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意　一份资源　一种探索永胜１０年扶贫模式初探

　　宣明会与协会办公地点外景

　　简陋防震棚中，项目官员看望孩子们

　　游客在丽江古城永胜之窗选购手工产品

　　1996年丽江“2·3”大地震发生后，邻县永胜迎来了一个国际民间组织——世界宣明会。此后10年，宣明会由赈灾救援、恢复重建，到以“儿童为本，区域发展”为主题开展的扶贫开发行动，使一家全球知名的大型慈善机构，一个贫困县县政府联动扶贫的“双人舞”一跳就是10年。

　　近日，见证、伴随项目一路走来的各级政府官员、宣明会项目官员以及实际受益的当地农民，在偏遥小城永胜总结回顾了项目10年所走的路，不但吸引了国务院扶贫办官员、来自国内ＮＧＯ研究的顶级专家，扶贫开发的“永胜模式”也由此提出。专家学者与当地农民共同探讨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等话题时评价，研讨会层次之高，令人不可思议：“即使是国内顶尖的学术研讨会，探讨的也是这些内容。”

　　研讨会当天早上，沈海涛的女友来永胜看他，但他整个上午都在开会，下午还要主持论坛。直到晚上7点半，沈海涛才冲到亲戚家，把等了近12个小时的女友领了回来。“女友生气了吧？”记者问。“没有啊，她觉得慈善事业挺神秘，不是谁都能做的。”沈海涛挺得意。

　　沈海涛，丽江市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办公室主任，26岁，壮硕的彝族小伙子，在体校打过篮球队前锋，举重拿过省里的铜牌。16岁时经历了丽江“2·3”大地震；19岁作为贫困师范生，接受世界宣明会资助；21岁起在宣明会做义工，次年参与筹建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10年来，这个小伙子与世界宣明会永胜项目办同步成长，算得上是“永胜模式”最好的见证人。“我现在工作很苦也很自豪，但我觉得自己比所有同学都混得好，比他们丰盛。”沈海涛说。

　　ＮＧＯ救援贫困县“香港大老板”来到地震前沿

　　1996年丽江“2·3”大地震每日一报的灾情，将全球的目光迅速汇聚而来，10天后，全球最大的国际救援与扶贫发展机构之一世界宣明会从香港派出紧急救援人员赶赴丽江。这是当时第一家灾后抵达的ＮＧＯ（国际民间机构）。当时尚没有救援机构关注到同样受灾的永胜，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的李树芳建议宣明会“到永胜看看”。

　　永胜县教育局副局长子仁鼎这样回忆接待情景：“县里叫我去接香港来的大老板。车子停下，看一个不像，看一个不像！”而正是这几位朴素的客人“拓荒式”考察，让宣明会在永胜一驻就是10年，先后为灾区重建投入了656万元人民币的救援款。

　　一所所学校在废墟中拔地而起，一袋袋大米被宣明会项目官员亲自扶上灾民肩膀。沈海涛当时还在上初中，偶尔在救援物资麻袋的标识上认识了“世界宣明会”。他模模糊糊地知道，那是一些好人在做好事。

　　新工作方式精打细算的“财神爷”

　　1997年，一年多的赈灾已近尾声。双方几乎同时体会到了——灾难背后更为严峻的贫困。当年7月，宣明会中国办事处与永胜县政府共同设立了世界宣明会永胜项目办公室，长期扶贫发展工程启幕，涉及校舍建设、科技扶贫、小额借贷等项目。

　　子仁鼎起初也对这种“天上掉的馅饼”表示怀疑，对重建计划并不上心，尽管“香港大老板”第一天考察就答应他重建小学，3月3日就签下协议。他没想到的是，3月19日对方就派人“落实”来了，“我告诉他学校有600平方米，他一听说不对吧，一口就报出准确数字来，原来他们之前早做过实地调查，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随后子仁鼎被要求“以后数字一定要真真实实”，“3块钱的东西花5块钱买来，要讲出理由来”……

　　子仁鼎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动，认为这种精准得稍显吝啬的工作方式“从没见过，很特别”。之后的合作中，作为“财神爷”的港方工作人员，蹲在校址不厌其烦地算了整整3天，瓦片、砖头、钉子用量都一清二楚。晚上还要核实数据，蜡烛燃完了就用手电筒。

　　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会长杨正和对宣明会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同样深有感触：“与内地常规的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工作也相当细化，发个喷雾器还一定要教会村民使用。”同宣明会的几次合作后，杨正和作出决定：“退休后就到宣明会做一点与原来不同的事，哪怕只当一名义工。很多事情，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愿意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看看他们是怎么到最边缘的地方，去填补我们那些扶贫空白的。”

