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生存现状调查

　　编者按：

　　日前，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报告》蓝皮书。这份报告是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对中国环保NGO的困境做出了详尽真实的描述。报告中所有数据尽管在意料之中，也引起人们再一次震惊。

　　我们震惊的是，这些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环保人，这些把"拯救地球保护青山绿水"视为自己使命的环保人，这些为了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的环保人，满怀着崇高的理想，却举步维艰。逾7成环保NGO无固定经费来源，6成无专用办公室，4成多的全职人员不领薪酬，超过一半的全职人员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环保NGO究竟有多难？为什么这么难？他们应如何做才能走出困境？本报特别策划“环保NGO生存现状”专题报道，让我们来共同倾听他们诉求的声音。

　　环保NGO，困窘的美丽

　　-实习记者 徐 可 摄影报道

　　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和不断实践，中国环保NGO组织以其独特的风格、称谓、形式、策略等开展了各项有组织的环保活动，对我国环境保护及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环保NGO的生存状况依然令人担忧。

　　居无定所：

　　“我在哪办公室就在哪”

　　因为没有办公室，对环保NGO进行采访时，也给记者带来了困难。当记者提出要到办公室和绿色北京的宋欣周面谈时，他无奈地说：“我想我们就做电话采访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办公室，专职人员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在哪里办公室就在哪里。”

　　记者采访到的另外三家环保NGO，他们的办公条件也不乐观，都是在居民楼里，更像是一个住处而不是办公室，房间里堆满了办公桌、会议桌和资料，所以显得很拥挤，而且他们的办公地点也是不断更换。

　　在瀚海沙工作的周维对记者说：“瀚海沙的办公室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一共换过3次，因为前两次的地方已经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了。第一个是一室一厅的平房，虽然每个月的房租只有500元，但是里面很潮，办公很不合适，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里面放一些资料和碰头开会用。第二个虽然可以定义成它是一个办公室，但是其实是我同事住的地方，所以也不太方便，尤其是有志愿者或其他人出入时就很不合适。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室，志愿者团队也很难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原来同事就把他住的三居室按每个月1400元租给了我们，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租写字楼的费用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切费用从俭，把几个项目的行政费用合在一起才付了这房租。在这个地段来说，这个价钱是很便宜了，而且那个同事也很支持我们，一般是我们能够拿出多少钱，他就接受多少钱，所以他这应该算是有捐助性质的。”

　　绿网也是换过3次办公地点，最早是在创始人的地下室，现在是志愿者提供的2000元/月的一室一厅。绿十字的办公室是由“金色啄木鸟”提供的，金色啄木鸟起初是免费提供给绿十字的，到2005年开始收一些费用，但是也比外面的价格便宜。

　　办公地点频繁更换，除了上述原因，还一个是资金的不稳定造成的。“我们租办公室的费用都是几个项目里面的行政费用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不敢长期租用，因为万一一段时间断档了就没有费用来源了。”

　　专职员工不超过五个

　　这四家环保NGO的专职工作人员是从无到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超过5个。瀚海沙共5个专职人员，绿十字5个专职人员和1个兼职会计，绿色北京在2005年时还有3个专职人员，但最终又都离开了，现在只有宋欣周一人。当然也有在发展中不断壮大的，绿网的工作人员李媛向记者介绍到：“绿网是1999年成立的，2001年到2002年开始有基金会资助，但是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志愿者。虽然这时候有少部分的经费来源，但是志愿者不但不拿工资还要投入时间和金钱。到2004年开始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和一个兼职的协调人。从2005年到2006年绿网扩大了两倍的人力资源，有了5个专职人员和2个兼职人员。”

　　李媛说：“绿网的工作人员虽不多，但是它是年轻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一点瀚海沙的周维也有同感，但她也同样看到了小机构的困惑。“小机构的人员少所以项目也相对较少，一个项目的周期是两年，经费在20万到30万左右，但是项目制使小型机构运作缺乏灵活性，因为项目经费基本都是专款专用的，支持行政、志愿者活动和机构发展的费用是有限的。”但是为了使组织能更好地发展李媛认为：“组织规模的扩大应该和组织制度的完善保持同步，在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盲目扩大组织规模会使组织变得很混乱。”

