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状元村的辛酸史

　　核心提示

　　贫困还是这个村的面孔。干打垒的黄土上盖个茅草搭的顶，村里85%%就是这样的草屋，至少还有一半人没办法完全解决吃饭问题。用当地村民的说法是，每年三、四月断米的有一半以上家庭———那时正好存粮用完，新粮还没下来。时常要断盐的也有1\)3左右家庭，即使一包盐才1块钱。这就是贵州出名的状元村。

　　有两个疑问让这个村子引人注目:是什么因素让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意味着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总共出了500多个大学生？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出了这么多大学生的村子依然贫困？

　　A求生的出口

　　赵世琪说话很快，声音很大，一套套的很有逻辑。他几乎是用夸耀的语气回忆他用一辈子做出的这个决定。即使这样，赵世琪还是强调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投资，他更愿意对记者形容说是———“求生”。

　　事实上，状元村的故事恰恰是从这个家庭开始。正是有了赵世琪家的成功，才带动了村里许多人开始效仿。

　　1979年，根据赵世琪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1亩地一年最多产粮食600斤，也就是1亩土地大概就够一个人吃一年半。而困境在于，“我们是根据1979年人口数量分土地，每个人可以分1亩，这样可以生活下去。但是1979年后生的人是分不到土地，最倒霉的情况是夫妻两个在1980年有孩子，他们在1979年因为只有两个人头数，所以只分到2亩多地，如果他们生了4个孩子，那等于6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要是孩子结婚，各自又有了后代，那些地再一分，你说怎么过日子？而且，为了能在土地上有足够发言权，农村必须要生多个孩子，要不就会被欺负，甚至会被兄弟多的人家抢占土地。像我们这一代大都七八个孩子，这样下去能靠土地养得活吗？所以我当时想要赶紧找出路”。

　　1979底分地，当时他们家总共分到9亩多地。分地后赵世琪开始核算，算到几乎绝望，当时他家的孩子已经有一个在读高中还有三个在读初中，“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1毛、1毛1，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头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10块20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100多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学费”。

　　在那时候其他家庭选择的是让孩子辍学，他硬是坚持让孩子读书，就因为“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现在能熬过去，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赵世琪的举措开始引起大家注意应该是1982年，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赵代龄考上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学费6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大概30元，而国家当时的政策几乎都负担起来了，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200块钱，他一年回来几乎都没有用完”。1982年的时候还陪他大儿子去了一趟哈尔滨，“当时心里想，如果是这样，这几个孩子肯定都能送上大学，所以就觉得可以拿些钱到哈尔滨走走”。他一来一回总共就花了105块钱的路费，回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开头就是“我在哈尔滨看到”，结尾都是“所以还是读书好”。引得别人也心痒痒的。

　　“他们倒不是因为读书可以出去动心，而是读出去了一个人，竟然是由国家供，家里省了一张要饭的嘴巴。这点对农村人很重要，而且那时候大学毕业还可以国家安排工作，这样算起来就很划算，所以开始有人也跟着读书了。”赵世琪说。

　　不过赵世琪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学费开始涨。从几十块到1200再到2600再到4700元，特别是1992年之后”。1992年是他觉得日子最难过的一年。“1992年，老二和老三考上大学，当时大学学费已经要1200多元了，还有3个在读中学。从1982年学费开始涨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出路，我本来的打算是，干脆包产到户，老大毕业完后供老三读，老二供老四读。没想到，当时就老大一个毕业，月工资也才不到1000元，根本供养不了，所以那一年就去借高利贷，总共借了8000多元。”

　　“我们家算很幸运，熬过1992年，家庭计划就推行得比较顺当了。因为老大的工资开始涨到一个月1200元，老二毕业出来后，家里一下子就宽裕了。虽然到老四1996年上大学时候，学费已经到了2600元，但那时候老大老二老三都工作了，就让他们兄弟一个供养一个，我们老的就退休了。”到了2004年最小的孩子赵代滨大学毕业分派到云南玉溪工作，“我们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离开土地了，我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也够了。”赵世琪说。

　　B逐渐被教育卷进去的村庄

　　董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董通还是没能还清读书时借的贷款。

　　董通家是这个状元村另一个出名的状元家庭，他们家总共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他是1994年上的大学，当时的学费已经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读4年书父母从高利贷借了1.7万多元。“那时候家里一年种粮食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为了读书，我母亲试图去银行贷款，但贷款需要抵押，我们家的土房子太破了银行不肯，最后只好向私人借，利息是5%%，也就是100块一个月要还5块钱利息。等我毕业的时候利息几乎和本金一样了。”1998年刚毕业，董通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一个月收入才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涨到1000多元，“所以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还完”。

　　在他们家里难过的不仅是老大董通，还有他妹妹董会。董会是2000年考上大学，学费就要4500元，再加上生活费，总共借了1.2万元。相对幸运的是，她当时是找银行借贷，利息相对较少，“她现在在黔西一中教书，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只能是慢慢还了”。事实上在董通家，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董宇读到初中毕业，也贷了1万多元，不过他不是用它来读书，而是买了辆车在邻县的火电站拉煤渣，挣了些钱后，他又加贷款用6万元多买了辆大卡车，在村子里2001年才开发的煤矿拉煤，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