　　李树芳当年参与考察宣明会，对它的特点如数家珍：经济上实力强，纯粹的非政府机构，善款都是海外的普通人几块、几十块、几百块凑起来的，因此一分一厘都相当珍惜；规模比较大，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办事机构，每年可融资上百亿。

　　直接与宣明会接触的永胜县政府官员也受到震动：宣明会很多理念以前从未见过，与这些项目官员接触，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思维上和工作方式上都有着很大的改变。

　　扶贫要扶质相互观望，不如共舞一曲

　　1997年10月，基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永胜县成为国家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和世界宣明会共同确定的“儿童为本，区域发展”在中国实施的两个试点县之一。六德、羊坪、片角、大安等4个项目乡获得了农林牧、环保、卫生等方面的资助。宣明会开始在当地收集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代表童”资料，同时对在读的贫困大中学生进行资助，当时在丽江师范学院读书的沈海涛就是其中之一。

　　4年的受助，沈海涛心里充满了感恩。2001年，他报名成为宣明会的一名义工，在家乡一干就是3年，跋山涉水做调查，教乡亲们说汉语，给孩子配电脑，没有收过一分钱。他说：“我是羊坪第一批出来的读书人。我特别感激宣明会对我的帮助，更感激它愿意留下来长期帮助我的家乡。”

　　一个国际知名ＮＧＯ，为何选定一个偏远县做项目？永胜项目办原项目官员、现宣明会中国区副总监王超说，政府的开放态度正是留人关键。由政府派到宣明会永胜项目办的部分工作人员领的都是政府工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2002年，在宣明会的倡导和支持下，永胜县有了村民自己的ＮＧＯ——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从筹建到成立，沈海涛一直参与其中，他自诩为“最原始员工”。杨正和此时也已退休，被村民推选为协会会长。

　　这是一家与成熟ＮＧＯ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设计的本土ＮＧＯ。实行严格而清贫的财政管理：差旅自费；伙食费一天不超15元；在村民家吃饭要给钱……杨正和说，这种国际ＮＧＯ、本地ＮＧＯ、地方政府联动扶贫的模式，在国内尚属首创。他称之为“一个创意，一份资源，一种探索”，即：背靠国际民间机构，依靠本地社区成员为资源；民官合作为创意，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历史上，当地彝族山区由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思想上仍有落后因素，如何让村民接受民主新观念，是一种探索。

　　据了解，为满足更多贫困山区群众发展的需要，扩大项目受益人群，永胜县政府目前与宣明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原定于2008年结束的永胜项目延至2015年。王超介绍说，宣明会最终是要撤离的。他希望本地ＮＧＯ（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尽早接棒，承担起更多责任。“协会还有一些长路要走，但是学习过程不可替代，他们必须自己破茧，宣明会只能催化和协作。”他说，“我们不论是与政府，还是与协会，关系都不是依赖与被依赖，而是共存。”

　　外界喝彩众说纷纭“永胜模式”

　　十年项目回顾会上，云南省民政厅原副厅长李树芳将宣明会永胜项目的十年历程概括为4个阶段——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社区扶贫和培养后继。同时指出，“永胜模式”的核心是：非政府机构和政府机构在互相信任、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基础上共同运作，这在全国都有示范效应。

　　前往永胜参加项目十年回顾的国务院扶贫办有关人士也对“永胜模式”表示了赞赏。认为永胜扶贫开发模式在全国有着积极的引导和借鉴作用。特别是出资方、协助方、全方位参与的方式值得提倡。国家扶贫开发纲要中，已正式提出引导ＮＧＯ参与政府扶贫开发项目，永胜样板可以作为经验总结推广。

　　永胜县副县长杨永忠则这样诠释“永胜模式”：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合作的一种比较好的模式。政府、非政府、社区三位一体共谋县域发展，核心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合作，共同目标是助推贫困地区发展，合作成功的关键是相互信任。他还将两者的关系定义为“互补的合作伙伴”。“现在倡导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永胜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力量各司其职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学者和高层中讨论得多一些，遗憾的是，不少基层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王超认为，“永胜模式”的要素有3：开放态度、观念转变、共享愿景，3方面都做到了，就能达到前沿水准。“永胜是一个偏远县，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发展程度很高，有非地性窗口性质，超过一些经济强县。”他还认为，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这种极为草根的ＮＧＯ相当典型，它不同于世界银行等高高在上的大型机构，而是一种“委身于贫穷人”的机构。关于这类机构在中国的发展，永胜“提供了素材，但还不是答案”。

　　□ 本报记者锁华媛周欣摄影报道（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