生意，他更是遭受打击。在一次与土匪的遭遇中，“神经受到震动”，为此他患病两个月。似乎碌碌无为的生活在这一精神刺激下有了明确的方向，他慨叹道：“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双重客人

　　容闳在等待和寻觅的五年中，正值太平天国兴起的阶段。也许，那里是实现报国之志的地方？

　　1860年，容闳和两位美国传教士一起来到了天京(南京)，拜见了他曾经认识过的朋友、现在的干王洪仁玕，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盘托出，提出了七项建议。建议的核心都是和教育相关：“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建立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此外，还包括“组织平民政府 ”；“组建科学化的军队”；“建立银行体系”，等等。其内容居然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非常近似。

　　但是，太平天国方面的反应出乎容闳的预想。洪仁玕尽管有同样的设想，尚且不能真正实施，何况一个不速之客。洪仁玕代表太平天国给他封了“义”字衔，仅仅位居“王”之后。看来，太平天国误以为容闳是来讨要官职的。这简直对容闳是一种侮辱。

　　容闳只得离开。当然，容闳的离开，并不是这个封赏惹的，他对太平天国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太平天国一类的运动，“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于体制内部的革新。洋务派成了当然的选择。

　　容闳于1862年初次见到曾国藩，并没有接受曾的邀请。他需要再考察一段。次年，在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式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的第二年，容闳见到曾国藩。后者希望他能够带兵打仗。容闳也拒绝了。但是，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兴办教育的计划，也是不合时宜的。洋务派们最关心的是制枪造炮。于是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兴办“机器母厂”(即曾国藩造“制器之器”的工厂)的计划。得曾国藩信任和支持后，他着手出国采办机器设备。但是，容闳实在无法割舍教育兴国的梦想。他的终极梦想，就是要从中国学童中选派优等子弟出国留学，“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

　　但是，容闳没有直接上奏的权利。尽管他帮助创建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而且因功被封为五品官，但是距离有奏事之权的四品官还有一段距离。1864年，他曾为此事求助同是广东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丁日昌也是洋务大员，对于这个选派幼童出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他知道没有中央一级官员的推荐，上奏的一般性折子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经过商量，他们把折子先转到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祥那里。文祥是朝廷首创总理衙门的要人，以开明进取闻名。然而，文祥此时正在“丁忧”，未几，文祥本人也去世了。这一变故，导致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幼童赴美：留下遗憾的创举

　　事情的转机往往又出人意料。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和丁日昌为处理此事绞尽脑汁。而容闳正好把自己熟练的英语用在为他们服务上。处于“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之中的曾国藩，对于容闳和丁日昌提出的教育计划，再三考虑，准备上奏朝廷。

　　此前，中国和美国已经有了互派人员学习的条约基础。在1868年，代表中国出使美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八条。其中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如今万事俱备，只等东风了。

　　处理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备感疲惫，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反而给了容闳在东南一隅与之商谈出洋学艺各项细节的机会。容闳回忆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这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衔李鸿章(当时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提出： “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

　　也许是两位封疆大吏的诚恳态度，说服了朝廷。他们得到了慈禧太后“依议，钦此”的批准。随即，朝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负责此事。数年以后，二人被宣布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从南方各省(大多来自广东、江苏，剩下的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人，没有一个八旗子弟)选派的9岁到15岁的首批30名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标直指旧金山。而此时，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不无遗憾地说：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不过，随后的打击，却又出乎意料。种子刚刚发芽，便被“腰斩”。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种观念的冲突，同时也夹杂着个人利益的纠葛。

　　1879年，陈兰彬推荐随员吴子登出任第四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而且他本人也是数学家，是翰林中能看懂英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他的内心，对于西方文化存在极大的担忧。是他最终把四批中国留学幼童全部奏请回国。还在担任随员的时候，他就严酷地体罚孩子们。中国留学事务局在哈特福德的大楼，也因为他的到来而被孩子们称为“地狱之屋”(TheHellHouse)。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经在中国撤回留学生后写诗，记录吴子登的蛮横行为：“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吴子登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留学生们“离经叛道”。比如，他们许多人去做礼拜，这是违反清政府禁令的。至于剪辫子，穿西服，组织棒球队等“西化”的行为，吴子登都看不惯。于是他增加幼童们的中国礼仪和德育课程。严厉的管教招致学生们的反感，他们逐渐害怕并仇视吴子登，转而只相信容闳一人。其结果是加剧了容闳和吴子登的矛盾。

　　吴子登便不断给李鸿章和清廷打小报告，别有用心地指责容闳纵容幼童，管教失职。李鸿章对此也是不置可否。按照容闳的说法，吴子登真正害怕的，还是学生们“西化”本身的后果。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此外，容闳也明确指出，吴子登推动中国学生回国，还有个人目的：“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合，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

　　终于，1880年12月，吴子登向陈兰彬提出要求裁撤留学事务局。容闳请求前美国总统格兰特，以及他的好友推切尔牧师帮助，甚至作家马克·吐温都出面阻止事态的恶化。耶鲁大学还联合许多美国人致信总理衙门。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詹天佑都已经考上了大学。如果撤回，将是巨大的损失。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告无效。

　　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清总理衙门奏：“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不明就里的慈禧太后批准裁撤了留学事务局，中国首次派生出洋事业就这样被迫中止了。1881年9月26日，最后一批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

　　詹天佑开始是被派往广州教英语。尽管如此，包括他在内的这些青年人，用学到的有限知识，为国家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们当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为主。从文从政的也有很大出息，比如，有人担任过

清华大学校长、北洋大学校长、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副部长等。另有多人成为海军将领。

　　在逃亡中遗憾地离去

　　中国人留洋事业的中止，容闳是最为难堪和无奈的人了。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在美国等待了13年后，他又应张之洞之邀回国创业。是时，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已经颇有建树。但是，他似乎已无法与洋务派为伍。不到一年，他辞职暂住上海。

　　1896年期间，他参照美国的体制，草拟了建设中国国家银行的方案，并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官员的赞成从而上奏朝廷。命运再次给容闳开了个玩笑。盛宣怀抢先兴办了银行！同时，他提出的兴建天津到镇江的铁路计划也因遭到盛宣怀和张之洞的反对而流产。

　　屡次的打击，使他得出结论：“在这个帝国中，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无不与贿赂有染，整个国家政治结构因此被弄得千疮百孔……在中国，金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人能用金钱达到任何目的。一切都是交易。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容闳把希望寄托于维新派。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他转而坚信革命的必要。1900年，容闳73岁了，壮心不已的他组织了“中国议会”，准备起义事项。张之洞挫败了他的事业，容闳被通缉。随后他逃到了台湾。此时台湾已经被割让给日本。当台湾总督(日本人)将清政府嘱咐其逮捕他的消息告诉容闳时，容闳斩钉截铁地说：“IwasreadytodieforChinaatanytime ，providedthatthedeathwasanhonorableone(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1902年，容闳返回美国。此间他积极支持孙中山武装起义的计划。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垂暮之年的容闳备受鼓舞。1912年1月，他还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容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