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是一种科学发展

　　历史建筑保护是科学发展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 毛佳樑

　　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其实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历史和未来如何协调。上海在近现代有许多中国文人住过，我们走到山阴路就会想起鲁迅，走到多伦路就会想起那么多的文人。如何有效协调这些地域的历史和未来，值得认真研究。调查显示，外国朋友对上海最认可的三个地方，一是豫园，二是外滩，三是新天地。我想，上海着力建设“四个中心”，同时也应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

　　上海的石库门，就是具有浓厚城市特点、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建筑典范。它中西并蓄，充分体现了上海处于中国儒家文化边缘的地域特色；它花费不大而时尚，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的特点；它的弄堂式建筑，既有传统特色又契合时代，弄堂里小女孩跳跳皮筋、小男孩摆摆香烟盒子，碰到事情一起上，而现在许多建筑让小孩一个人关在家，社会责任感会减退。建筑有亲和力，有利于和谐社会。

　　时代发展到今天，大拆大建的高潮应当基本过去。当前特别要避免在乡镇出现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上世纪90年代土地批租、危简棚改造，如今提升城市功能的世博会，拆建是需要的。而在总体上，我们已经进入城市总体规划有序推进的阶段，要考虑城市的长远利益和市民的根本利益。

　　对城市建设，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不要认为兴建、扩建才是发展，保留、保护同样也是发展。而且在新的时期，如何更和谐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是更有内涵的发展。继承历史文化精髓，能更好地体现城市形象和文化内涵。不应再以数量、速度取胜，要体现质量、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一次，坐到一起，专家学者、房产商与政府管理者三方聚首，共话城市历史建筑保护。

　　第一次，不约而同，一个时代新发展催生的新思路成为三方共识：保护，也是一种发展。

　　春光五月，坐而论道，在市规划局日前召开的城市规划沙龙之“城市设计与历史建筑保护”主题会上，大师新锐共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新思路。

　　城市独特活力之源

　　罗小未（教授、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我们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认识，应该不仅仅看作是为了文化的留存，也应该不仅仅看作是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而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它其实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元素，是一座现代城市形成自身特色和活力的一个元素。我自己最初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感情的角度、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去呼吁历史建筑保护的。后来我一点点地认识到，其实正是这些保护下来的历史建筑，维持了城市的特点，成为城市独特活力的发展元素。

　　阮仪三（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确，我们对于城市遗产的认识，不应该再仅仅看作是一种保护，而应看作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特色的资源。纽约著名的SOHO区，30多年前还是一大片破败的老厂房、旧仓库，随着一些贫穷艺术家入驻开办工作室，画廊、时尚商店等跟着进入，如今SOHO已成为美国现代艺术的代名词、世界创意产业的策源地。这在上海也已经有了，莫干山路50号、泰康路，现在就是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历史建筑已经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动力和要素。

　　乐星（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两周前，我一位外国建筑界朋友来上海，电话里特地给我开了张单子，说要看看上海的知名新建筑，结果从浦东机场一路看到市中心宾馆住下后，他说新的不看了，只去豫园和上博。我想，我们需要有城市特点、有历史味道、有独特价值的东西，而历史建筑正能起到重要作用。

　　城市呼唤“一律千篇”

　　卢济威（同济大学教授、城市设计权威学者)：大家谈到历史建筑的保护也是一种发展，我听了很高兴，这是走在前列的。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应当重点研究在建设中、发展中的保护。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对城市发展进行设计时，也要纳入历史建筑的保护，这和道路、绿化、供电一样，都是城市的一个元素，而且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元素。城市的各个要素必须整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优化效果。

　　张松（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外也存在“城市特色危机”问题。城市不应“千篇一律”，而应“一律千篇”。上海每一处都应该不一样，每一幢房子都应该争相斗妍。这就是城市特色的多样性。