　　人手不够，但决不盲目招人

　　环保NGO的工作人员并不多，这在工作时也会有一定的阻碍。瀚海沙的周维就举例说：“就拿我们在做支持草根项目时接触的组织来说，他们都是有很多想法的，每一个想法都很丰富，可是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机构只有两个人。正在成长的机构面临的不只是缺钱的问题，如果他们需要多少资金就可以获得多少的话，那样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这两个人都累死了，二是他们哪个项目都做不好。对于瀚海沙来说也有同样的困惑。我们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在做项目时只能去权衡哪一个更重要。”

　　“虽然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盲目地招人”。周维强调，“不盲目招人是因为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费用，如果需要一个行政助理就马上招来了，但是因为我们费用的不灵活，无法支付他的报酬，那么我给他的工资就有可能开不出来了。再有不盲目还体现在质量上，我们要找到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在寻找合作伙伴时，都会先让他们做半年的志愿者或半职人员，以这种形势对整个组织的理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熟悉工作。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像一般的企业或者大的机构，我们希望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相近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分享更多的东西。所以就目前组织的发展来说，盲目扩大人力资源并不是一件好事。”

　　李媛也认同这个观点：“组织的规模应该和组织的制度完善一同向前走的，而不要盲目地去扩大组织规模，因为在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会使组织变得很混乱。”

　　没注册，社保不好上

　　记者走访的四家驻京环保NGO的员工工资有的在1000元/月左右，有的在2000元/月左右，瀚海沙的工资要与基金会协商决定，因为不同的基金会认可的工资水平是不同的，但是也可以保证每个月的工资在2000到3000块钱，在那工作的周维觉得这个数目能够满足自己的开销。

　　谈到在环保NGO的员工没有福利保障时，绿网的李媛向记者解释道：“因为只有注册了的组织，作为被社会认可的一个单位才有可能给员工上社会保险。而我们组织没有注册，因此要是想上社保的话，需要由个人来承担全部费用。相比较而言，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买商业保险。就我个人来说，目前商业保险我也没有上。虽然基金会给的项目工资里包括300元的保险补助，但是目前我觉得根据我的经济状况，每个月的这300元保险补助我更愿意留下来花了，而不是去买这份保障，也许以后我会考虑。”

　　瀚海沙则是采用向基金会申请在项目里设意外伤害保险，另外还申请了每个月500元的“公共保障基金”。“我们把这笔钱存在机构里，制定管理和使用制度，由我们5个人共同管理形成了一个内部的保障基金。”

　　“国人为什么很少支持自己的草根组织？”

　　瀚海沙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跟他们理念相近、关注问题相同的基金会或发展机构。李媛在介绍绿网的经费来源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很少。企业的捐助也非常少。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注册，企业会考虑捐款是不是可以减税。与此同时，环保NGO在接受企业捐款时也很谨慎，要考虑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和目的。是他们真的意识到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还是只是想扩大企业的信誉度，为自己做广告宣传。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它的产品是否是环保的。绿网有很少部分资金来源于个人捐助，而最大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香港和国际基金会。”李媛有些困惑：国人为什么很少支持自己的草根民间组织？“我现在还没弄清楚，是不是国人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还是说大部分的人意识淡薄？另外我想是不是在制度上也还不够健全？”

　　中国渐富，

　　获取国际资助渐难

　　绿十字从成立到现在得到过基金会支持的仅有三次，“去年除了基金会资助我们的，我们还亏了十万多，最后我们是向外地一个培训学校借了五万块钱，才维持了下来”。荣尊堂语气凝重地说，“目前国外基金会的原则是支持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慢慢发展起来了，他们的资金在向其他国家转移，所以现在申请是越来越困难了。而且民间组织也比较多，尤其草根式的环保NGO又是最多，但是基金会毕竟是有限的，所以申请项目也不是很容易。比如有十个组织同时向基金会申请，最终只可能批准两个，不可能都支持的。”

　　如果有一天国际组织停止了对中国NGO的资助，那么它们又将如何生存下去呢？而且目前接受国际基金会的资助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国际基金会不太了解中国国情，他会支持你做项目，但是做项目的同时，要求我们要有自己的配套资金，但是像我们这些‘草根’组织，完全是靠自己筹资的，根本不可能有配套资金。有的基金会申请项目时有固定格式的申请表，其中费用预算支出中有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一栏，如果你后两项是空白的，那国际组织是不会同意这个项目申请的。”绿十字的荣尊堂无奈地说。

