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外来人员自治实验田

　　核心提示

　　力邦村，位于宁波奉化市西坞街道，中国第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社区。民选的居委会领导，只有22岁，还是兼职。

　　相对于其他地方意欲将外来务工人员本土化的做法，力邦放弃了这个目标，而是通

过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治，寻求非本土化下的和谐共处之道。

　　一个缺乏明确指向的“摸着石头过河”，却结出了民主自治的最大果实。

　　前些日子，时报记者在力邦村蹲点三天，深入考察了这个在全国创下多个第一纪录的外来人员自治社区。

　　前不久，波导公司找到力邦居委会主任蔡烈锋协商，希望一定帮其解决员工的食宿问题，虽然他们早就知道力邦已无床位可以提供。波导公司之所以如此急迫，是因为一家德国公司合作伙伴在考察了波导公司后撂下重话：如果员工宿舍达不到力邦村的水平，则合同不能签署。

　　三年前的“全国第一选”

　　2003年，19岁的河南姑娘刘丽娜，被列入宁波奉化西坞首届居委会委员的十几名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束后当场计票的结果是，在当选的7名委员中她得票第一。

　　当时的力邦村，实际上是当地的外来人口公寓。四幢楼房，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区。

　　所以，当西坞街道将海选居委会委员的选票发到每个宿舍，让他们到小区门口投票时，刘丽娜并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承认当时有人上班，有人对此不太关注。

　　由于当时民主选举的粗糙，具体情形已不可考。但结果清晰：海选产生了35名居民代表。根据议程，这35名代表从十几名候选人中选出7名委员组成了居委会，包括物业公司方面的3名候选人。

　　对于自己当选的原因，刘丽娜认为她之前在社团的活动占了优势，因为她人活跃，晚会一般都由她组织，自认人缘好。

　　尽管这次选举仍有一些遗憾，但力邦公司董事长、居委会主任蔡烈锋承认这个结果是绝对公平的。比如桑国超，本来是不被看好的，但由于他在一个夏季修好了好多电扇，结果高票当选。“得民心者得天下”，蔡说。

　　在此之前，力邦在河中先摸到了两块石头，第三次才摸到了民主自治这块最大的石头。

　　第一块石头是，2002年，西坞街道将公寓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交给力邦公司经营。事实证明，此举令物业管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同时，以家乡为单元的小团体在逐渐形成，这是政府最忌惮的事。

　　为了“打散”老乡会，当地政府开始借力群众组织。根据年轻人多的特点，在社区建了团委，海选产生了青年中心主任，妇联、工会等帮助工作，刘丽娜就是在这时出任团委书记。这是力邦村摸到的“第二块石头”。

　　西坞街道分管力邦社区的副书记李永正发现，一些有组织能力的老乡会核心人物被吸引进了组织，成了一些社团的骨干，社区活动都是他们主动自发出面组织了。

　　相对于社区内部的“善政”，物业公司在维护居民劳动权益时发现碰到了困难。“物业公司与企业谈判时主体地位不明确，地位不对等。同时，政府对社区的拨款，究竟是给物业公司还是给社区？理解上存在歧义。”李永正说。

　　西坞街道于是决定将力邦村变成一个城市社区，成立居委会。这个居委会除了居民没有本地户口，和其他居委会一律相同。李永正承认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个盲区，但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那么应该是可以的。

　　“容”与“融”的本地化

　　力邦居委会虽非行政意义上的居委会，但它的职能却和其他居委会一样。在西坞街道的会议上，力邦社区和其他社区一样具有权力。

　　一位力邦居民说，成立居委会后，他们就和本地人一样了。刘丽娜甚至一听到外来务工人员的称呼就会大声反驳，在她看来，当地人允许他们本地化，说是对他们的认可。

　　但她同时认为，不应该把外地人变成本地人，只能看成本地人，除非你嫁了当地人，彻底融入他的家庭。她举的一个例子是，同是居委会委员的江西上饶农家女顾韦丽，因为男友是本地人，成了居民中本地化程度最高的人之一。

　　奉化市委宣传部在《“力邦村”外来务工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中认为，力邦村的经验之一，就是“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居民之中”，这可以看成当地政府的态度和目标，即营造无区别的人文社区。

　　这份材料同时认为，通过社区文化熏陶和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文明意识、城市意识、全局思想和法制意识逐步与现代城市步调一致，已基本与当地社会相融。

　　但更多的人将此理解为“相容”而不是“相融”。李永正认为，改变他不如发挥他。

　　不仅如此，李永正希望力邦能形成区别于当地的新的社区文化，形成自己的成长经历，各取所需。

　　尽管如此，当地居民的成见并非一夜之间能够改变。一位做生意的西坞老板娘说，她没有和力邦居委会的居民打过交道，但凭她以前在奉化时的一次打交道的经验，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受了恩惠，一点感激之心都没有。虽然她上小学的儿子有时带外地同学到家玩，孩子们也都很乖，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区别。

　　政府的退线与补位

　　力邦是按居住地而非户口来管理，这注定了和其他社区总有区别，但李永正说，因为居民年龄和身份，反而很好管理。

　　但自治并非政府撒手不管。一个有点“苛刻”的条款是，政府保留了公寓10%的股份，却拥有公寓提价等大事的否决权。由于居民个人对力邦公司来说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因此政府留的这一手至今不愿放弃。

