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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还是不救 这是个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4日02:07 海峡都市报

  核心提示

  当衣服凌乱的少女扒着车窗呼救时,是否要伸手相助?几位职工目击到惨剧初发生的一瞬,他们曾电话报警,但错过了拯救3名少女的最佳时机。事后,他们遭遇到舆论、伦理和内心的多重拷问。

  4月1日晚10时许,安溪6名男子将该县3名少女约出,在蓝田水电站盘山公路欲行不轨。在向路过的水电站职工求救未果的情况下,两名少女为保贞节纵身跳崖,造成一死一伤(本报4月4日起曾作连续报道)。

  昨日,记者再次联系安溪有关部门获悉,6名涉嫌强奸的嫌疑人,仍有4人未能归案,抓捕归案的苏某山等两人已被以涉嫌强奸批捕。而事件中受伤和受辱的少女苏小华、苏小琴(化名),据其邻居称“一直待在家里,过着平静生活”。

  噩梦失眠 困扰电站职工

  33岁的苏伟权最近经常失眠。以往的晚上,他脑袋挨了枕头不久就能沉睡,但最近一个月来,他入睡不久就梦见有人落水呼救,接着是在半夜猛然醒来。苏伟权的同事王双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苏伟权是蓝田水电站的一名发电机组运行工人。他失眠的原因,和王双源以及另外3名电站职工一样,都来自于他们最近背上了“见死不救”的恶名。“别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双眼有些浮肿的苏伟权在自己的宿舍感叹,“这种感觉真是不好受。”这一切都要源于4月1日晚的遭遇。

  事后,苏伟权告诉记者,4月1日晚回到宿舍后,他辗转难以入睡。几个女孩儿哭喊的声音好像始终盘旋在周围的寂静中,辗转反侧许久,苏伟权干脆起身穿好衣服去了电力公司的办公室,“我始终睡不着,一直想着这个事情,干脆去办公室把今天的电度填写了”。

  王双源同样没能睡着,躺在床上,王双源拿着手机反复地翻看通话记录,“我确定自己报过警了,我的做法是对的。”一直到深夜,时睡时醒的王双源都在这样安慰自己。在办公室填写电度表时,苏伟权还在想,至少警察应该出发去救人了。实际上,王秦丽和苏小华已经在这时候纵身跳崖了。

  内心挣扎 车子最终离去

  经过这段时间的多重拷问,苏伟权和王双源向记者讲述了整个事发经过。

  电站员工宿舍在十多公里外的蓝田镇上,公司为晚上下班的工人安排面包车接送。和苏伟权、王双源一起返回镇上的,还有另外两名同事,开车的司机姓陈。当晚11时,面包车开出了水电站大门。

  当面包车开到苦坑山顶时,急刹车使昏昏欲睡的苏伟权一个激灵。他回忆说:“我们一开始都以为遇上抢劫了。”灯光照射下,苏伟权才看清车前跑来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孩儿(即苏小华),脸上满是惊恐。面包车的车门被人撞得发出沉闷的响声,苏伟权忙隔着玻璃看,又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儿(即苏小琴),双手扒住车门,嘴里在不住地哭喊,大叫“开门,开门!他们要强奸我,救救我,让我上车”。

  苏伟权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手就抓在门把上,但他拿不定主意,“她想上车”,苏伟权转头对车内的人说,但没有一个人答话。“好像是强奸啊,要不要救她上来?”苏伟权转头询问坐在身边的王双源,手又扣住了门把手。“当时我是想开门拉她上来的,”苏伟权回忆,“但车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要问大家的意见。”仍然没有回答,两个男青年突然从路边的黑暗中冲出来拉住了苏小琴,将她抱离面包车。

  苏伟权有些着急,他探出头对一名男子说:“不要这样搞,这样不行的!”回过头他跟车里的人商量,“怎么办,要不要把她们救上来?”身旁的同事王双源没有答话,眼光明显也在其他几个人脸上扫动;姓程的同事一直没有表态,而另一名姓杨的女职工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

  苏伟权再把头探出窗外,苏小琴的一只手还死命地拉在车窗上,没等苏伟权说话,该名男子冲着车里叫道:“不要管闲事啊,没你们好处!”另外一个声音令车上的人更加害怕:“把家伙拿过来,看他们敢不敢下来!”