　　罗小未：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对历史建筑保护的认识，大体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在意大利罗马，全城保护古建筑，主要就为留存古代罗马拉丁文化的辉煌；后来到19世纪，巴黎城市大改造，主持规划的警察局长奥斯曼就把历史建筑的保护融入新城市特色的建造中，由此产生了一个既时尚现代又富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都市。这一思想影响深远，成为欧洲城市现代化改造一大流派。

　　阮仪三：至今200年了，巴黎一点不落伍。欧洲许多城市的政府机关都是在老房子里办公，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骄傲。新的城市发展，呼唤历史建筑的独特光芒。

　　马成樑（上海实业（集团）公司副总裁）：历史建筑有什么好处？我举个例子：东大名路上有一幢老房子，是我们上实的根，1923年的一个仓库。那次上海历史博物馆搬迁，翻出一张这幢房子的老照片，我们就花了10万元买下，贴在大堂正中，向来宾说明历史。城市是需要历史的，你看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其实根本是没发生过的传说，可依然让人们向往。

　　新生活是最重要的发展

　　罗小未：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它把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现代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了。典范的巴黎，围绕历史建筑建造平民大街，让市民生活有了更加独特非凡的载体，城市因此而独具活力。

　　阮仪三：相反在我们有些老街区，并不需要全变成商店旅馆的，却依然把住户居民统统赶走。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并不等于保护就是为了赚钱。我们所说的发展，指的是市民的新生活，而不仅仅是城市街区的新景观、新商业。

　　耿毓修（市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上次我去澳大利亚，飞机上放了一部旅游短片介绍上海。我一看，其中大约60%的画面全是城隍庙、外滩，拍摄的不光是建筑，还有生活，包括城隍庙的糖人摊贩。真正打动人心底里的，是生活。

　　乐星：今年初去柏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政府规定市中心商业新建项目，必须维持20%的混合居住。这当然带来许多技术性问题，但柏林规划局的观点是，不能因局部短期的困难而妨碍整体的高品质的生活，因为市民的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发展。

　　张松：历史保护与旧城改造，注定要成为城市新发展的重要一环，必须结合每个老百姓的生活，这样的城市才有活力，才是真正在培育而不是短期的打造。

　　卢济威：成功的城市景观不应忽略人的活动，全世界重要的CBD地区都建设了地下步行系统或是二层活动系统。城市空间只有被城市生活者认同才有意义，城市居民所喜爱的城市空间才是好的空间，否则再漂亮也是“不良空间”。

　　城市需要“非匀质”

　　耿毓修：我从上世纪60年代工作至今，可以说，现在是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与发展方面做得最好的时期。我们已开始认识到，城市是一个系统，应该系统设计。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放到整个城市的系统发展当中去。

　　卢济威：可以采取多种模式进行保护。比如靠功能置换吸收社会资金，也可采取新老建筑结合的方式；可以把新建筑放到旧建筑的地下，或者将新建筑放到旧建筑的内部。卢浮宫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的规划部门，应鼓励多种模式的创新，当然落实时必须通过专家论证。总之，城市需要“非匀质”的效果。

　　乐星：新天地的开发成功，也可以看作一个可行的模式。从事房产开发的不能一味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要多理解对方的困难。只要思想统一了，真正愿意用心去找结合点，保护与发展完全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罗小未：记得是三四年前吧，有一处楼盘开发，外国设计方要把一座老花园住宅拆掉。当时我就对他们说，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为你的楼盘增色。我在日本就看过，一处楼盘住宅保留了一幢老寺院，结果整块地盘都增值，大家来了都要去庙里看一看。其实只要用点心，找到结合点，保护是完全可以带给你利润的，而且价值很大。过去我们总以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其实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圆明园路上的安培大楼。安培大楼原为安培洋行（瑞士），建于1908年，砖木结构，立面局部采用变形的古典符号装饰。入口间强调竖向构图，饰有一半圆形挑出窗。清水红砖墙，砖工极精细。

　　思南路街头一角风味独特。上世纪20年代初，在思南路建成的23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形成这个街坊的居住主体，也是上海西方花园住宅建筑较早也较典型的例子，其由多个花园形成的共享绿化空间是极为独特的。