　　赵勇家算是第三代大学生家庭。赵勇和他弟弟都是在1979年后生的，所以家里只有父母分上的2亩地，“从小到大温饱一直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读书了，我和弟弟读书都是向亲戚们借的。”赵勇对记者说。到1999年赵勇读大学，学费已经要五六千元了，比较近的亲戚几乎都借光了，“你想想，农民的收入就这些，所以一个家庭大概能借到千把块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赵勇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让他们都能读书，赵勇的亲戚和他父母商量，帮忙贷到6万多元，把家搬到县城，在县城剧场旁边租了个小店，经营些杂货希望能由此赢利。“靠种田是根本没希望的，种田下去所有亲戚都要被拖下去。”赵勇母亲对记者说。现在这个小店扣掉租金和其他费用，一个月就600到800元左右的赢利，而赵勇的弟弟也在去年开始上大学了。

　　赵勇今年就要从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压力很大，“现在大学生工作非常难找，而且我背后是一个家族的期望，好多亲戚的钱都投到我身上了”。

　　或许整个村子就这样全都被教育卷进去了，“村里的人都是相互借钱，好几个家族的钱凑在一起才够一个大学生的花费。现在整个村里的钱几乎都通过借贷投到教育里去了，所以要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那拖累的可是一大片的人了。”赵勇的母亲对记者说。

　　C不得不冒的险

　　即使知道家里应该借不到高中学费，甚至很难贷到;即使知道母亲长在嘴巴的瘤如果扩散有生命危险，现在最急迫的是挣到做这个手术需要的1万多元，将要读初三的殷婷还是决定，“我一定要考高中，也一定要考大学”。她对记者说这话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站在记者旁边的母亲，她的母亲杨正慧头发像干枯的稻草，没穿鞋子———村民就冬天穿鞋子，其他时候“反正不穿没关系”，手里还在把孩子拣来的粪便捏成一团用来培植玉米。殷婷的头发也有将近一半是黄色，杨正慧告诉记者，这是她自己染的，她读书太拼命了，头发竟白了将近一半，还是去打工的邻居家里借到的染霜自己挑染的。她家可能是整个村里种地最多的人家了———总共承包了20亩地，父亲是隔壁村的，家里人口多，几个兄弟分下来土地就几分，所以就到这个村承包。他们家从娘家承包了7亩半地，从村里别人家承包7亩半，甚至跑到4公里路远的绿化镇那边承包5亩。但即使这么多地还是不够养活他们———这也是殷婷觉得自己一定要读书的原因，她对记者说，在土地上不管多勤奋，似乎都很难过。

　　20多亩地显然超出他们的负荷，他们家总共有5个孩子，三男两女，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殷婷是老三，底下还有两个同时读小学6年级的弟弟殷羽和殷雄。在这个没有现代化器械的农村，他们家整整承担了超过普通家庭4倍左右的劳动强度。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殷婷不可能轻松，每天白天都没有时间，就晚上读书，每天都到深夜12点、1点才睡觉，早晨7点起床就开始不停歇地上课、下课回家帮忙，“你就可以知道我女儿为什么白头发了。”说这句话杨正慧又心酸地流泪。

　　这样的劳作，他们家大概一年能收获6000斤粮食，需要交纳2500斤当作租金，剩下扣去自己吃的，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一年就要360斤，把那些剩下的卖掉，一年也就千把元。现在3个孩子，每个学费都是800元左右，“到了高中，学费和生活费下来，一年也要2000元，根本没办法”。

　　殷婷也想过要打工，她母亲拦住了。“他哥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孩子，读到初三考虑到家里根本供不起，就说要去打工挣学费，找人借了600多元让他当路费到广州，结果去了一年都没回来。春节时候来了个电话，一开口就哽咽，说他找到的工作没有超过500元的，这么久了，连路费都没赚够，更不要说学费。他说他挣不到钱就不回来了。”杨正慧还是忍不住哭了，“所以我们也不让她出去了，这几年出去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好的打工，他二舅舅也说过，这几年打工不比以前，刚去的几乎都没有超过500块的，而且大部分厂都不要人了。”

　　事实上，殷婷一家在龙场村还不算最糟糕的，龙场村还有60多户家庭受到意外的冲击———自从村里的煤矿开采后，以煤矿为原点，每年污染开始扩张，目前已经有60多户人家的地寸草不生了，拿着每平方米5块钱的赔偿金，不知道怎么过。

　　接受采访的时候，殷婷像是为自己鼓劲一样，反复提到赵世琪家，“他们家现在就过得很好。”要送记者离开时候，殷婷突然问:“现在大学生能挣很多钱吗？听说很难找工作是吗？要是读完书找不到工作挣不了很多钱我们家怎么办？我觉得我好没用。”说完这些话，她满眶眼泪。（荐自《三联生活周刊》）