  “他们可能带了棍棒刀枪,我们赤手空拳打不过啊。”王双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打个比方,有人落水了,但是我自己也不会游泳,我也不能就这么跳下去啊。”司机老陈这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开门!”老陈开始挂挡,重新起动面包车。苏伟权转头看看车头前方,那个原本挡在路中间的苏小华已经被两个男人拖到路边去了。

  面包车慢慢向山下开去,却再也没停下来。不久,王双源拿出手机拨通了蓝田派出所的报警电话。据警方表示,接到报警之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巡查一个多小时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所以回到了所里。

  听闻死讯备受同事指责

  4月2日上午8时,一夜没睡的苏伟权在电站食堂碰到了王双源,他注意到王双源的双眼和他一样浮肿。“没睡好吗?”苏伟权问,王双源只是点了点头,却没答话。“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可能都没睡着,第二天见了面,大家都有心事。”苏伟权说,“心里始终不好受。”

  上午10时,苏伟权从同事口中得知,昨晚有两个女孩儿在苦坑山上跳了崖,现在村民正在电站外面找人。“一天没怎么好好干事情,过一会儿又去外面看看。”苏伟权回忆说,“心里面总希望那个女孩儿是跑到哪里藏起来了。”

  得知王秦丽死讯时,苏伟权在电站外看到了警车和拉起的警戒线。让苏伟权他们更加不好受的是同事们的议论,电站里年长的工人们公开在食堂里指责他们,“年轻人就是惜命怕事,那天换成几个老人,绝对下车把小孩救了”。听了同事的指责,苏伟权难受得几天没去食堂。

  王双源则开始重复地做那个奇怪的梦,有人就在他面前落水,呼救声总是在半夜里把他惊醒。王双源曾经试图向同事们辩解,“就比如有人落水,我又不会游泳,总不能就这么跳下去救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的解释,曾经参与建站的老职工张师傅就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车子又不大,两个人把住车门,谁冲得上来”,“只要救得一个人下山,再去派出所报案,那几个人就不敢对剩下的女孩儿下手”。

  心里憋闷的王双源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我们报警了”,他仿佛强调。他希望能听到妻子的意见,但妻子什么都没说。王双源告诉记者,他觉得心里更加空荡荡的。

  【专家分析】

  他们是“道德

  机会主义者”?

  在听完苏伟权和王双源等人未及时施救,并因此颇受谴责的事后,社会学者、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评价说:“我注意到电站职工事后的彷徨不安和周围社会对他们的指责。”袁岳说:“这其实就是道德作用方式的体现,道德的谴责机制正在起作用。”

  袁岳认为,道德的谴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当事人自己的良心谴责,一是社会谴责。而回看发生在安溪的这起惨案,面包车上的那几名电站职工正在同时受到这两种谴责的责罚。

  在拒绝救助面临强暴的少女之后,电站职工打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但袁岳仍然将这些逃离现场的人称为“道德机会主义者”。“事后感到不安,并试图补救和为自己辩解,说明你赞同帮助弱小的社会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实现的时候都是有风险的,但你又在进行风险判断之后选择了逃避,那么你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袁岳看来,“逃避了当时的风险,你就应当承担事后的谴责,这是非常公平的”。

  “我们都缺乏行动的勇气!”

  4月1日晚的苦坑山顶,面包车内的5个电站职工需要面对的是6个处于犯罪边缘的年轻人,“他们还声称带了家伙,我们打不过啊”,当晚车中的王双源为自己解释。

  但袁岳认为,这种辩解仅仅从职工自己的立场出发,在当晚的场景中,从电站职工的立场出发风险的确存在;但从3个被害人的立场出发,她们的危险更大,任何外界的帮助在此时都是极为宝贵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能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

  但袁岳同时认为,包括其自己在内,其他人都不具备特别充分的理由对电站职工的行为进行过多的指责。“我们都缺乏行动的勇气。每个人在指责见死不救的行为时,都必须自问,我面临这样的情况将怎么办。”

  袁岳说,他注意到在整个事件中,坐在门边的苏伟权其实萌发了行动的冲动,但几次都被群体的沉默所阻止。这其实是很多类似事件的一个缩影。“将责任分推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实际上就成了每一个人都不负责任”,而这类情形“必须用行动来作出改变”。

  一些专家还指出,见死不救的行为应予谴责,这是违反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道义准则的。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谴责上,立法、救助机制和社会保障等都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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