　　本报记者 郭泉真 张奕

　　历史建筑保护是科学发展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 毛佳樑

　　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其实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历史和未来如何协调。上海在近现代有许多中国文人住过，我们走到山阴路就会想起鲁迅，走到多伦路就会想起那么多的文人。如何有效协调这些地域的历史和未来，值得认真研究。调查显示，外国朋友对上海最认可的三个地方，一是豫园，二是外滩，三是新天地。我想，上海着力建设“四个中心”，同时也应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

　　上海的石库门，就是具有浓厚城市特点、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建筑典范。它中西并蓄，充分体现了上海处于中国儒家文化边缘的地域特色；它花费不大而时尚，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的特点；它的弄堂式建筑，既有传统特色又契合时代，弄堂里小女孩跳跳皮筋、小男孩摆摆香烟盒子，碰到事情一起上，而现在许多建筑让小孩一个人关在家，社会责任感会减退。建筑有亲和力，有利于和谐社会。

　　时代发展到今天，大拆大建的高潮应当基本过去。当前特别要避免在乡镇出现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上世纪90年代土地批租、危简棚改造，如今提升城市功能的世博会，拆建是需要的。而在总体上，我们已经进入城市总体规划有序推进的阶段，要考虑城市的长远利益和市民的根本利益。

　　对城市建设，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不要认为兴建、扩建才是发展，保留、保护同样也是发展。而且在新的时期，如何更和谐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是更有内涵的发展。继承历史文化精髓，能更好地体现城市形象和文化内涵。不应再以数量、速度取胜，要体现质量、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一次，坐到一起，专家学者、房产商与政府管理者三方聚首，共话城市历史建筑保护。

　　第一次，不约而同，一个时代新发展催生的新思路成为三方共识：保护，也是一种发展。

　　春光五月，坐而论道，在市规划局日前召开的城市规划沙龙之“城市设计与历史建筑保护”主题会上，大师新锐共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新思路。

　　城市独特活力之源

　　罗小未（教授、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我们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认识，应该不仅仅看作是为了文化的留存，也应该不仅仅看作是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而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它其实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元素，是一座现代城市形成自身特色和活力的一个元素。我自己最初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感情的角度、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去呼吁历史建筑保护的。后来我一点点地认识到，其实正是这些保护下来的历史建筑，维持了城市的特点，成为城市独特活力的发展元素。

　　阮仪三（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的确，我们对于城市遗产的认识，不应该再仅仅看作是一种保护，而应看作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特色的资源。纽约著名的SOHO区，30多年前还是一大片破败的老厂房、旧仓库，随着一些贫穷艺术家入驻开办工作室，画廊、时尚商店等跟着进入，如今SOHO已成为美国现代艺术的代名词、世界创意产业的策源地。这在上海也已经有了，莫干山路50号、泰康路，现在就是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历史建筑已经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动力和要素。

　　乐星（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两周前，我一位外国建筑界朋友来上海，电话里特地给我开了张单子，说要看看上海的知名新建筑，结果从浦东机场一路看到市中心宾馆住下后，他说新的不看了，只去豫园和上博。我想，我们需要有城市特点、有历史味道、有独特价值的东西，而历史建筑正能起到重要作用。

　　城市呼唤“一律千篇”

　　卢济威（同济大学教授、城市设计权威学者)：大家谈到历史建筑的保护也是一种发展，我听了很高兴，这是走在前列的。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应当重点研究在建设中、发展中的保护。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对城市发展进行设计时，也要纳入历史建筑的保护，这和道路、绿化、供电一样，都是城市的一个元素，而且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元素。城市的各个要素必须整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优化效果。

　　张松（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外也存在“城市特色危机”问题。城市不应“千篇一律”，而应“一律千篇”。上海每一处都应该不一样，每一幢房子都应该争相斗妍。这就是城市特色的多样性。