　　因此为了不依靠他人，能自食其力，绿十字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向基金会和企业申请资助的同时，还自己想办法找出路，希望在生存上闯一条路来自己养活自己。比如做一些可以营利的公益项目，可能这种做法有些NGO不太理解，认为NGO就应该是非营利的。但是如果有营利了，我们也会把这些钱放在机构里为下一个项目服务，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总之，我们是想通过多种渠道，尽可能多地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注册登记：

　　最大的困惑

　　环保NGO普遍认为，上述问题还可以自己解决，寻找办法，但是注册是他们最大的困惑。没有明确、合法的身份就给他们的工作带来阻碍，所以注册登记成了解决环保NGO生存问题的症结。

　　“对于绿色北京，资金还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登记注册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是问题了，比如我们要如何去筹资呢？我们在民政部没有登记，而只是挂在一些机构做了会员单位(绿色北京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理事单位)。你说这种身份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也使环保NGO的社会公信度不高，绿网的李媛也无奈地说：“向基金会和企业申请项目时，有些会在意你是不是注册单位。进入社区开展工作时也遇到过被问：‘你们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资质？属于哪个部门管？’等等。”

　　既然没有合法什么会带来这么多的不便，那就去登记好了。李媛叹叹气说：“哪有那么容易。对于环保NGO的注册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在民政系统注册成民间非营利组织，另一种是在工商注册成企业单位。但是无论是哪种途径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容易。民非注册主要是有政策的限制，民间组织法规定，在同一地域同一性质的组织只能注册一家。另外在民非注册需要找挂靠单位，而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我们挂靠在他下面的话，他要费很多精力和人力来监督我们在做什么，这样会消耗许多管理成本。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政府部门挂靠。另一种在工商注册的话需要缴税，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本来我们就是非营利的。因此我们还是想等国家制度比较完善了，对我们没有那么多限制的时候去注册民非。

　　“其实民间组织是协助政府和帮助政府的，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所以这些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环保NGO的角色就是在帮助政府完善社会发展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不多给予我们支持呢？”

　　绿十字也认为要想解决环保NGO生存困难的问题，是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支持的。“首先是政府不要对环保NGO有认识偏差，我们是在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我觉得民政系统可以对在民间组织进行考核，我们做了什么事都可以得到检查和监控，企业可以倒闭，民间组织越轨也可以受到制裁啊，这样也利于那些好的组织有更好的发展。另外我们经费不稳定也是因为政府没有一个制度环境来保护，我们做一些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益的工作，做得好，政府应该可以买我们的服务，但我们都没有这么幸运。比如我们原来在恒基中心有一个公益柜台，是一个宣传推广再生纸制品和其他环保产品的很好的一个窗口，对宣传绿色北京、绿色奥运和资源回收再生利用都十分有意义，恒基的老总也很支持我们，把柜台免费租给我们用。但是后来因为恒基的老总换人了，新的老总不再支持我们。因为这个柜台本身就是非营利的，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只好撤了。”

　　面对环保NGO今后的生存发展，宋欣周认为：“在全球都倡导环保的背景下，我们是很有发展机会的，但是我国政府对环保NGO的支持还是不够。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没有严格的法规规范，这对环保NGO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和帮助。而且由于没有生存空间，许多环保NGO都是倒一个再起一个，这样只是数量多，而影响力不大，自身的素质也得不到提高。我个人认为这对环保NGO的发展不利，使大多数还停留在1998到2000年的水平。”

　　提高信誉，NGO自寻出路

　　环保NGO想要生存发展，还需加强培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瀚海沙的周维觉得除了在生存上有困难，还有在实施项目时对自己的突破。“2004年我在做支持草根时真的很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一开始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基金会总是给我们提问题，让我们不断修改，后来发现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现在每做完一个项目我们都会沉下心来思考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所以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花时间去学习。”

　　如果想和基金会或是企业有长期的更好的合作，除了项目要不断有进展外，在资金管理上也很重要，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信誉。在实施项目时不能乱用项目款，要严格按照计划书里面写的去做，如果有变动要及时与资助方沟通，说明为什么变更计划。所以诚信对我们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媛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