　　在这个复杂的股权关系中，政府实际上履行了业主委员会的职能，代表居民与力邦公司谈判。在这个不平衡的三方博弈中，政府其实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李永正将此归纳为政府的工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上面的问题是需要政府作为处之一。

　　除此之外，力邦物业公司表示想将居委会中的3名委员全部退出，居委会有事直接吩咐物业公司就行，但被政府严辞拒绝。政府的理由是，居委会领导都太年轻，必须有个过渡。而且，就目前情况来看，物管的三个人都是海选选上的。退了就相当于把责任都推给政府了，公司必须用专业服务水准保证赢利。

　　刘丽娜也认为自己尚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她说力邦公司在幕后指导，他们在前面锻炼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做出的方案，在蔡老板的头头是道面前太不足了。在蔡烈锋讲话时，刘丽娜当场发出讲得太有水平的赞叹。

　　在另一方面，政府却表现得相当大度。“自主产生需求，居民是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主决策，发展民主，产生内源性的追求上进。”李永正说。

　　这个大度缘于以前的教训，比如以前搞农村合作医疗，老百姓问政府是不是又骗我们？因此西坞街道有了“反着做”的念头，于是反过来让居民自主管理。

　　大度并没有引发失控。用李永正的话说，博弈各方都是赢家，谁愿意打破平衡呢？

　　但政府应该怎样补位，以及怎样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却成为西坞街道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下一个难题。正如奉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利权说，从政府推动到内源性的管理，从大包大揽到民众自发的内在需求，政府应把精力放在哪？怎样提高自治能力？

　　力邦的下一块石头在哪里

　　2006年是力邦居委会的换届年，李永正说，他们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选举中的任何瑕疵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三年后的第二次选举，理应避免第一次选举时的粗糙，应该事先制定完备的程序。

　　由于力邦居委会不同于一般居民和村民自治，而有点类似于人大代表的选举，必须分性别、地域、所在单位等界别分配名额，因此在法律实践上几乎没有现成的条款可以直接引用。

　　居委会副主任蔡荣华保存着整套居委会的文件资料，包括上次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年才制定的《力邦社区居民自治章程》。

　　这个章程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的居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居委会是执行机构。虽然规定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员由民选产生，但仍然没有规定具体的规则。

　　选举仍然是民主和自治的主轴，但恰恰力邦在这方面存在经验和法律准备等方面的不足。

　　而在民间组织培育上，由于力邦自治源自社团参与管理，居委会委员也都从社团中培养出来，因此相对于社会上狭窄的通道，力邦社区的社团组织管理相对宽松得多，只要提出方案，青年中心下面的社团管理部基本可以满足所有成立社团的要求。

　　在青年中心主办的《力邦青年报》上，出现了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误为“组长部长”的差错，但未见有人被追究，可见其环境之宽松。

　　刘丽娜说，去年宁波大学学生在这里暑期实习时提出，应该办一个女子礼仪培训方面的组织，有人觉得挺好，立即成立了专门针对女工的“精致生活社”。

　　另一个证据是，力邦团委不收团费。事实上，青年中心只是一个团结和组织年轻人的青年组织，并非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团员定义。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居委会委员基本上兼任社团负责人，这种事实上将当政者和社会中介机构融为一体的做法，会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以及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造成影响，也引起一些专家的关注。

　　考察过力邦社区的宁波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张荣昌在其报告中说，政府不是管理权力的惟一来源，民间组织同样也是管理权力的来源；社区治理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强调管理就是合作，从治理逐渐过渡到善治，而善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力邦的实验，就是通过民主和法制，把外来人员的政治意愿吸纳到正规的政治渠道中来，共同建设民主政治和和谐社会。

　　探索不同文明形态间的和谐共处之道

　　□朱永红

　　力邦实验，除了政府的开明和信任，其中最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和人民不强求本地化的文化态度。

　　根据美国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虽然他的这种论调基于美国的国家战略，但不可否认，文明形态之间确实存在巨大差异，其实在中国古代，这种差异也是被广泛认同，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清末洋务运动前后，清政府的主流统治者们挑起华夷之辩，主张以夏变夷，拒绝以夷变夏，他们根本没想过是否还存在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种华夷之辩中，中国的历史进程一再被延误。

　　就是在我国各地人民之间，差别最大的就是各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是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决定的。一个北方姑娘看江南男人有点孱弱，一个南方姑娘看北方男人太大男子主义，都是这种不同文化气质的反映。

　　本地化绝非户口的本地化，而是一个移民的文化、心理的调适过程。因此群体性的本地化是不可能的，只有单个的人才有可能。这种整体性的调适，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本地文化，也不同于原籍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

　　中国自身的历史也证明，文明之间不仅可以共存，也可以在冲突中互相学习，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比如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莫不是中原移民大规模南下后，创造的既不同于原籍文明，也不同于土著文明的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使我国的文明形态更为丰富，更有生命力。

　　现在的农民工进城，其实质是一种移民。这种移民带给中国的，除了经济资源的配置，还有文化的创新契机。

　　从力邦村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三方均认为彻底本土化是不可能的。虽然当地政府可能并没有十分明晰地认可文化创新的举措，但从他们允许民工保留不同于当地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等文明形态看，可以看出试图在不同文明形态间创造和谐生态的努力。

　　不强求同化，而求和而不同，这是当地建设外来员工社区的基本经验。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能够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外来文明形态的冲击，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建，更有益于本土文化的创新。而文化的创新，显然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对当地的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