　　罗小未：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对历史建筑保护的认识，大体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在意大利罗马，全城保护古建筑，主要就为留存古代罗马拉丁文化的辉煌；后来到19世纪，巴黎城市大改造，主持规划的警察局长奥斯曼就把历史建筑的保护融入新城市特色的建造中，由此产生了一个既时尚现代又富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都市。这一思想影响深远，成为欧洲城市现代化改造一大流派。

　　阮仪三：至今200年了，巴黎一点不落伍。欧洲许多城市的政府机关都是在老房子里办公，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骄傲。新的城市发展，呼唤历史建筑的独特光芒。

　　马成樑（上海实业（集团）公司副总裁）：历史建筑有什么好处？我举个例子：东大名路上有一幢老房子，是我们上实的根，1923年的一个仓库。那次上海历史博物馆搬迁，翻出一张这幢房子的老照片，我们就花了10万元买下，贴在大堂正中，向来宾说明历史。城市是需要历史的，你看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其实根本是没发生过的传说，可依然让人们向往。

　　新生活是最重要的发展

　　罗小未：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它把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现代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了。典范的巴黎，围绕历史建筑建造平民大街，让市民生活有了更加独特非凡的载体，城市因此而独具活力。

　　阮仪三：相反在我们有些老街区，并不需要全变成商店旅馆的，却依然把住户居民统统赶走。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并不等于保护就是为了赚钱。我们所说的发展，指的是市民的新生活，而不仅仅是城市街区的新景观、新商业。

　　耿毓修（市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上次我去澳大利亚，飞机上放了一部旅游短片介绍上海。我一看，其中大约60%的画面全是城隍庙、外滩，拍摄的不光是建筑，还有生活，包括城隍庙的糖人摊贩。真正打动人心底里的，是生活。

　　乐星：今年初去柏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政府规定市中心商业新建项目，必须维持20%的混合居住。这当然带来许多技术性问题，但柏林规划局的观点是，不能因局部短期的困难而妨碍整体的高品质的生活，因为市民的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发展。

　　张松：历史保护与旧城改造，注定要成为城市新发展的重要一环，必须结合每个老百姓的生活，这样的城市才有活力，才是真正在培育而不是短期的打造。

　　卢济威：成功的城市景观不应忽略人的活动，全世界重要的CBD地区都建设了地下步行系统或是二层活动系统。城市空间只有被城市生活者认同才有意义，城市居民所喜爱的城市空间才是好的空间，否则再漂亮也是“不良空间”。

　　城市需要“非匀质”

　　耿毓修：我从上世纪60年代工作至今，可以说，现在是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与发展方面做得最好的时期。我们已开始认识到，城市是一个系统，应该系统设计。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放到整个城市的系统发展当中去。

　　卢济威：可以采取多种模式进行保护。比如靠功能置换吸收社会资金，也可采取新老建筑结合的方式；可以把新建筑放到旧建筑的地下，或者将新建筑放到旧建筑的内部。卢浮宫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的规划部门，应鼓励多种模式的创新，当然落实时必须通过专家论证。总之，城市需要“非匀质”的效果。

　　乐星：新天地的开发成功，也可以看作一个可行的模式。从事房产开发的不能一味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要多理解对方的困难。只要思想统一了，真正愿意用心去找结合点，保护与发展完全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罗小未：记得是三四年前吧，有一处楼盘开发，外国设计方要把一座老花园住宅拆掉。当时我就对他们说，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为你的楼盘增色。我在日本就看过，一处楼盘住宅保留了一幢老寺院，结果整块地盘都增值，大家来了都要去庙里看一看。其实只要用点心，找到结合点，保护是完全可以带给你利润的，而且价值很大。过去我们总以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其实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圆明园路上的安培大楼。安培大楼原为安培洋行（瑞士），建于1908年，砖木结构，立面局部采用变形的古典符号装饰。入口间强调竖向构图，饰有一半圆形挑出窗。清水红砖墙，砖工极精细。

　　思南路街头一角风味独特。上世纪20年代初，在思南路建成的23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形成这个街坊的居住主体，也是上海西方花园住宅建筑较早也较典型的例子，其由多个花园形成的共享绿化空间是极为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